基于排污量分配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为体现“差异性公平”,本研究通过构建流域排污量分配指标体系及分配模式,采用熵权法确定分配指标的权重,根据不同地区的分配比例,结合流域可分配排污量,确定流域内不同地区分配排污量.以闽江流域为例,对流域内各个地区2010~2019年的排污量进行分配,根据排污量分配情况分别测算2010~2019年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福州地区实际COD排放量均高于理论COD排放量,其超量排放范围分别为871~20857t;南平地区除2010年的实际COD排放量略高于理论COD排放量外,其余年份均低于理论COD排放量;三明地区实际COD排放量均低于理论COD排放量,其损失的排放量范围分别为1479~12507t.2010~2019年福州地区需要支付的生态补偿额度分别为1175~28139万元;南平地区除2010年需要支付生态补偿外(补偿值为821万元),其余年份均获得其他地区的生态补偿,补偿值分别为1253~13157万元;三明地区获得生态补偿额度分别为1996~16874万元.     

黄河流域城市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格局与机制分析

通过研究黄河流域战略背景和城市群发展规划,本文构建评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于城市群比较研究中,再依据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2007—2019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生态保护建设进展较为缓慢,二者耦合度波动上升。（2）上游城市群的协调度低于中下游,整体协调度提升至良好协调。（3）存在从经济发展滞后型向生态保护滞后型的转变。（4）各城市群的协调度存在关联效应。（5）影响耦合的机制和民生发展与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绿色发展与农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密切相关。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可夫链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不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2）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呈现维持原有状态稳定性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向下调整的以北方省（市、自治区）居多;耦合协调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产生负向效应,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3）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层级带状分布。     

珠三角地区近20年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分析

针对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的珠三角地区生态景观胁迫程度日趋严峻,亟需加强区域生态保护的现状,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2000—2020年珠三角地区城镇空间扩展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时空格局以及发展状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灰色预测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并预测2040年城镇空间扩展和景观生态安全耦合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9市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在20年间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由2000年的0.305～0.436升至2020年的0.385～0.545,现处于拮抗耦合阶段,未来20年将继续向着协调同步、有序发展的方向前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开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难以同步发展,景观生态状况不乐观,生态环境滞后型的地市逐渐增多,尚未全面形成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水平等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今后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耦合协调的机理研究,持续关注城镇空间拓展与景观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趋势及特征。     

民族地区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问题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是当今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劣,并且近年来宁夏经济与生态系统呈现出较大的"剪刀差"。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问题日益严峻。通过构建宁夏经济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7～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与耦合度、耦合协调模型对宁夏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评价研究。研究表明:经济系统呈逐年上升趋势,生态系统呈先增后降的趋势,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度呈波动下降态势,宁夏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宁夏经济生态系统经过了勉强耦合协调、调和耦合协调、低级耦合协调3个阶段,并且由环境滞后型过渡到经济滞后型,且在2010年后一直处于环境滞后型。最后发现宁夏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与对策。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

在分析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以省域为研究单元评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与长江经济带进行对比;利用面板VAR模型定量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响应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指数和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总体均呈现中下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的格局。（2）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中2003—2011年耦合协调度小于0.5,属于拮抗阶段;2012—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0.5~0.7之间,属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格局,在省域层面山东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最大,宁夏和青海的耦合协调状况最差。（3）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指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长江经济带的差距更大。（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个子系统都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和惯性发展特征,并且两者对于自身的影响程度都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其中高质量发展对自身的影响程度下降更为明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由于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偏低且内部发展不均衡,造成二者的作用机制不显著。     

黄河流域工业水资源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特征及时空演变

揭示工业水资源效率与工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特征及时空演变规律,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利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和基于熵权法的综合评价模型,分别测度黄河流域9省份以及上中下游的工业水资源效率及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最后通过莫兰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2010-2019年黄河流域整体工业水资源效率高于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皆呈上游<中游<下游的空间递增分布格局,各省份差异显著.(2)两系统处于高级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由中等协调进入良好协调阶段;各省份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所处阶段不同,且耦合协调度总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类型多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3)局部莫兰指数显示,高-高集聚区的具体构成最稳定,始终为山东省、河南省和山西省,使得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强者恒强”的空间集聚特征.研究显示,黄河流域各区域应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策略,通过科技赋能与环境规制提高工业水资源效率和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发挥高耦合协调度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以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促进要素...     

辽宁沿海地区用水效率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论文构建辽宁沿海经济带用水效率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运用改进的突变模型对2001—2010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用水效率和经济发展各子系统进行状态评估,其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用水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辽宁沿海经济带整体用水效率与经济发展耦合度水平从0.437 提高到0.498,呈缓慢提高状态,但一直处于拮抗阶段。用水效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减小,耦合协调度从0.254 增大到0.408,呈增大趋势但仍处于中低度协调水平;②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用水效率与经济发展都处于上升趋势,其中用水效率最好的为大连市,用水效率评估值已达到0.887,其次为锦州、营口和葫芦岛,丹东和盘锦市用水效率处于最低水平,分别为0.604和0.535。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为大连市,其次为营口和盘锦市,丹东、锦州和葫芦岛较差; ③各市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并且处于上升趋势。大连市和营口市耦合协调度2010年已分别达到0.457 和0.401,已从低度协调进入中度协调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丹东、锦州、盘锦和葫芦岛均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呈波动式上升。各市的经济发展滞后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导致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中低度协调水平;④辽宁沿海经济带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区域差距在不断减小,经济带协同发展趋势越加明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人口、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调发展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点.本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36个市（区、县）面板数据,构建了人口-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标评价法、耦合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等测算了2010—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据此分析研究时段内三元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并对子系统发展差异性进行初探.结果表明：整体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耦合协调度和经济、环境子系统发展水平呈不断升高趋势;时序上各市（区、县）人口-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呈良性向上发展趋势;空间上呈现“两核突出、中部塌陷,外围高于内部”的分布格局和“外围包围中部、由西向东推进”演变特征;研究时段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市（区、县）子系统滞后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呈“无序-有序、同步滞后-局部滞后”发展演变趋势和“U”型发展空间格局,但发展过程中人口子系统依旧存在较严重滞后问题.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从强可持续理念出发,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福利绩效值进行测度,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其空间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值在空间上已形成由北京—浙江—广东—陕西构成的四角极点支撑,并不断向沿线地区辐射。（2）2004-2015年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666, 0.680],整体处于较高强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度均值则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D∈[0.512, 0.565]）,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3）从空间格局上看,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显著,高值区（中高级协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广东—浙江两个高级协调发展极核辐射的“U”型发展轴带;初级协调阶段的地区连片扩张趋势明显。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仍处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最后梯队,受周边地区辐射影响较小,增速缓慢。     

基于机会成本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针对基于机会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建立基于机会成本的闽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分类统计了2010~2015年流域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成本,并结合下游地区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闽江流域下游地区应支付给上游地区的补偿量。结果表明,三明市获得的补偿额为0.5694~0.9407亿元,南平市获得的补偿额为2.0104~2.7061亿元,下游地区福州市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额为2.5797~3.4913亿元。针对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拓展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在补偿资金的同时加以项目或技术补偿,缓解上游地区的资金、技术压力。     

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分析与规划应对——以宁滁毗邻核心区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背景下,探索跨界区域的生态保护、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协同关系与提升路径,对于新时代区域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落实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面向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效益提升,综合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浦口—南谯跨界区域2005—2019年间的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发育及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分析,发现两地的综合发展指数基本呈现一致的增长趋势,区域及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也已发展至较高水平,但距离优质协调的目标阶段尚有一定距离,且生态子系统间以及经济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存在多次回退与波动的现象,需要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核心内容制定规划响应策略。本文提出的技术路径能够为中微观尺度的跨界区域发展水平评估与提升提供思路借鉴。     

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

论文基于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交互耦合机制,以陕西省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分别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其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2005-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整体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由中度耦合协调发展为高度耦合协调（0.549~0.800）。耦合度方面,以2009年为界,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两两及整体耦合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协调指数方面,以2007和2009年为拐点分为3个变化阶段,其中耕地保护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₃以及三系统总协调指数T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指数T₁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2）从空间序列上看,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交互胁迫关系验证及协调度测算——以辽宁省沿海六市为例

基于交互胁迫理论,对辽宁省沿海六市2007~2012年海洋生态、社会、经济三个子系统间的交互胁迫关系进行验证,并运用耦合模型进行时空协调度测算。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交互胁迫关系,这种动态耦合关系在演化周期内呈现出双指数函数的变化规律,且演化轨迹是一条双指数曲线;通过测算耦合协调度,得出大连市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总体耦合协调度高于其他五市,基本处于中级协调发展阶段,其他五市耦合协调度不高,基本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波动下降态势,生态压力指数较大,可持续发展水平亟待提高。     

中国西部地区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在2005~2018年中国西部地区水-能源-粮食系统综合发展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西部水-能源-粮食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水资源和能源子系统在2011年后长期滞后于粮食子系统,成为西部地区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短板.(2)2005~2018年,中国西部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从勉强耦合协调进入初级耦合协调阶段,且耦合协调度呈现“南高北低”的时空特征.(3)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口规模对甘肃、内蒙古等西北地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对重庆、云南等西南地区具有负向影响,影响程度在地理空间上均呈现出“北正南负”的空间特征;地方财政环保投入的影响程度从北到南逐渐增大,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受该因素的影响最大;R&D投入强度对系统耦合协调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影响程度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了多资源系统联合发展视角下的区域资源管理方式,减少对有限资源间的依赖性,改善人口规模及环保科技投入等因素,构建具有西部区域特色、体现资源优势、富有竞争力的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策略.     

福州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评价与分析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是一个定量表示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指标,强调的是系统之间各要素的共同发展。以福州市为例,对2000年-2007年福州市环境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2001年-2002年福州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大于0．8,为良好发展类型,其余年份协调发展度大于0．9,为优质协调发展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