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对银行信贷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逐步提升、债务融资中对企业环境风险更为重视的双重背景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对银行借款能力的影响,对于实体企业绿色发展和银行业风险控制等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沪市重污染行业20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对企业获取银行借款的影响,并探究企业融资需求对这种影响产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对借款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环境信息会暴露公司更多环境风险,引发债权人对公司正常经营和还本付息的担忧;但影响程度因企业有融资需求而减弱,可能因为此时项目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状况等仍是银行借款审批时的核心因素。基于研究,本文提出应明确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名录,对环境信息披露两极分化的个体进行褒奖和惩处,并加强各部门的联动与合作等政策建议。     

基于独立环境报告的中日石油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比较研究

有效的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是正确进行企业环境绩效评估的基础.本文首次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6年版)中的30个环境绩效指标,对中石油独立环境报告中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研究发现,中石油环境绩效指标披露不完整,重要的核心指标披露情况更不理想,年度间纵向比较还出现了倒退;定性指标披露多于定量指标;体现企业积极行动和效果的内容和数据披露得相对较为详细;存在选择性披露问题,可比性较差,相关信息披露也较为散乱,不利于读者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对此,我国企业应重视环境原始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将环境相关信息纳入企业日常的信怠管理系统,在披露方法上则应综合借鉴相关国际组织的做法并不断加以改进;政府监管部门也应对环境信息披露做出系统指引和规范,并积极推动环境报告审计的发展.     

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逐步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外部制度压力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因素。那么,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和企业自律系统的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吗?本文从沪、深两市68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环境数据,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用以衡量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运用内部控制指数及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及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逐年提高之态势,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市场化进程与行业特征对内部控制功能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市场化进程快或慢的地区,内部控制均能显著促进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内部控制的正向作用略强;无论在重污染行业还是在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重污染行业的正向作用更大。为此,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企业为回应监管部门、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应强化内部控制建设,尤其是要加强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信息的需求。     

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化工行业的经验数据

环境污染和环境信息披露日益引起世界各国重视.该文以化工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总数逐年增长.重污染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和数量逐年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越好,越倾向披露环境信息;大公司更有动力披露环境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公司发展能力与环境倍息披露负相关,上市公司的负债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但不显著.该文对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征、动因和作用

本文根据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综述性地介绍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征、动因和作用。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披露渠道、披露方式和披露的国家及行业分布等方面形成了特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包括企业特征、环境表现等内部因素和环境监管规定、环境事故以及新闻报道等外部合法性压力因素;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具有经济后果,而且还有合法性管理的作用。本文最后分析了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我国企业、监管者和社会公众的启示。     

国内旅游集团环境政策、实践及策略研究——基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分析

环境管理是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重污染性行业,涉及旅游行业的研究较少。本次研究以国内大型旅游集团为研究对象,根据企业的环境披露信息分析其环境政策、实践及策略。研究选取2012年中国旅游集团20强作为样本,相关环境信息主要从集团官方网站、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在线新闻报道中获取。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旅游集团的环境策略可分为外部导向积极型、内部导向积极型、聚焦型、机会型和反应型五种。尽管大多数旅游集团都获得过环保奖励或生态标签认证,但仅有少数企业实施积极的环境策略。国有企业中半数企业采取内部导向或外部导向积极型策略,而另外半数主要采取机会型策略;非国有企业中1/3左右的企业采取聚焦型或外部导向积极型策略,而2/3左右的企业对环境管理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总的来说,旅游集团的环境实践内容体现了宏观政策和行业特色,顾客环保教育、节能减排、支持环保组织以及推广环保产品较为普遍;尽管环境实践涉及范围比较广,但整体投入水平还不够高。     

新《环保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分析

2015年初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企业会如何对此做出回应?基于政企关系视角,以沪、深A股重污染民营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检验了不同市场结构中,新《环保法》对企业公开环境责任信息的政策效果及政企关联在其中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不仅新《环保法》实施当年与实施后一年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同,而且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也有所差异。具体地讲,与高层政府的关联关系显著促进了竞争市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但在新法实施当年,竞争市场的高层关联企业在信息披露时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新法实施一年后企业普遍强化了信息披露行为。就某方面信息单独来看,不论是环境战略方面还是污染排放方面,垄断市场企业在新法实施当年都没有显著变化;而竞争市场企业加强了环境战略披露,但在污染排放方面持观望态度,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关联企业更显保守。新法实施一年以后,不论市场结构和政治关联有何差异,企业都真正加强了污染排放披露。就动态发展而言,垄断市场企业与基层政府的政治关联关系明显抑制了新法实施后企业改善环境披露的速度。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政治寻租的视角丰富了现有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而且在实践方面为提高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效果提供了政策建议。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

以往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均以年报为样本,本文首次以我国112家重污染上市公司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采用指数法依据2006年全球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三版)——G3对其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进行了量化评价,并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不高,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外部监管和压力较大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显著好于深交所;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实际控股人性质与所在地区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影响不显著。因此,为了提高环境绩效披露水平,应尽量发挥外部监管机构的推动作用,沪深交易所均应加大引导和推进环境绩效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力度,颁布更为科学、规范、可行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和操作手册等,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质量。     

环境友好行为、信息公开与庇古税研究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现代社会,环境友好行为日益成为环境规制的重要考量因素,环境友好行为更将借助信息公开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手段而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实现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当环境友好行为渗透于排污费等常规的环境规制工具的实际应用中,环境规制政策应当精心设计。当涉及环境友好行为时,庇古税有何不同?在包括外部性的古诺模型分析框架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得到结论:①消费者对污染排放的反应越强烈,污染排放量越小;②给定环境友好行为,次优排污费在竞争性条件下等于污染边际损害,垄断条件下小于污染边际损害;③市场结构、污染治理成本不变时,环境友好行为是造成排污费小于污染边际损害的一个因素。     

基于Internet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及实证研究——对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度的分析

当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尚无统一标准可循，环境信息可比性较弱，公众不易通过相关信息比较以获知企业环境行为的优劣。本研究以中国规模相对较大的500强企业为例，对2006年相关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网上调研，依据初步建立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度指标体系及分组标准，对调研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尝试指出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较具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视角的分析

迫于环境保护的压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收集整理了沪深股市2013～2017年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OLS模型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用以测度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并将市场化程度纳入到实证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沟通效应",降低了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显著提升;(2)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相较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位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对其价值提升的贡献度更大。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强化绿色竞争优势提供了经验支持,而且也为政府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决策参考。     

盈余业绩与公司环境保护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披露环境信息，揭示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是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248家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净资产收益率为盈余业绩的衡量指标，采用指数法，实证检验了盈余业绩和公司环境保护性息披露水平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整体水平较低，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披露的信息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无论从行业总一体，还是分行业来看，盈余业绩与环境保护信息披露水平不具有相关性，高盈利公司并不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保护信息，“信号”理论对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解释力较弱。政策启示是：尽快推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加强对“环境敏感型”行业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定可操作性的环境审计准则。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Annual Reports by Listed Companies

Taking 248 A-shar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2006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s example, using ＂index method＂ to measur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disclosure level has improved, but the overall level is still low and unable to satisfy information users;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ize, industry type, accounting firm＇s typ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index. The companies of large scale and heavy pollution and those audited by international ＂Big 4＂ and domestic ＂Big 10＂ accounting firms have a high level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while the profitability and financial leverage has no impact on the disclosure level.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China.     

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绩效动态评价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结合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构建了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动态评价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实证分析了2000-2010年沿淮四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动态变化趋势,揭示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动态变化的动因,并对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优劣进行对比分析。评价显示,2000-2010年期间,沿淮四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按提升速度排序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按相对管理绩效水平排序依次为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其中2000-2005年期间,江苏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最高,且绩效指数年均增长率最快;2005-2010年期间,江苏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仍然最高,而山东省绩效指数年均增长最快。研究表明,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受省界断面水质达标率、COD排放量、氨氮排放量的影响较大。     

中国企业低碳环境与低碳管理再造

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各国将制定更具有操作性的碳减排目标,世界低碳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低碳发展的路径逐步从宏观治理向宏观与微观结合过渡。目前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处在政府推动为主、大企业探索性行动的阶段,今后企业将逐渐在低碳发展中发挥主力作用。企业面临的低碳环境主要包括宏观低碳发展环境、行业低碳竞争环境、微观低碳管理环境三个层面。企业管理需要根据低碳发展的要求重新更新再造。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基本活动的低碳管理再造包括内部后勤、生产运营、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售后服务等的低碳管理再造。而辅助方面的低碳管理再造主要包括采购低碳管理、技术开发低碳管理、人力资源低碳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低碳管理等。从企业外部资源管理角度来说,企业的低碳管理主要包括供应商的低碳协同管理和其他合作伙伴的低碳协同管理。本文根据我国企业的低碳环境和低碳再造的内容,提出了企业低碳管理再造的相关策略。     

非对称信息下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激励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构建了隐性声誉激励与显性收益激励相结合的动态激励机制,分析了企业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声誉激励因素的激励效应,探讨了非对称信息下隐性声誉激励机制效应发挥的有效均衡条件和相关要求,结果表明,通过引入动态声誉激励机制,不仅能促使企业更加努力进行治污。而且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或行为不可验证性造成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