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确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的综合法地位，宣示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监管体制和多元共治机制，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手段，在总结三十多年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八年来《环境保护法》整体实施成效显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得到有效贯彻，生态环境统一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以多措并举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为基础，行政执法措施收效明显，执法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环境保护法》主要制度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顺利，传统诉讼制度有效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环境保护法》司法适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施行至今，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环境保护法》存在立法理念、立法思路、法律制度相对滞后...     

海域资源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海域征收从法律属性上应属于公益征收行为,公共利益之考量必然成为海域征收中无法回避的前置性问题。"公共利益"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无论在学说还是判例上,它一直被作为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尽管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海域征收必须始于公共利益之目的,但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内涵或范围缺乏明确界定,海域征收实践中又缺失有效的程序规制和司法监督,极易导致相关行政部门在"征海"决策中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海域增值利益、侵害海域使用人合法权益。我国海域征收既缺失对公共利益内涵及其外延范围的具体立法界定,又缺少关于公共利益认定的必要的正当程序规制。因此,在法律层面解决对公共利益语焉不详并辅之以必要程序规制,是从源头上阻断政府部门非法征海、保护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的必要选择。基于我国当前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立法界定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域外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立法例的考察,提出完善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对公共利益内涵化基础上,采取渐进立法方式对公共利益加以类型化以明晰其外延范围;在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征收审查委员会,改变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主体不清或由行政权主导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的现状;遵循正当程序要求,确立并完善海域征收公众参与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海域征收决策公正透明的程序化保障机制。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海域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问题的可行立法路径选择。     

长江三角洲局部地区土壤污染的社会经济原因及其对策探讨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土壤污染现象。造成部分地区土壤污染的主要社会经济原因包括以下4个方面：一是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性立法严重滞后;二是我国集体土地产权保护的法律仍不健全;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地区经济竞争日益加剧;四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信息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等。因此,为有效防治土壤污染,保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尽快改变现行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鼓励全民参与土壤污染防治以消除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快土壤污染防治和集体土地产权保护立法并配合使用土壤污染保证金等经济手段,实行综合治理.     

禁食野生动物:法律规制的目的和限度——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证的分析和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源头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强烈呼吁。审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理念中并没有体现保障公众健康的内容;对捕食野生动物没有采取完全禁止的态度,而是根据野生动物的珍稀、濒危程度,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以及是否为人工繁育等多重标准,分别采取了禁止食用、限制食用、特别许可、支持利用等不同的措施,存在失之过宽的问题;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不周延,一些可能引发疫病传播的野生动物没有纳入保护范围。回应社会关切,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应当尽快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矫正立法目的理念,体现对公众健康安全的保障;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并制定相应的管制规范;实现相关立法的衔接,建立以“全面禁止食用为原则,分类限制禁止食用为补充”的野生动物风险防范制度。从源头上防范野生动物病毒传播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实现保护野生动物与保障公众健康安全的有机统一。     

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

该文旨在分析我国农地转用的制度软约束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农地价值、市地价值、不可逆风险和制度性约束是四个主要变量。聚焦农地转用的制度性约束:首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存在法律限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导致农民自我维权能力的弱化,难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其次,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用途管制和指标计划纵向控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但由于其自身的多目标性,往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纵向控制失灵问题长期存在;最后,现行政治架构和行政体制的局限,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征收补偿行为和强制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的司法介入,导致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行为缺乏横向制衡。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由于农民自我保护、中央纵向控制以及同级横向的权力制衡失灵,在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关于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增强农民自我维权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的控制能力,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关键是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配置;三是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效发挥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制衡作用。     

协商行政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规范表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标志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确立。赔偿磋商制度是指经国务院授权的赔偿权利人就生态环境损害在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的基础上主动与赔偿义务人磋商,达成赔偿磋商协议并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制度流程。赔偿磋商制度是我国在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下的制度创新,该制度以其手段上的协商性和目的上的公益性区别于传统的环境治理方式。赔偿磋商的主体、磋商程序和保障措施作为赔偿磋商制度锁链上的关键部分直接影响到制度的运行效果。在中央对试点地方关于该制度探索的开放政策安排下,各试点地方关于赔偿磋商制度的构建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不同的制度设计体现出其与现行法律体系的不同契合程度以及在环境治理后不同的社会效果。目前我国各试点地方的赔偿磋商办法存在一系列规范性问题,集中体现在确定赔偿磋商主体时权利内容的疏漏、建构赔偿磋商程序时公众参与的缺失以及履行赔偿磋商协议时司法确认存在不足。这些制度性缺失不仅与现行规范体系相悖,并且不利于赔偿磋商制度的全国性适用。故而需要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法律关系入手,探究赔偿磋商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障。把握赔偿磋商法律关系协商性本质、准确理解赔偿磋商的基本制度要在传统公、私法律范畴的张力间把握其根本性质,要在协商行政的语境下认识赔偿磋商制度在治理模式上的本质特征,要通过扩大主体参与、严格磋商程序、完善司法保障的规范展开确保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在开放式的公共治理过程中不受减损,从而为赔偿磋商制度提供逻辑和制度上的统一观照。     

域外流域立法的发展变迁及其对长江保护立法的启示

本文采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域外流域立法的发展变迁规律及其对长江保护立法的启示。域外流域立法经历了传统法调整阶段、现代流域立法产生阶段和流域立法的综合化三个阶段。法律上的流域空间逐步具备独立性,并向整体性和综合性迈进,推动域外水事立法体系不断完善,以独立的、更为综合化的流域立法来容纳和调整日趋复杂的流域法律关系,并发展出对特定流域空间的流域特别法。《长江保护法》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为特定的河流流域立法,域外规律启示,作为一项开创性的水事立法,应首先明确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才能理顺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①20世纪以来,在科技进步、流域管理理念和流域经济的推动下,流域空间在法律上成为独立的水资源管理单元,标志着现代流域立法的产生。②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流域立法逐步综合化,从地方分散立法为主走向中央统一立法,从单项立法走向综合立法;综合化不仅是对"碎片化"的流域单项立法和地方立法进行整合的立法技术,更是法律对现代流域空间扩张的调整与适应。③现代流域立法主要有普遍性流域立法和流域特别立法两种模式,各国在选择流域立法模式时,政治制度、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流域功能和流域问题的特殊性,是决定是否制定流域特别法的主要因素。④域外流域立法发展变迁的规律启示,在我国水事立法体系中,《长江保护法》在层级上应为流域特别法,是水事立法的新类型;在内容上是流域综合法,而非单项保护法;在空间上仅适用于长江流域,未来能否推广到黄河等其他大型流域,需深入研究流域特别法的适用条件。     

全国自然保护工作会议召开

全国自然保护工作会议于1990年7月20日在长春召开。国务院有关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主管自然保护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将着重从健全法规、加强管理、交流经验等方面研究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自然保护工作,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共商对策。会议还将对《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工作的意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办法》等有关自然保护的管理办法及条例进行讨论,以便尽快完善我国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评析

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本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前后的资源配置状况,以确定配置方式的有效性或选择合理的调控制度.结果表明,与土地征收相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在有无相应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如何安排以及利益主体行为趋向的影响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一定更有效.如果缺乏合理规范或有效的制度安排,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功能仍然是微弱的或将带来资源配置负效应.要实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就必须在把握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系统内部结构及外部环境对资源配置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优化调控.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立法建设,为流转提供法律支持;深化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及其产权权能;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培育与政府管制制度的系统建设和改革,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耦合;转变政府职能,多方面保障政府行为规范化.     

无主物的意涵类型化界分及其面向再生资源利用的制度选择

我国民法制度规范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无主物概念以及针对先占的制度设计,在循环经济视阈下,再生资源的立法价值足以承担起构建先占制度的试金石。经过对无主物意涵进行类型化梳理,可以发现现行立法例和传统物权法的划分方法都无助于对其本体的科学认知,而只有"原生无主物"与"继生无主物"的类型区分能够对无主物概念进行科学划分和正确定位,其中,再生资源就是继生无主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一逻辑线索推演就能发现,当下再生资源的权属归依存在着本体意蕴与相似概念区分不明、私权本位与国家主权取得原则间的矛盾、以先占制度缺失为典型的制度空白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三个标准、三项原则以及三个步骤"的"三个三"的解决方案。在理论层面上,首先必须明确再生资源应当由非经特殊技术改造已基本丧失原物的基本功效或功效极大减低、在特定的场所以特定的形式出现、结合社会一般性认知等三大判断标准共同来确定再生资源的属性,其次通过国家主权安全保障原则、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原则、社会稳定保障原则等三项原则限制国家主权取得原则的滥用,进而解决再生资源入法的理论障碍;在实践层面上,可以规划三个立法阶段,首先通过习惯法基于物权法定的缓和理论和社会普遍意识认知确认再生资源物权取得的正当性。随后对《民法通则》《物权法》等内部条文进行修订,分类设定不同类型无主物的权属分配,设计再生资源物权取得制度以作为先占取得制度的尝试。最后,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和《资源综合利用法》立法中设计再生资源产业的权利义务配置,进而实现再生资源顶层设计从一般法到特殊法的制度体系的完善。     

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把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分为25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类,重点研究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考察了借贷成本、双边贸易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中国选择FDI的类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将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选择FDI的类型从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作用机理探析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中消费通过前后相关联，从生产到资源利用和直接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两个方向影响着城市环境。据此．以河谷型大城市兰州市为例．以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家庭消费等四项指标代表消费结构构成．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等计量模型来定量研究1990-2002年13年尺度下消费构成变动对环境的影响．探讨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

环境恶化已成为攸关人类可持续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弄清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机制,对于破解＂经济增长-环境恶化＂怪圈,寻求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合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包括“经济增长原因说”和“科技原因说”在内的环境问题探源研究,仍未取得公认一致的科学性结论。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论证了关于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理论”,能很好地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走势,也为解决环境问题指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集聚优势视角的资源诅咒现象分析

资源诅咒是指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限制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国际经济学界一直在寻找其中的传导机制,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有的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有的认为是因为荷兰病所致,有的则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还有人认为是丰裕的自然资源引发了寻租和腐败.笔者则是另辟蹊径,运用集聚优势理论,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生产优势、金融优势和战略优势的影响入手,全面地解释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自身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而丰裕的自然资源又使人力资源优势和技术资源优势丧失,从而降低了生产优势;丰裕的自然资源又通过汇率的变化使金融优势变弱;丰裕的自然资源还影响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战略、政治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从而使战略优势降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三大优势的影响,降低了该国或地区集聚优势的能力,抑制了经济增长,从而产生资源诅咒现象.笔者还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影响研究

我国粮食生产在实现了"十一连增"之后正面临着城镇化所带来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挑战,如何实现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以1994-2012年我国29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方向距离函数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测算框架,对我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值进行了测算,并对不同阶段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城镇化细分并设置了人口城镇化指标、土地城镇化指标、产业发展城镇化指标和生态环境压力城镇化指标,利用所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4-2012年城镇化加速期,我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与环境的协调度要优于粮食平衡区,但是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环境在逐步恶化,粮食平衡区则在逐步好转;2人口城镇化有利于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提升,对粮食主产区则相反。土地城镇化、产业发展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城镇化不利于全国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3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功能区差异性。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环境行为政府管制的研究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目的是在公用事业行业引入民间资本和市场竞争模式,提高公共产品服务的产出质量和效率。以电力行业的民营化为例,电力市场对于民营企业的开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电力生产水平．解决当前电力供求关系紧张的问题。但是,大量民营企业介入电力生产,由于其技术落后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以及污染物的无序排放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困扰。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加强政府对于电力企业等公用事业民营化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管制,同时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环境立法,达到公用事业积极发展和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双赢目标。     

Dynamics of vegetation in the tundra-taiga ecotone on the Kola Peninsula depending on climate fluctuations

The dynamics of northern forest boundary and the state of vegetation in the tundra-taiga ecotone in the northwestern Kola Peninsula have been evaluated using Landsat satellite images obtained in 1986 and 2005, the years encompassing the period of recent climate warming. Values of the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in these years have been calculated to construct a differential index image reflecting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 Its analysis has revealed an increase in the density of open forests and in the thickness of dwarf shrub vegetation, which has expanded to the lichen tundra.     

基于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的旅游节庆发展研究

本文运用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理论揭示了旅游节庆与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的特征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节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型,从重构惯常生活世界、营造旅游世界和旅游活动设计注重社区居民与旅游者互动三个方面提出了旅游节庆发展的新思路与方法。     

Research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coefficients of the integral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selects per capita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and build panel threshold model according to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1998 to 2016.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opulation aging ha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integ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hose influence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process. As for internal structure, population aging has no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but exerts a single negative threshold effect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under the threshold, its negative impact is greater. Further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exist significantly i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