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现状、问题及对策

本文从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进程缓慢的历史和参与意识日益提高的现状出发，分析了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存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公众主动了解环保知识不足、参与机制不健全、渠道不顺畅等问题，提出了以加强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决策民主化，建立和发展环保社团等办法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对策。     

从公民环境权看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前景

在世界范围内,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公民行使环境权的基本方式,申请政府环境信息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开端,提起公益诉讼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环境信息的公开程度,决定着公民环境权能否实现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走出目前的环境信息公开困局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主动适应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尽早实现环境管理模式的生态化,使环境信息成为福音,而不是负累。     

如何保障新《环境保护法》有效实施

徒法不能以自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要落到实处,真正发挥效力,必须建立健全实施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为此,应加强环境教育和环境法的宣传普及,营造环境法治文化,让社会成员知法、懂法,普遍遵守环境法律义务,真正有力地推动法律贯彻。同时,进一步制订实施细则,构建诸如＂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具体制度,以切实保障其实施。新《环保法》对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并未做出实质调整,说明部门间的利益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的协调,应进一步加强监督,严格责任。     

公众参与在环境风险评估中的作用

在环境风险评估中,公众参与可以让公众的个人知识对专业评估做出补充,让公众对评估程序进行监督,可以大大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提高公众的心理承受力,起到稳定民心的效果。应运用各种手段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并在环境信息的采集上吸纳公众的最直接的感受,使其与跟科学检测的一些指标相配合。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正>(环境保护部令第31号)第一条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促进企业事业单位如实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推动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第二条环境保护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第三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强制公开和自愿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如实地公开其环境信息。第四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指导、监督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制度。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开展指导、     

莫让环境信息束之高阁

环境问题是社会公共问题,环境保护活动的开展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实现这种合作与参与的一个基本前提便是公众对相关环境信息的获知。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提高环境执法效率、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措施。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与执法——“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的启示

"什邡事件"、"启东事件"折射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的缺失。立法需要从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中有关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程序和内容做出进一步改进,执法则应当认真遵循立法所设定的原则和标准,这样才能比较好地防范或者说有效地处理好这类事件。《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及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总体上进一步加剧。我国环保困境的根本成因是政府环境规制的失灵,而其根本出路则在于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应当认真对待和创立(或完善)公民环境权、环境NGO结社自由、PRTR制度与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只有引入社会监督,才能有效克服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环评报告的公开属性及其制度实现

环评报告是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要制度机制。就其本身而言,环保报告属于政府信息,应被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范围。在一般情况下,环评报告不属于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不能被简单列入公开豁免的范围。在环评报告具备公开属性的前提下,政府机关应优先选择主动公开的方式。环评报告的主动公开可以吸引更多公众参与环评,有效遏制审批寻租,促进更为优良的环境公共治理。     

环境保护中政府和公众的博弈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现代政府治理的主要课题。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对公众的影响越来越深,政府和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不断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中。政府和公众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于信息交流的不顺畅,政府和公众在环境保护参与中进行着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的情景不断变化,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在不断地变化,他们采取的策略也不断发生变化,他们之间的博弈从合作博弈到非合作博弈再到合作博弈,不断循环,从而达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的。     

论新时期的环境新闻宣传工作

近年来,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环境新闻宣传作为环保工作对外的窗口仍停留在固有的模式,面临着环境形势严峻、信息传播迅猛发展等诸多挑战。从新闻制度、舆论引导、宣传平台、网络舆情和环境突发事件等方面提出了新时期环境新闻宣传工作的对策建议。     

绿色消费的社会治理体系研究

绿色消费,伴随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产生而逐步体现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消费什么主要由消费者自行决定,政府难以强求;是否消费绿色产品,受到收入、受教育程度、追求品质的动机等要素影响,购买消费品时还受认知过程、情绪过程、意志过程制约。绿色消费不仅要满足人体健康和社会需求,还要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要求,以实现消费品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包装物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最小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激励、宣传教育、率先垂范等途径引导公众更多的消费绿色产品。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调查研究——基于公司高管的访谈

上市公司高管态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产生重要影响。为充分了解企业高管如何看待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涉及的环境信息沟通、披露制度、能力建设等多方面问题，本文对涉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16家上市公司高管进行访谈调研。研究发现，多数高管视社会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的环境信息需求为较大的潜在风险，非强制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的主要原因，企业重视环保投资但信息公开能力建设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弱。本文提出编写环境信息公开指南及实施细则，提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能力建设，拓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奖励形式等建议。     

智慧环保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在政务、环保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智慧环保成为环境保护及环保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本研究以促进环境保护部及地方环境保护单位智慧环保建设为目标,在对比之前智慧环保定义的基础上,提出新一代智慧环保的定义,更加强调互联互通、业务协同、公众服务等方面,并且明确了智慧环保的三个应用目标。基于对智慧环保总体架构和目标内涵的解析,遵循指标具有代表性、可理解性、可采集性、可扩展性的原则,参考国家智慧环保建设相关政策文件要求以及智慧城市、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相关文献,经过多次专家咨询建议,形成一套智慧环保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4个维度、12个要素、42个指标。评价指标的提出对引导智慧环保建设有序发展、促进环保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环境教育法制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治理

加强环境法制教育有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理念,促进环保社会治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环境教育法律依据、教育内容、教育职责、教育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我国大陆开展环境教育法制建设,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党、政府、社会、公民和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解决组织主体、参与主体和经费保障等关键问题,符合实际并发挥实际作用。在党内法规方面,要制定与国家立法相衔接的环境保护党内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国家立法的建设方面,制定专门了《环境教育法》或者《环境教育条例》,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环境宣传教育权利和义务,把环境宣传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社会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等制度和机制,采取有针对性和可接受的宣教方法与机制,促进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制度得以运行。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机制的法制探讨

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是一项重要的公众民主权利。我国已经将环境公众参与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在实施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从法制的角度探讨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理论依据,分析和论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度的主要方式,并提出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度的建议。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①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②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③《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