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判——以长株潭和泛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的发展阶段是研究城市群或城市群规划建设中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鉴于目前对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没有统一标准,综合国内外对城市群发展演化阶段的划分方法,借鉴生命成长规律,把城市群发展划分为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并对城市群各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概述.结合城市群各发展阶段的特征,构建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城市群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并制定了指标评判的界定标准.最后,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层次分析法,对长株潭城市群与泛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实证评判.评判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已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但仍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中前期;泛长株潭城市群仍处于雏形发育阶段,但已处于雏形发育阶段的中期.     

基于ARCGIS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环境容量评价

区域环境容量评价与分析是区域合理开发和布局的重要依据。在ARCGIS技术的支持下，首先对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大气、水和土壤环境容量分别进行评价与分析，形成等级图，然后，进行各因素空间叠加，经综合分析与评价，将核心区划分为5个区域：优良区、合理区、饱和区、超饱和区、过度饱和区，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其主旨是为促进该区域空间科学开发与布局、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对规范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理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提供参考依据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探讨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制定有效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扩张强度指数、景观扩张指数以及SAR Probit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呈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并表现出"中心-边缘"扩张空间格局。(2)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类型整体上呈现扩散向集聚转变态势,符合"扩散-集聚"的城市增长理论。1995～2010年以飞地式扩张类型为主,2010～2018年边缘式扩张类型替代飞地式成为主导类型。(3)社会经济、地理、可达性以及溢出效应等因素综合作用,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了正向和负向影响,判定出社会经济和溢出效应因素为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主控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四力"驱动机制框架。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过程,能够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高质量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探讨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7年12月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面临巨大的蚕食开发压力。重点分析了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背景，论述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和绿心生态构建思路，强调“保护与开发并重，保护优先”的规划策略。通过构筑绿心生态安全格局，对绿心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并进一步对限建区进行细分，从而在非建设区强化生态服务功能和绿心生产功能，达到“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目的。〖     

环长株潭城市群空间联系演变特征与对策研究

科学揭示城市群内在空间联系特征是诊断问题与优化对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城市综合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和可达性分析基础上，基于空间相互联系、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对内集聚影响力等层面方法集成对2006年以来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空间联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的内心圈层结构，交通科技对城市空间联系产生的时间压缩效应明显，空间联系网络格局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北高南低、东北高西北低，但区域差异程度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呈现出以长沙为主核心的圈层模式与常德市为副中心的极核模式并存的局面；长沙是城市群集聚的核心，益阳、娄底、常德处于城市对内集聚影响的低位区，城市群对内集聚影响能力沿高铁线路分布和拓展，长昆客运专线开通后核心地带开始呈现出向西偏移的态势；针对城市群存在极核结构依然明显、内核圈层尚处雏形、区域网络联动效应较差、基础配套有待加强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区域产业协作、优化战略政策和完善一体化交通体系的建议。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本，由于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问题日益被重视，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研究已成为当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前沿课题。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探讨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针对长株潭城市群土地资源特点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3个方面构建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鉴于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土地生态安全动态性,将熵值理论与模糊数学理论相结合的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99～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的土地生态安全呈现逐渐恶化趋势，目前已经处于不安全等级；同时存在水土协调度、受灾面积成灾率、人口增长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万元GDP能耗等不安全因素，威胁着土地生态安全。     

长株潭城市群农业用地损失的动态模拟研究

对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农业用地损失进行动态模拟研究,有助于准确归纳其损失的趋势和机制,为农业用地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依据。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通过遥感影像图的收集与处理以及空间数据库、方格网系统、十二向玫瑰图和三维山丘图的构建,对城市群扩张和农业用地损失的过程进行动态模拟,通过离心模型归纳导致农业用地损失的动力机制,并对2020、2025年的农业用地损失情况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城镇建成区扩张是长株潭城市群农业用地损失最主要的原因。伴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变,农业用地损失经历了"中心区主导—中心区与产业园区共同主导—连绵式损失"的过程。如不加以控制,至2025年,一个总面积达1 500 km~2,呈连绵状分布的超大型都市区将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现有中心城区、产业园区之间的农业用地将逐渐消失殆尽,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环境损失。从空间规划上优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式,从政策法规上对侵占行为进行严格控制,是保护农业用地的关键所在。研究有望为我国城市群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方法论参考。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研究

在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收集，利用灰色加权关联理论，计算了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并对各年份生态承载力安全警度进行了判定。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由“高警”下降为“轻警”；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系统来看，安全指数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则由“高警”或“中警”下降为“轻警”。分析表明：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我们也发现，试验区统计年份安全指数数值都在 0.700 0 之下，与 “无警”（0.850 0）状态距之甚远，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长株潭城市群人为热排放对城市热环境影响研究

采用"自上而下"的能源清单法,研究了长株潭城市群2017年人为热排放量及其时空分布特征;同时,利用中尺度天气预报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WRF)及其耦合的UCM对夏冬两季分别进行数值模拟试验,定量分析了不同类型建成区人为热排放增温效应的季节性差异.结果表明:(1)长株潭2017年人为热排放总量为3.49x1017J/a,平均人为热排放强度为14.22 W/m2,工业、建筑、交通和人体新城代谢对人为热的贡献率分别为48.15％、40％、11.3％和0.55％.(2)人为热的引入使得城市群主城区夏季和冬季的平均温度分别升高了约0.7℃和1.5℃;冬季增温效果是夏季的2倍.(3)不同密度分区人为热排放导致的增温效果不同,总的来说,工业/商业区＞高密度住宅区＞低密度住宅区.     

基于“耦合距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范围定量测度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     

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县（市）作为研究单元，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1986、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比较各单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特点；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探讨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经济活动有明显的经济中心指向、沿海指向，空间发展依然以极化为主，新的发展极已经出现，但分布在区域的边缘地带，带动作用不大；大都市区整体规模加剧膨胀，核心和外围地区出现极化和反极化现象；东部地区出现网络化发展的雏形。原有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经济全球化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研究

在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收集,利用灰色加权关联理论,计算了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并对各年份生态承载力安全警度进行了判定.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由“高警”下降为“轻警”;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系统来看,安全指数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则由“高警”或“中警”下降为“轻警”.分析表明: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我们也发现,试验区统计年份安全指数数值都在0.700 0之下,与“无警”(0.850 0)状态距之甚远,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山东寿光沿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诊断

以寿光沿海湿地为例，运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进行了综合评价。首先从湿地生态特征、整体功能特征及外部社会环境三方面选取23项评价指标，构建了寿光沿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综合评价体系，整个指标体系分为单项指标、亚类指标和综合指标三个层次：然后进一步把评价指标划分为很健康、健康、亚健康、疾病4个等级，运用定量、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定性描述等多种手法界定了等级划分标准，确定了各指标的等级隶一度，构造了隶属评判矩阵；通过专家咨询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构造了权重向量；最后，运用加权平均型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寿光沿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逐级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该温地系统在最大隶属程度上处于亚健康状态。     

中原城市群城市承载力评价研究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中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选取中原城市群中土地、水资源、交通和环境要素承载力指标,建立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水资源承载力对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影响最大,而且是城市群发展中的短板要素;②城市群供给指数低于需求指数;③城市综合承载力在五大城市群中处于中等水平:④郑州和洛阳引领城市群发展的能力有限.针对上述问题,作者从城市发展速度、模式以及居民行为方式等方面提出提高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     

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研究

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分析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提出了优化配置方案。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平均水平较高,但城市群间差异较大;环境因素对综合经济效率影响显著,拥有高新科技、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城市群综合效率较高;剔除环境和随机影响因素,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由技术效率变为规模效率,且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城市群数量增多。政府应加强城市群间的联系与交流,注重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结构的调整,从而提高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     

基于能值改进生态足迹的长株潭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

为衡量和评价区域发展的可持续状况,针对传统生态足迹模型的不足，利用从系统论出发并具有基于流量算法优点的能值分析理论,建立基于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该模型增加了水消费、污染等生态足迹，用输入输出能值对生态足迹进行调整，同时生态承载力扩展为自然生态承载力、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生态承载力、生态服务价值承载力和人类劳务生态承载力等，并综合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度，充分考虑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性，以及人类作用的主观能动性等，较为全面地反映城市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持续性。采用该模型计算了长株潭城市群2000～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演变,结果显示生态足迹不断增加，生态承载力波动发展，略有下降，而生态赤字增加明显，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高于05且趋近于1，城市群可持续性发展状况堪忧，采取必要的措施刻不容缓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供需预测及格局分析

本文运用GM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土地需求量进行预测,基于遥感影像资料等,分析了该区可用于建设的土地潜在供应量,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土地供需协调发展格局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发现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市区土地潜在供给能力较周边市县低,城市建设相对饱和,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区域发展的未来方向需根据土地供给条件适时进行调整,区域发展空间方向应由市区向周边市县扩张的发展格局转变,用推拉力带动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扩张。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及趋势预测

在梳理耦合跃迁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凭借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重心模型与GM(1,1)灰色预测模型，科学测算与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未来演变趋势。研究表明：(1)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发展情况总体向好；(2)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平稳上升态势，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状态向协调发展状态的转变，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平衡，呈“中心-边缘”与“Z字型”分布特征；(3)长三角城市群高科技创新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生态环境水平城市的空间错位分布特征显著，其中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空间匹配程度最优，但在经历前期快速融合后，现面临难以继续深化的难题；(4)预测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改善，但个别西部城市仍无法跳出失调衰退的发展状态。最后，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本文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