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绿色发展路径的多元外溢效应与补偿机制——基于CGE模型的情景模拟分析

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动态模拟2022—2031年乡村绿色发展路径对总体经济、农业部门与农户的直接影响效应,对工业服务业、城市居民与资源环境（碳排放水平）的多元外溢效应以及补偿机制对各部门、各主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从直接影响来看,乡村绿色发展对总体经济、农业部门的碳排放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2)从外溢效应来看,乡村绿色发展整体上对工业和服务业的碳排放与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同样显现为正相关关系,而农业绿色创新对工业部门的碳排放与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为负相关。(3)从外溢补偿机制的影响效应来看,对农户绿色消费行为实施消费侧外溢补偿机制较为有效,能够全面提升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减少其碳排放;对农业绿色创新实施外溢补偿机制将引致创新资源的市场扭曲;而绿色能源供给侧引入外溢补偿机制则能进一步提升其结构性减排效应,但不利于总体经济和工业部门的增长。     

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动态响应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将能源消费构成中的煤、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折算成碳排放量,采用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计量研究,定量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短期内会导致碳排放与资源消耗增加,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降低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碳排放的增加在短期内会促进GDP的增加,但长期来看碳排放的增加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且最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趋弱。     

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演变与脱钩的驱动效应研究——基于LMDI-Tapio两阶段方法

运用LMDI-Tapio两阶段方法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2015年用水量变化驱动效应与脱钩状态,分解脱钩指数,探究脱钩状态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稳定且状况较好的脱钩—弱脱钩—强脱钩变化过程,3省市总体脱钩状态存在差异性:浙江上海江苏;上海脱钩因素贡献率为:强度收入人口结构,江苏和浙江的脱钩因素贡献率均为:收入强度结构人口。结果表明,产业用水强度和产业结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促进因素,经济收入增加和人口规模增长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与经济增长脱钩的抑制因素。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应改善发展结构,优化三大产业的用水比例,积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以保持强脱钩的理想状态。     

宁夏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关系分析

水资源短缺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加强城镇化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演变规律及相互作用关系的定量化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2000—2012年城镇化、三次产业发展及用水结构等统计数据,首先分析宁夏城镇化与用水结构的发展现状,其次定量比较和分析宁夏城镇化水平与用水效益、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的演化过程,并模拟城镇化水平与用水效益、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显示,农业用水总量高但比重在下降,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比重随城镇化的进程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城镇人口每增加1万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增加20.91万m3;工业增加值每增加1亿元,工业用水量增加13.19万m3,城镇化水平与用水效益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对用水效益提升起促进作用。预测到2030年,城镇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分别将在现状基础上增加0.2124亿m3和3.325亿m3,需要通过农业节水和压缩农业用水,才能满足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水资源需求。     

辽宁省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水足迹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法测度了2004—2014年辽宁省各城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从时间上看,2004—2014年辽宁省整体水资源利用效率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从空间上看,辽宁省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上呈中间高、东西两侧低的格局,且东侧高于西侧。运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Durbin计量模型研究了辽宁省各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辽宁省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辽宁省各城市的劳均GDP、教育经费、工业和农业用水比重、农田实际灌溉平均用水量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均用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教育经费的增加、农田实际灌溉平均用水量的控制能够促进水资源利用效率上升;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均用水量的增加会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川东北丘区水资源利用结构与利用效率分析

采用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比较水资源生产率三种方法,对川东北典型丘陵区南充的用水规模、用水结构与用水效率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空间分布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近年来南充用水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除生活用水量有所减少外,农业、工业、生态用水量呈上升趋势,其中农业用水规模最大,生活用水次之,生态用水最少。2对水资源的空间分布,南充生活用水最均衡,农业用水次之,生态用水相对合理,工业用水差距大,较集中。3南充第一、二产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已达到四川省平均水平,但第三产业的用水效率差距较大,有待进一步提高;南充第二、三产业比较水资源生产率高,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大。     

节约,就是环保

正环保是现在全世界最热的一个话题,但许多人听了环保两个字感到与自己很远,更别说去做了。其实环保可以很简单,比如节约,比如简单生活。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每年用水量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长。世界人口在50年代为25亿,1999年增加到了60亿,增加了1.4倍。农业用水量增加了5倍,工业用水量增加了26倍,家庭、生活用水量则增加了18倍!这是一个个多么不可估量的数字!按     

近30年库鲁斯台草原退化过程分析

以库鲁斯台草原作为研究区,利用80年代到2014年草原范围内生物量、牲畜量、耕地数量及其用水量等数据,对库鲁斯台草原退化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1)目前库鲁斯台草原退化严重。草原范围内湿地面积从80年代至2014年减少了85.0%、草地可利用面积减少了36.5%、退化草地面积增加了225%、盐碱化面积增加了233%、草地沙漠化面积增加了2350%。(2)库鲁斯台草原退化主要原因,一是农业用水大幅增加。草原范围内总灌溉面积从80年代至2014年增加了186%、草原内机电井数增加了292%;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2000年,额敏河流域总用水量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从2000年又呈大幅增加的趋势,总用水量从80年代至目前增加了36.11%。二是草地牲畜数量大幅增加,引起草地生物量减少,草原范围内牧业户数从80年代至2014年增加了24%,草原内过冬牲畜量增加了45.6%,草地总产量减少了64.43%。     

新疆孔雀河流域生态退化问题与保护恢复研究

保护孔雀河流域荒漠河岸林对阻挡库木塔格沙漠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合拢、维系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孔雀河流域生态问题进行了诊断分析,提出孔雀河流域的水资源过度开发已经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农业用水量的不断增加,强烈挤占了生态用水。产生这些问题与流域生态水权管理体制缺失,监管体系不健全有关。针对此,提出要改变以往完全依赖扩大种植面积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控制流域灌溉面积;实现地表水、地下水两水统管;以水定地,积极推广节水技术;实施差别水价,建立生产用水的市场调节机制;加快孔雀河沿岸胡杨林区的"退耕、封井、还水"行动,构建孔雀河流域生态管护与合作机制,明晰孔雀河流域胡杨林生态管护的权责。     

基于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的江苏省经济增长与水污染排放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采用1990—2013年江苏省市级面板数据,基于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运用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和参数、半参数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经济增长与工业COD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江苏省经济增长与工业COD排放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全省工业COD排放随经济的发展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同时人口增长对水污染物排放影响很大,二者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了经济持续发展能够协调并能解决其与水污染排放之间的困境。本研究丰富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水污染关系在市级尺度层面的实证研究,为"十三五"期间江苏省水污染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     

云南省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响应研究

采用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耕地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计量研究,定量识别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以耕地资源的消耗为代价,但长期来看,经济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耕地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耕地资源的增加在短期内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耕地资源的依赖会逐渐降低,因此建议从提高经济效率与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等方面促进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     

云南省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法对云南省1994—2014年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趋势做了定量分析,测算了云南省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种植业是推动云南省农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拉动率较大,起支柱作用;牧业拉动率仅次于种植业;林业、渔业对农业经济增长相对较小;云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植业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形成由种植业中粮食作物的持续稳定生产为主,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协调发展为辅的态势,云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优化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环境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和农村环境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基础和根本保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各种工业废弃物和农用化学物质不断地涌入农业环境,使得农业环境的污染负荷增加,农业本身产生的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农业环境正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环境各个要素的污染都会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主要介绍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我国农业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了农业信息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采用2003—2007年的数据,运用Eviews 5.0软件对农业信息化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信息化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农业生产总值就增加0.733%。最后为实现农村经济增长提出加速发展农业信息化的积极对策。     

基于“两山”理论的南疆脆弱区生态与经济系统互动效应分析

以南疆生态脆弱区和田地区为例,选取2004—201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两山"理论及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理论揭示了生态与经济系统影响机理。基于生态承载力、生态弹性力、经济开发强度与经济开发速度4个指标构建动态演化模型,分析了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2004—2012年和田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弹性力均呈上升趋势,具有较强的趋同性,经济开发强度与开发速度上升趋势明显。②生态与经济系统各要素间相互影响和制约,以大量的要素投入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抑制作用较强,致使生态系统脆弱性和敏感性日益加剧。依据"两山"理论制定保护和发展规划,推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协调共生和可持续发展,对有效促进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FDI和对外贸易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协整性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对省内1991—2011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发现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FDI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互的因果原因,FDI虽在短期内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但长期是递减趋势;进口仅为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不显著。从短期内分析,误差修正模型FDI比进口的正效应更显著。相对于进口,未来FDI贡献度将不断增加,提出了推动安徽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重庆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与分析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环境与经济矛盾日益突出,为研究西部地区经济与环境关系,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选取1990年~2011年共22年的经济指标(人均GDP)与污染物(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等)排放量为环境指标,建立经济与环境指标的协同演化模型,绘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对重庆市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呈现明显EKC关系,其转折点为2005年,即人均GDP为10982元;重庆市人均GDP与工业SO2排放量及与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良性关系出现和将要出现在2010年和2015年;重庆市人均GDP与总体的工业"三废"排放量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倒"U"EKC关系,2006年以后,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工业"三废"排放量不断减少,2011年时,工业"三废"排放量趋于平缓。由此也说明,重庆市工业"三废"排放量有明显好转的趋势。     

甘肃省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方面,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甘肃省电力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四个影响因素均与电力消费之间呈正相关;2 GDP、工业比重、城市化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增长1%,甘肃电力消费就分别增加0.35%、0.28%、1.37%、0.10%;3城市化对甘肃电力消费增长的贡献最显著,经济增长和工业比重是影响甘肃电力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弱。未来甘肃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要保证电力需求的有效供给。     

安徽农业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分析

基于2006—2016年安徽省农业GDP和农业生产能源消耗的基础数据,核算了在此期间安徽省农业生产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总量,并利用Tapio脱钩指数分析了农业能源消耗碳排放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脱钩关系。结果表明,安徽省在此期间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能源消耗碳排放绝大多数处于弱脱钩状态,并有向强脱钩转变的趋势。安徽省应大力发展减排技术,减少柴油和原煤的消耗量,尽早实现农业能源消耗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脱钩。     

人力和物质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为探索人力、物质两大资本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采用我国31个省份2001—201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对两大资本的产出弹性。结果表明:人力、物质两大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人力资本作用更大。在差异性方面,东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地区受物质资本影响显著;中部地区、农业经济高水平的地区两大资本对农业经济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人力资本作用更强;西部地区、农业发展低水平的地区两大资本对农业经济作用不显著,农业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