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体制下农业面源监管的难点与应对建议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对完成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农业废水面源污染现状来看,畜禽养殖业排污在农业源中占绝对优势,且全国仍有90%以上的分散养殖畜禽未得到综合整治,整治力度亟需进一步加强;农业废气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秸秆焚烧,已成为重污染天气的帮凶之一,近年来秸秆综合利用率有所提升但仍存在秸秆焚烧现象。"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生态环境部的新职能,新职能带来新挑战:由于农业源具有分布分散、受地域等因素影响较大、治理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等特点,以工业污染治理为核心的环境管理体系"难以作为";另一方面,基层监管工作缺少数据、缺少人员,现有基层环保队伍承接新职能的能力明显不足。为此,提出应对建议:一是建立适应农业面源特点的环境管理体系,二是采取多种手段强化农业面源的环境监管,三是推动各级政府加大农业面源治理力度,通过规范农业生产的清洁化水平,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产生量和排放量。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与传统的治污模式相比,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以有效提高污染治理的成效,集中对污染治理的监管,有利于发展环保产业。第三方治理模式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目前还面临相关立法缺失、责任划分不清晰、监管机制存在漏洞、配套制度不健全的困境。提出应当完善第三方治理立法,明确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的责任分配,完善监管机制,健全配套制度,以优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及成因分析

详细阐述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具体表现,并综合分析了污染造成的危害及产生污染的原因,针对具体情况从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增强环保意识、统筹城乡发展防止污染转嫁、完善农村环境监督法律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治理环境污染、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行性措施,以期为我国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提供参考。     

推进“十大行动”,护卫环境安全

阜宁县环保工作坚持＂三个并重＂,即源头污染防范和末端污染治理并重,工业污染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并重,严格执法和热情服务并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加强环境保护,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水源、大气、土壤、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严格监管危险化学品。     

中日农村环境管理对比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与我国在历史上同属传统的东亚小农经济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具有共通性。日本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调整适应,政府也数次推动乡村振兴。对比研究中日两国农村环境管理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虽然两国在农村环境管理上有相似性,但也有较大不同,我国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农村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必须走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特色道路,循序渐进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在开展农村环保工作的具体举措上,日本也有较多可借鉴之处:一是以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保障农村环境管理;二是以精准的财政补贴支撑农村环境管理;三是以科学的规划和技术标准体系服务农村环境管理;四是以规范的行业和市场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环境管理;五是以亲民务实的环境宣传教育助力农村环境管理。     

借鉴日本《净化槽法》健全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政策机制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好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本文经深入研究日本《净化槽法》及配套法规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实施效果,提出健全治理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强化城市反哺农村促进机制、完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保障机制等对策建议,为我国现阶段规范和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整合资源,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细化农村环境整治的分值,并将其细化到年度环保责任状中,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环保部门层层签订农村环境整治目标责任书,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考核,严格奖惩。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是统筹城乡环保、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善城乡居住环境的重要手段。生态创建的大头在农村,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环境整治是生态创建的前提。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必须做到城乡统筹,整合资源;标本兼治,重点治本;条块结合,整体推进,切实将农业源污染防治纳入环保工作重点。整合基层监管体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目前,乡镇环保力量薄弱,管理人员"兼"多"专"少,不少工作浮     

农村环保问题的几点思考

针对农村面源污染特点,构建农村环保科技研究和推广体系,加强环境基础科学研究,大力推广成熟的农业技术,保障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探索篇：引领村民自治 环保深入民心

平凉作为甘肃省的农业大市，农村环保更加表现出了其独特的重要性。面对十分严峻的农村环保形势，尤其是农村环保的特殊性，平凉市环保部门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帮扶、村民自治”的总体工作思路，提出了“八个一”（即每个村有一个环境治理方案，一个环保村规民约，一所农民环保夜校，一处环保宣传阵地，一支环境保洁员队伍，一处生活垃圾简易填埋场，1—2处生活垃圾收集仓（箱），一处产业污染治理设施）的农村环保整治要求，积极延伸环保部门在乡村的触角，实现了农村环境的大改观。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钢铁行业环境监管困境及对策研究

钢铁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必须加强钢铁行业环境监管。当前钢铁行业环境监管困境主要是政府环境监管不严,企业自身监管松懈,而且钢铁行业排污节点多、污染物种类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问题多、环境信息不透明等导致环境监管难度大。文章从加强政府监管、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升企业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现场环境监管、第三方监管和公众参与等方面阐述了加强钢铁行业环境监管的对策。     

临沂市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综合整治

介绍了新形势下临沂市农村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结合当地实际,从农村饮用水、农村生活污水、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畜禽养殖及农业生产废弃物污染、农村工矿污染及农村生态破坏6个方面说明了临沂市农村环境污染现状,从环保意识、政府监管、环保基础设施落后及科技宣传不足等4个方面分析了临沂市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临沂市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措施。     

阜阳：“监管+帮扶”护航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正>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近年来,阜阳市生态环境系统一方面加强执法监管,一方面加强服务帮扶,“管”“帮”并行、“硬”“柔”结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位于安徽太和经济开发区的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     

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政府的监管责任

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新模式,然而市场因素的引入却带来了新的环境风险,这就要求政府在治理水污染的同时,更要着重发挥监管的作用。在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的缺失,现行环境监管体制的缺陷,流于形式的公众监督都是政府强化监管责任的现实障碍。可通过建立合理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完善监管体制,加强政府信息的公开等有效途径强化政府在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的监管责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政策初探——从临沂治污事件谈起

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环境治理工作取得成效显著。但在一些地区具体环保工作的开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作为争议焦点事件的临沂治霾工作,引发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二者关系问题的讨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政策,需要建立环保长效机制,完善法律体系,优化管理机制。更好发挥以环境财税体制和排污权交易为代表的经济杠杆作用,实现污染末端治理与源头治理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并举,推进环境微观管理与宏观决策的协调统一,同时做好严格执法与完善立法的最优响应工作。     

关于构建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框架的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部分企业资金缩紧,难免出现逃避监管、偷排漏排等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转变对企业的传统监管模式,从单纯的行政执法向行政执法与守法激励相结合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企业自觉调整结构,创新技术,发展绿色产业,从而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本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理论基础,提出构建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的基本框架由行政监管、经济激励、企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四个方面构成,并分析目前我国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建设存在不完善问题,建议从完善行政监管执法机制、健全经济激励政策、加强企业环保意识培养、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间接和直接引导企业环境守法。     

环保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工作的定位与重点探究

本文分析总结了环保新常态下面临的环保新形势,对环境管理转型提出的新要求,认为在环境管理模式由污染控制导向向质量改善导向转变,环境管理思路由注重行政许可、事前审批、指标分配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市场自治、社会共治转变的背景下,现有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整体与政策手段个体的覆盖主体、切入界面、作用机制、内在逻辑等基础理论问题需要再审视,制度架构顶层设计和分工体系需要再完善。在此背景和趋势下,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探析了名录工具和产品主体在环境管理中的特性与作用,认为产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承载功能流、价值流和资源环境流的流通载体,也是制定差别化环境监管政策与市场监管政策、建立跨主体环境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的最恰当主体,以此为基础,清晰界定了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精细化、信息化转型要求下环保综合名录的本质特征、基本定位和潜力方向,并提出了综合名录工作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以信用为抓手推动环境监管方式变革——江苏运用环保信用加强企业环境监管为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保障举措,增强系统性和完整性,大幅提升治理能力。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信用是企业的生命。而环保信用是企业信用的重要方面,运用环保信用监管企业,是政府加强和改进环境管理方式的重要创新,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必须用好"环保信用"这一有效手段。     

发挥当地人能动性，走出农村环保困局

简单化的政策、软弱的地方社会和强大的外部力量共同的作用成为农村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传统的由外而内的环保视角和由上而下的环保监管模式，令当地民众成了环保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农村沦为城市的附庸，地方环保、农村环保陷入困境。如何下放管理权限，形成环境保护中的分权治理？如何转变地方政府环保监督机制，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更多地纳入到当地人的评价和监督下，迫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当地的长远利益？这一切之变的关键是，依赖当地人，发挥当地人自主的能动性。     

排污权交易指标关联要素探讨

目前,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作为各地环保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热点,是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环境保护的有益尝试。本文从指标来源、指标使用期限、与污染减排的关系、技术支撑以及指标交易后续监管五个方面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指标关联要素,得出交易指标与国家政策、污染减排以及环境监管密切相关的结论,从完善国家政策、强化与污染减排衔接和突出指标后续监管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