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辽宁省环渤海地区1999年-2010年经济和环境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和模型,建立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环渤海地区水环境污染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其EKC曲线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主要呈显著的三次曲线特点,即工业COD曲线为"倒N"型、工业氨氮曲线为"U"型、生活COD曲线为"U"型、生活氨氮曲线为"N型";此外,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关系呈线性关系。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山东省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污染负荷输出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0年山东省环渤海4市的废水、COD、氨氮排放量3项废水污染负荷输出数据,通过与人均GDP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对山东省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污染负荷输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环渤海沿海地区的水污染负荷输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本符合典型的倒"U"型的EKC曲线关系。各市COD和氨氮排放曲线出现拐点的情况表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山东省采取的一系列水环境保护政策对EKC曲线拐点的出现甚至提前出现起到积极作用。     

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与产业发展关系研究——基于杭州市EKC曲线的实证分析

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选取杭州市1995-2012年环境和经济数据,构建大气环境与经济发展库兹涅茨模型,分析杭州市大气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曲线特征。结果表明,1995-2012年杭州市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工业二氧化硫与人均GDP呈"倒N"型关系,产业结构调整、环保资金投入和环境管理的加强使杭州市大气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趋于缓和。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扩展，选取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及控制变量间的计量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4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另外2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U形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大体上已经进入U形曲线的右半段，但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各地进入曲线右半段的时间不同；控制变量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转折点出现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某些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U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不成立；产业结构变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引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能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快速的经济增长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污染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81-2005年环渤海三省二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实际GDP以及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等两个污染控制变量的年度数据,建立panal data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以及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实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整体向上倾斜的倒"N"形的曲线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和重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污染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恶化速度可能存在一个先相对减缓、后加速、然后相对减缓的过程,这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饲"U"假说;就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环渤海地区尚未达到环境压力得到改善的转折点:产业结构的转换对工业废气污染产生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地加剧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污染,FDI导致的污染产业国际转移现象没有在这一地区发生;不同省市的个体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三次项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实证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武汉市东湖水质污染状况计量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

根据武汉市1991～2004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的监测数据，分析了武汉市人均GDP与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了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武汉市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高锰酸盐指数、BOD、溶解氧、总磷、氨氮）除溶解氧、BOD指标存在近一步恶化的危险外，其余的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好转趋势，说明武汉市东湖水质污染状况开始向良性化方向发展。东湖水质的EKC不完全符合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特征，而是呈现出倒“U”、正“U”和“N”型3种曲线特征。分析表明，引起上述变化和出现非典型EKC特征的原因与武汉市的经济发展、环境政策取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等因素有明显关系。     

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对山东段的环境与经济影响——基于EKC曲线理论的实证分析

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属于跨流域与跨区域复杂系统污染治理问题,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治污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成败。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相关理论,选取2003—2017年南水北调山东段沿线枣庄、济宁、泰安、莱芜、临沂、菏泽6市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与人均GDP数据进行拟合研究,通过对比东线区域内外的EKC曲线,实证分析了东线治污对南水北调山东段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东线治污模式。结果表明:①沿线区域内6市的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均呈"倒N"型曲线;枣庄市和莱芜市的工业COD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分别呈"倒U"和"U"型,其他市均呈"倒N"型曲线;临沂市的工业氨氮与人均GDP呈现"N"型,其他市均呈"倒N"型。②区域内的工业废水、COD及氨氮排放量与经济EKC曲线均呈"倒N"型,而区域外均呈现"N"型,"倒N"型反映目前区域内的工业排放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开始减少,而"N型"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外的污染排放仍在不断增大,污染治理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这表明区域内的工业排放控制时间早,效果好。③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同期均明显低于区域外,而区域内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13.5%)却高于区域外(12.4%),反映出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加快提升了区域内水环境质量,实现了环保治污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山东省在治污实践中形成的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鼓励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共治先进模式,使区域内环境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引领东线治污更早跨越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壁垒,进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轨道。     

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关性研究

与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因素相比,经济发展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以江苏省沿海地区能源消费情况为基础,研究得出地区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并且1999-2008年该地区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一致.选取人均GDP来代表经济增长数据,人均CO2排放代表碳排放数据,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来分析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和演变态势.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拟合模型中参数α0为0.245 7,α1为3.658 14e-5,α2为1.318 32e-8,α3为-3.298 09e-13,所以根据模型设定判断得出:1999-2008年间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置和人均GDP并不符合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关系,而是表现为三次方曲线模型.同时,依据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特征,将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分为两个阶段:1999-2006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持续增加;2006-2008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经济增加趋势变缓.     

经济增长是否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内生机制结果还是外部控制结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     

南京市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选取南京市1985～2004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运用SPSS和EXCEL软件，分析了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模拟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之间动态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具有一般相关性，并不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倒“U”模型，而是呈三次曲线的“N”型，两个拐点分别在9 000元和29 000元，这可能与产业结构转变较快有关。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与人均GDP存在显著相关性， 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模型，拐点分别在30 000元和38 000元,均提前实现拐点。此外环境政策与科技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影响也较大。经济结构是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南京市有利的环保科技政策使这两个环境指标提前实现拐点。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状况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武汉市1987~2003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和EXCEL软件系统，分析了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计量模型。通过研究发现：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物（如工业废水、工业废水中的Cr+6、工业废气中SO2、工业粉尘和工业固废等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除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与排放量在EKC曲线的左边、还处于两难区间外，其余的曲线已过或正处于EKC转折点，说明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状况开始向良性化方向发展。在武汉市环境没有遭到完全破坏、资源没有完全耗竭时，根据研究结果， 进行了“烫平”武汉市工业“三废” 排放量EKC曲线走势的可行性分析。     

北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验证

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2005年北京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和重化工阶段。在这一特定发展阶段和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综合决策。推动北京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同经济增长尽快达到解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mmental Kunznets Curve。EKC）假设,以北京为例验证EKC假设及其条件。本文采用北京市1990—2004年闾的序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解析十类环境指标的EKC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验证表明：除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N形外。其它环境指标虽下降或倒U形。即已跨越了EKC顶点正逐步实现解耦。本文引入了“强度EKC曲线簇”,通过确定不同城市在该坐标系中的相对位置来比较城市间的耦合状态。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PSR（Press-State-Response）政策分析框架。从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探讨了北京EKC演变的驱动因子。     

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变迁的实证研究

根据长株潭地区1990~2006年经济与工业污染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群,长株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局部控制。其中,长沙市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株洲市和湘潭市工业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呈“U”形特征,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随即有较大幅度的反弹。为了进一步促进长株潭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三地政府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另一方面,还应尝试实施"排污权交易"和"受益者支付"原则等积极的环保管理手段和政策。     

基于高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技术。以高程带为取样单元。研究在高程带上三种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定量关系。以重庆市为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在高程上是否存在。研究结果发现。污染物浓度随高程的增加呈非单调下降的趋势。人均GDP随高程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在高程上。污染物浓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和两者在时间序列和国别（或地区）序列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的结论相似。其中。TSP和NOx分别与人均GDP之间呈较稳定的呈“N”形和饲“U”形关系。受人口密度和高程影响较大；而SO2与人均GDP之间关系不稳定。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与国家环境法律间关系的研究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经常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许多学者将其定义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 Curves,EKC),并将其运用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的解释之中。但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本身并不完善。在摒弃了传统计量模型指标后,以国家环境立法和国家环保投资作为目标研究EKC。结果表明,环境改善的重要条件是政府的支持,尤其是以环境法律的形式。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