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行为能增进幸福感吗？一个基于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研究

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是两个重要且相关的研究领域，目前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机制还缺乏一致认识。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在国家森林公园情境下，构建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为中介、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为调节的理论框架，探讨游客的可持续行为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作为案例地，对在公园内游玩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可持续行为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幸福感；(2)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在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3)游客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的审美价值感知越高，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据此，亟需提升游客对于实施可持续行为重要性的认识，并增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的多样性，以达到增强人类福祉的目的。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旅游体验视角下的扎根研究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保护和利用好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诉求。基于游客体验需求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对维系自然界生态平衡和传承民族文化意义重大。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调研了当地古茶园遗产地,并对游客进行了访谈,通过Nvivo 11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扎根编码分析,游客满意的旅游项目和游客预期体验一一对应。结果发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最根本立足点在于游客体验,包括知识、娱乐、情感、功能、人际导向等5种类型。基于此,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可开发科普体验、休闲体验、情感体验、康养体验、交流体验等5类项目,同时考虑游客、开发者、政府、社区居民等多主体进行针对性的生态旅游开发。     

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文化认同影响路径与组态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文旅融合新格局之下,戏曲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戏曲非遗旅游对实现中华传统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主客互动（社会互动、服务互动、互动质量）、感知价值（情境价值、教育价值、情感价值、审美价值）、沉浸体验为前因变量,将游客文化认同作为结果变量,对长三角地区3个代表性非遗剧目旅游案例地展开问卷调查与比较分析,探索多个因素对游客文化认同的影响路径与多元组合形式。研究发现：(1)就影响游客文化认同的单项因素来说,教育感知价值的一致性最高,然而任一单变量均不能构成游客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2)8个单变量因素共有256条可能组合生成,其中有9条组合满足充分条件要求,总体覆盖率约为0.830 9,构成情感参与模式、教育融合模式、主客共创模式、情境体验模式四类路径模式。(3)除路径9外的所有组合路径均包含至少一个感知价值的二阶变量,其中以教育感知价值出现频率最高。当教育感知价值与情感感知价值组合时,原始覆盖率最高。     

文化创意旅游地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价值共创行为是游客与旅游地及其相关事物的互动,关系感知是旅游者基于自身视角对旅游地的整体评估。从游客真实体验视角出发,以游客涉入度为前因变量,关系感知、文化认同为中介变量,文化学习为调节变量,研究文创旅游地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结果表明:①游客涉入度正向影响价值共创行为;②关系感知通过文化认同的部分中介正向影响价值共创行为;③文化学习在模型中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游客信息行为对文化遗产旅游难忘体验的作用路径及调节效果--以平遥古城为例

以平遥古城为例,探究游客信息行为对文化遗产旅游难忘体验的作用路径和异质性的调节效果。结果发现:游客信息行为对文化遗产旅游难忘体验的影响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路径;异质性游客在信息对难忘体验的影响上存在显著调节效果;遗产地吸引力通过对游客再访意图的影响完全转化为难忘体验来发挥作用。     

目的地方言感知、品牌个性对游客忠诚的影响——游客满意的中介作用

选取西安为案例地,根据自我调节态度理论构建研究框架,探究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方言感知与品牌个性的结构维度,进而揭示旅游目的地方言感知与品牌个性对旅游者满意度、忠诚度的内在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西安的目的地个性由历史文化、现代气息、闲适、活力和高雅5个维度构成。(2)游客对目的地方言的感知能够对目的地个性认知产生显著积极影响。(3)目的地品牌个性对游客满意有直接影响,并通过游客满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游客忠诚。(4)目的地方言感知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同样通过游客满意的中介效应对游客忠诚产生间接作用。(5)目的地方言感知可通过目的地品牌个性和游客满意度链式中介作用于游客忠诚。     

气候变化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以秦岭地区为例

生态旅游行为是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游客旅游行为转变的重要方向,对缓解气候变化的负面作用、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以秦岭地区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游客视角出发,研究气候变化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重点分析了各观测变量对生态旅游行为影响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结果表明:气温显著上升是游客外出旅游的最主要原因;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行为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通过生态旅游认知、态度和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观测变量对潜变量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系数大的观测变量对潜变量影响更大。     

文化遗产型旅游地游客行为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在旅游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当前研究中关于游客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偏好研究较为少见。以南京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了解了当前游客对文化遗产的选择偏好及其行为特征，分析得出一些对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在2014—2019年显著，在中部和西部省份显著，在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省份显著。传导机制检验表明，经济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及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竞争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中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制度环境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高质量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环境质量改善作用、匡正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及努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改善环境质量。     

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品牌形象与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探索游客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维度,构建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品牌形象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可从食物、环境和服务三个维度进行解释。游客认为环境对饮食文化原真性的感知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食物和服务。2在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品牌形象具有正向影响,品牌形象对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满意度不具有正向影响,品牌形象对游客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满意度对游客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基于分析结果,为"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以中国农业农村部评选的6批次138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旨在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布局优化与保护利用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呈“△”型集聚分布格局，在第二与第三阶梯交界带、东部沿海及沿长江流域形成3条密集分布带。(2)空间分布密度不均匀，整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多点集聚”分布形态，高密度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京津冀、皖赣交界处、珠江三角洲、武陵山片区和黔湘桂省际交界区，形成燕赵文化、江南水乡文化、岭南文化、徽文化和多民族文化5个文化集聚区。(3)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差异的成因主要与腹地经济、旅游发展、地域文化、人口分布等社会经济因素，以及高程、河流、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行为机理与差距研究

通过匹配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横截面数据和地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状况数据,应用最小二乘法(OLS)探讨了公众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之间的内在机理及差距的影响因素,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做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风险感知是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基础,但存在感知一行为偏差;年龄、政治面貌、社会交往、社会信任、政府工作满意度、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媒体使用和环境知识是影响感知一行为差距的重要因素。     

传统型景区游客感知满意度及游后倾向实证分析——以琅琊山景区为例

以琅琊山景区为例,利用文献研究、田野调研、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琅琊山景区游客感知满意度因子与表现、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倾向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景区游客感知满意度有资源与环境、设施与条件、管理与服务三个维度14项因子,满意度总体值为3.43,未达到满意水平,其中资源与环境的各因子较高,"管理与服务"的各因子较低;三个维度14项因子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显著;游客感知总体和各维度满意度与游后行为倾向相关,且对推荐意愿影响显著于重游意愿。     

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变化与自然环境变化相关性测度研究

根据不同类型生态旅游者的环境行为差异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寻求开展旅游景区环境教育的具体方案,有利于改善景区的环境质量。通过对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者的问卷调查,根据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NEP得分和K-Means Q型聚类分析,将游客分为三种类型:即严格生态旅游者、一般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生态旅游者。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的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不同;(2)生态旅游者的行为对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游客高峰时段和游客较聚集的区域较明显,给景区容量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影响;(3)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与其环境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同时与景区的自然环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文化创意旅游街区游客创意体验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当前,文化创意旅游兴起。文化创意旅游街区是文化创意旅游的一种呈现载体,游客的创意体验是游客对文创街区体验活动的重要内容,游客的创意体验、满意度及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有待加强研究。以游客的创意体验为视角,以游客满意度为中介变量,以记忆为调节变量,研究创意体验对游客的重游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游客的创意体验对游客的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2)游客的满意度对重游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是创意体验只部分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游客的重游意愿;(3)游客的记忆正向调节独特性体验、情感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4)游客的记忆对学习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记忆对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5)记忆负向调节互动性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重大事件对入境游客旅游动机的影响——北京奥运会的案例研究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通过入境游客行为调查分析奥运会举办对入境游客旅游动机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入境游客旅游动机的因素主要有限制性因子、社会心理因子和文化教育因子，其中社会心理因子和文化教育因子与北京奥运会显著相关；入境游客的年龄、学历和家庭结构与奥运会举办呈现负相关；游客的年龄、学历、年收入和家庭结构等变量受奥运会影响显著，提出了相应的营销策略。     

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研究

三峡库区是中国地理的重要过渡带，文化遗产丰富，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研究，有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水平。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构特征、空间分布和批次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旅游活化路径。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特征差异明显，级别结构呈金字塔型，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类型结构齐全，以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为主；(2)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为“西密东疏”，呈现“一主核三大核两小核”的空间分布格局；国家级和省级非遗的批次格局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6批非遗呈现“东北—西南—西北—东南”的转移趋势，表现出先扩散后集中的动态演变特征；(3)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旅游业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据此，从核心层、原则层、目标层、驱动层、策略层构建其旅游活化路径，并提出4种旅游活化策略。     

基于游客感知的西安曲江旅游形象分析

以西安曲江为例,基于游客感知角度,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利用因子分析、词频分析等方法对曲江主要景区的旅游形象进行分析评价。研究发现:(1)游客对曲江旅游形象感知因子分为三个维度: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其中游客满意度最高的是旅游设施维度(3.51),最低的是旅游服务维度(3.00)。(2)曲江的国内客源市场以陕西省内游客为主,对省外游客的吸引力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3)游客对曲江整体旅游形象的满意度较高,存在稳定集中的特征。(4)游客的性别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与曲江旅游形象的感知评价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但游客的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对曲江的旅游形象的感知评价结果有着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重点进行形象设计与形象营销,提高游客软性服务满意度,提升西安曲江旅游形象和知名度的建议,如突出曲江旅游形象核心部分、做好生态环境工作、重视事件营销、重点开拓境外客源市场等,以期引导旅游者选择曲江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而推动曲江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和发展。     

环境知识对员工绿色行为的影响——蓄电池企业的实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通过分析蓄电池企业超威集团313份有效员工问卷数据,检验员工的环境知识、环境知识共享、绿色行为意愿对绿色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时在环境知识共享与绿色行为意愿之间引入了组织绿色支持感知调节变量。结果表明:①环境知识对环境知识共享、绿色行为意愿表现出正向影响,并通过绿色行为意愿间接对绿色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②环境知识共享对绿色行为意愿和绿色行为均表现出正向影响,同时环境知识共享在主观环境知识和绿色行为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在客观环境知识和绿色行为意愿之间不起中介作用。③组织绿色支持感知在环境知识共享和绿色行为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林农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研究——以四川大熊猫保护区947户农户为例

基于四川省大熊猫保护区周边94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了林农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选择;通过构建MNL模型,进一步探究林农选择各项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气候变化感知是林农采取适应性行为的基础,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受到自然灾害对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在保护区内的居住因素对其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均有负向显著作用,林地面积、购买森林保险、借贷可获得性和接受保护区培训并未影响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但对他们采取适应性措施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基于研究,提出提高林农教育水平、增强文化素质、提高抗灾能力、完善信贷服务体系、加强社区共管模式、开展保护区专项培训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