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性,碳排放量最高的省份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东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而次之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中部的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西南地区;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空间集群效应,如环渤海地区就表现出高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而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却表现出低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高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低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性较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约为0.8左右,说明在未来的短时间内很难实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估算碳排放量,结合GDP数据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能源禀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趋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区间内,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区和较低的省区均趋于相邻。另外,碳排放强度全域Moran’s I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程度趋于强烈。2能源禀赋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的数据。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的影响,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3技术进步各变量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外商投资和科技经费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量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各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有所减弱,甚至出现由负向转为正向效应的情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技术无法适应低碳要求,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大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节能技术的扶持,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估算碳排放量,结合GDP数据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能源禀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趋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区间内,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区和较低的省区均趋于相邻。另外,碳排放强度全域Moran’s I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程度趋于强烈。2能源禀赋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的数据。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的影响,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3技术进步各变量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外商投资和科技经费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量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各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有所减弱,甚至出现由负向转为正向效应的情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技术无法适应低碳要求,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大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节能技术的扶持,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计量

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测算了我国1998-2011年的省际CO2排放效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达到生产前沿后在投入或产出方面所做出的改动最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以及空间相关性,最后运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显著高于内陆省份。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走势相对平稳,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出"U"型曲线的走势,并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而空间LISA图则表明省际碳排放效率不仅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征,同时也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经济规模、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对于将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重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加强政府的碳减排工作力度。     

中国省域碳排放空间依赖结构的非参数估计及其实证分析

查清中国省域碳排放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及其演变特征,是实现区域差异化减排战略和促进区域低碳经济和谐发展的关键。本文在估算1995—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利用考虑时间和空间影响的Sampson-Guttorp非参数估计方法(简称SG方法)对中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结构进行了定量估计,并将得到的SG相关系数与样本相关系数进行比较,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实际验证了该方法在中国省域碳排放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然后基于SG相关系数对省域碳排放空间特征进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对中国3个阶段省域碳排放的相关结构研究中,未作变换得到的样本相关系数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与现实出入较大,而基于SG方法得到的SG相关系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十分接近实际,克服了以往对空间相关定性描述的缺陷。②中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碳排放较高或较低的省区在空间上均趋于相邻,但随时间的演进空间相关性在高度聚集后有明显弱化的趋势。③在分布格局上,中国省域碳排放存在东、中、西和北、中、南梯度态势,即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省域的碳排放量高于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省域居二者之间。④根据中国各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结构和格局特征,提出将空间依赖性纳入到碳减排政策的制定中,并应对重点区域或重点行业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措施。     

中国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Durbin模型

科学估算各地区碳减排潜力并探讨其空间异质性是制定减排政策及碳权交易政策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环境生产技术,通过构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共存的农业经济核算体系,以2001-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并以此构建农业碳减排潜力指数,通过计算发现,考察期间,中国各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呈现相对平稳略有提升趋势,各时期的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在此基础上,引入考虑空间距离函数的空间权重矩阵,通过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检验得出:中国各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最后,采用空间Durbin模型探讨中国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显示一个省区的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不单受到自身经济及产业状况的影响,还与其所处的环境及相邻省区的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本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和农业受灾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的提升;一个省区的农业公共投资、对外开放程度对除本省市外其他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对除本省市外其他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各省区除调整根据各影响指标落实本省内农业碳减排工作外,还需加强与其他省份的减排合作,充分利用空间因素溢出效应,通过建立相邻省区间以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促进跨省域减排合作机制及减排补偿制度。     

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努力已有多年,有必要实证检验这一努力的成效,主要是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效果。本文基于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首先采用ESDA方法对低碳技术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接着采用SDM模型实证分析低碳技术创新响应气候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低碳技术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偏差,代表技术供给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呈现由东向西扩散的特征,东部地区始终最为活跃,中、西部地区创新活力则梯次下降。而碳排放具有"西移"的特征,代表了低碳技术需求的变化方向。(2)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响应了气候变化趋势,表明多年努力取得了成效;而响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尽管是正向的,但尚不显著,表明各区域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仍处于各自为战的阶段。(3)环境规制与市场拉动是低碳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支持性环境规制政策与抑制性环境规制政策均能促进本地低碳技术创新,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各区域在环境政策上是"逐顶竞争"关系,但各自为政,示范效应不足。市场拉动指标经济增长与出口对本地低碳技术创新均具有较高水平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经济增长抑制邻近地区低碳技术创新。据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包括:加强中国低碳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协同治理,推动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示范效应,改善政策组合;发挥市场的拉动作用,延伸并升级绿色产业链。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中国30省区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本文对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类型的时空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测算了11个省区1997-2007年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本文的研究时序内(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的碳排放总量和排放类型都呈现出明显的、一致的阶段性,即1995-2001年的变化不大,2002-2007年的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在造成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的三因素(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中,人均消费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度最大,对碳排放量的解释作用最大;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次之.因此,结合“十二五”期间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将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首要任务,我国除在生产领域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外,还应通过政府引领、社会组织积极推进、公民广泛参与发展低碳消费方式.     

长江三角洲空间运输联系与经济结构的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本文对长江三角洲1985-2000年各城市客、货运量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该区域空间运输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长江三角洲客运量分布的廊道效应逐渐显著,货运量极化效应减弱.空间运输联系的时空演化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经济结构的推移特点.长江三角洲走廊经济突显,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带动轴;区域内浙东北经济崛起,成为与苏南地区相抗衡的经济板块;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天平已出现向南倾斜的趋势.针对以上结论,本文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应加快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培育具有强大辐射效应的走廊经济,推动省、市之间协调合作与共同发展.     

Externalitie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mobility of factor market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labor market, is strengthened. Externalities interacts with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factor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heoretical model involving the endogenous population density affected by urban externaliti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more concentrated around the center because the degree and exten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intensifies when the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decreases. When there are several externalities resources, the aggregation of externalities changes the configuration of spatial factor allocation. These results fit well with the empirical facts about the decreasing dens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long the cities of Guangzhou, Dongguan and Shenzhen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e fred that under the impacts of externalities released from Hong Kong into the coast,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more concentrated around Shenzhen and Dongguan, which are more adjacent to Hong Kong compared with Guangzhou City.     

Externalities,Floating Population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mobility of factor market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labor market, is strengthened. Externalities interacts with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factor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heoretical model involving the endogenous population density affected by urban externaliti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more concentrated around the center because the degree and exten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intensifies when the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decreases. When there are several externalities resources, the aggregation of externalities changes the configuration of spatial factor allocation. These results fit well with the empirical facts about the decreasing dens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long the cities of Guangzhou, Dongguan and Shenzhen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e find that under the impacts of externalities released from Hong Kong into the coast,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more concentrated around Shenzhen and Dongguan, which are more adjacent to Hong Kong compared with Guangzhou City.     

山东省就业空间模式及机制研究

利用2000年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山东省139个县（市、市区）的就业人口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分层聚类分析。得出连续型圈层、非连续型圈层、跳跃式圈层、混合型圈层、母子型圈层、核心转移型、双核非连续型、带状等8种就业空间模式。并从中心城市、交通、城市间关系3个方面总结出各种模式的形成机制。     

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教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积累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模型,以2000年中国县级数据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通过教育而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不容忽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和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正向且显著,但前者贡献更大.此外,中国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在地区教育发展模式上,存在四种聚集模式,分别是H-H类型、L-L类型、H-L类型和L-H类型,这种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加剧了经济发展韵不平衡,对地区经济长期可持续均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方法上,当探讨具有空间聚集效应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空间误差模型要优于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中国雾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以PM_(10)和PM_(2.5)为核心的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已经成为当前不容忽视且亟需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深入分析雾霾污染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切实有效的治霾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2015年1月—2017年2月的月均空气质量AQI数据,首先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雾霾污染空间分布的季节特征进行可视化描述,其次通过空间自相关指数对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结果表明:(1)我国雾霾污染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空气质量状况最好,春季和秋季次之,冬季污染最严重且波及范围广,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是污染重灾区,季均空气质量均为中度污染以上。(2)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低低集聚,华北平原及周边地区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特征。(3)空间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EKC曲线假说相符,其中二产畸高的产业结构、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增多和省会城市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人口密度和绿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治霾政策应坚持城市内部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和共享单车、疏散省会城市的职能为主,城市外部应以区域联防联控为主,从而达到缓解和改善大气环境的目的。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地区产业竞争力

利用1999-2009年中国30个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环境规制的影响.通过非空间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检验了产业竞争力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在空间模型中,估算了直接和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变量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别为-0.17和0.559,且统计上高度显著,进而其总效应也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有较高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似乎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环境竞次竞争行为;如果忽略污染的空间溢出,将严重低估环境规制的作用.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科技人员数和产业规模对产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的直接效应.进而提出政府应加快完善环境补偿的制度,一是中央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环境补偿立法;二是完善环境补偿的管理体制,协调和指导跨地区的环境补偿;三是加大与环境补偿有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基于网络分析法的旅游产业空间格局优化与空间拓展——以大连市为例

基于旅游产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相互作用关系，对旅游产业发展基本要素进行调控，进而找到最优的产业要素配置方案，释放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潜力。依据中心地理论、Gunn的旅游目的地地带理论以及旅游产业要素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采集大连市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数据，基于交通网络数据集，利用GIS网络分析法提取旅游节点与旅游通道，构建各级旅游区，优化旅游产业空间组织格局。结果显示：优化得到5个一级旅游节点，12个二级旅游节点，10条一级旅游通道、12条二级旅游通道，在此基础上构建5个一级旅游区、17个二级旅游区总共22个域面，旅游节点、旅游通道与旅游域面有机结合构成大连市旅游产业空间组织网络，重铸大连市旅游发展轴线，拓展旅游业发展空间，优化旅游产业空间格局，实现旅游活动温冷区产业要素的高效利用。拓展乡村旅游发展空间，促进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Spatial Organization Mechanism of Aircraft Manufacturing

Unquestionably, aircraft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both economy and security of a nation. However, few of articles have dealt with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sect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dynamics of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aircraft industry.In a historical view, with som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aircraft industry's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evolution, globally, nationally and regionally respectively. We find out there is a 'Matthew effect' in aircraft industry of the world, and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ation'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en, it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agglomeration forces consist of capital, talents, technology and cluster's advantages, and the main diffusion forces includ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cost and risk sharing,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ment policy for backward regions and military requirements. All the factors can be divided into market forces making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aircraft industry normal and non-market forces making that irregular. In particular, lessons from the USA and France are expected to be conducive to the rise of China's aircraft industry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