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警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基于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现实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其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环节和制度创新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拓扑通达性的时空演化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1989~2010年加权城乡道路网拓扑空间数据库和网络发育评价模型,对武汉城市圈20多年来城乡道路网发育程度进行动态分析和空间演化的研究。结果表明:20多年来武汉城市圈高速城乡道路网发育程度明显改善,经历了由树状网络—回路网络—网络拓展阶段,但路网空间生长尚未饱和,外向拓展和内部充填的潜力较大;通达性重心和中心的空间迁移变化不明显,囿于武汉市城区,宏观上保持高度的稳定性,但其微观格局存在跳跃性和突变性;圈域城乡节点拓扑通达性指数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相对均衡"的动态变化,但整体上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通达性分布与城乡节点发育、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空间上已开始打破"核心-边缘"的特点,呈现等级圈层发展的趋势。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事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大连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引起的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导致部分农业用地变为城镇用地.土地利用的变化既是城市化结果的具体体现,又是城市化引起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动态变化过程的反映.大连是中国北方港口、工业、贸易和旅游综合发展的开放城市,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本文根据大连市1994-2005年城市化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将通过函数关系确立的代表城市化进程的综合参数与土地利用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相关关系基本在0.80水平上,即大连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研究,确定了大连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子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各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和环境的投入.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省区分异

推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城乡发展差异系数、城乡一体化水平指数等指标,分析了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省区差异,揭示了这种地域分异所产生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讨推进全国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形成的科学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城乡发展无论是东部相对发达省区,还是西部欠发展省区,差异显著,呈现不均衡特点;城乡一体化水平受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和公共政策等因素影响明显;加快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需要进一步纠正"城市偏向"的发展观,加大城乡统筹力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并根据变化趋势,调整公共政策的着力点,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区域协调性。     

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农民工隐性户籍墙分析

20世纪70年代滞涨后,大量无法解释应对的现实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存在不足,在经济研究中结合人的心理的探讨是必要的。为解释现实中农民工不积极申请积分制入户,文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武汉市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行为经济学中的失望/后悔效应、牺牲陷阱、偏见与错觉理论解释了结果,提出作为户籍制度衍生的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应囊括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其对农民工农转非选择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客观歧视,还在于农民工面对歧视时的主观心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持续至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日趋活跃,尤以农民工的流动突出,凸显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当前,农民工对市民化的犹豫不愿意,反映户籍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完善不到位,其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尚有差距。     

On the Process of Peasant Workers’ Transformation to Urban Residents

The unique two-stage ＂Chinese path＂ of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 which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classical theor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es us to give peasant workers＇ transformation to urban residents a top priority. On the basis of fully explaining peasant workers＇ transformation to urban residents, a method for measuring its process has been advanced and then confirmed with the data of March in 2005 from surveys to peasant workers in Wuhan. Finally, the suggestions of accelerating peasant workers＇ transformation to urban residen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have been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nd Their Citize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hina Path” of two-stage transformation in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the issue of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is put forward.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re a special mobility group, which is not only remarkab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both in socioeconomic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eager to be citizenized. This article firstly poses the proposition of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and then probes into the features and proc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nd analyses the challenges that will be faced with in the progr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smooth progr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re raised in the last part.     

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遭遇市场风险的农民工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处境艰难。本文分析了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即以健康保障、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为主体的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来衔接城乡社会保障。以适应城乡一体化的需要。     

基于RS与GIS的无锡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时空特征分析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过程加快,使得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增加,土地利用中的矛盾日趋紧张。从不同时相的城市及区域土地利用多源遥感信息提取入手,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以“时间过程”与“空间格局”为主线,对无锡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时间过程与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将区域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与自然交通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综合研究,揭示了无锡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无锡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用地扩展模式反映了城市发育、成长乃至成熟的历程;自然交通、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政策的引导,无锡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方位差异显著,具有较强的向心性,主城区不同时段扩展的主导方向明显,对其周围集镇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它主宰着周围一定范围内集镇用地发展方向。     

Analysis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poverty-stricken county as the basic unit, and selects net income per peasant to study the poverty status in Hebei Province during 1986–2000.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distributed concentratedly and the areas decreased during 1986–2000, the net income per peasant was on the rise with an increasing speed in off-poverty counties being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but the growth rate was extremely unstable, rising slowly in off-poverty counties while dropping in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that influenced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we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rovi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radiation of the key city. On this basis, some anti-poverty countermeasures suitable to local conditions are proposed.     

无锡市城市扩张的空间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以无锡市1991、1996、2001和2005年的Landsat TM/ETM+影像为数据源，采用改进后的波段组合阈值提取法对无锡市城市建成区空间信息进行提取，并参照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分类图对提取的信息进行修正；通过影像叠加分析，研究 1991~2005年无锡市城市扩张的空间分布规律，认为无锡市城市总体扩张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尤其是2000年以后，城市扩展出现快速发展。同时无锡市城市空间扩张呈现出不均匀性，主要包括集中连片发展和轴向扩展两种典型的扩展模式，而城市扩展方向主要集中在常州 无锡 苏州城市中心线沿线和环太湖方向，其中以东南部和东部扩展最为迅速；结合无锡市 1991~2005年社会经济以及人文数据，分析了人口及经济发展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影响无锡市城市扩展的两个重要因素。     

上海城市土地利用形成、变化及其空间作用机制

基于多时段TM遥感影象资料,对上海地区近10年来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形成过程和相关空间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农业用地是全区近10年来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②灌草丛与弃耕地作为一类独特的“中间过渡”土地利用类型,其数量、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指示着新开发区形成、扩展的强度和方位;③具有较大面积、较少转变次数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其空间格局强度最为显著,空间凝集度和亲和性也最强,构成区域城市化扩展的主体骨架。在此基础上,以具有较大规模的多个扩展核（常构成城市的CBD）为核心的“多核扩展”和以卫星城、交通干线周围为主的“点—轴扩展”模式,成为本区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形态组建和扩展的主要形式;④上海中心城区及其他主要城镇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较高,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扩展过程则往往经历了较多的土地利用转变方式及其过程,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集约化使用程度低,城市化土地利用扩展过程显得零散,规律性、可解释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