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警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基于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现实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其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环节和制度创新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思路变迁与路径探索

该文从宏观流动模式、微观流动理论、中观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在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国内研究进行理论梳理,认为当前我国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未能从劳动力流动现象中得出本质性、规律性分析框架。结合对我国逐期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大学生就业难"、内地与东南沿海的"抢滩战"等劳动力流动现实的思考,提出挖掘引发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本质因素,构建有效解释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是研究的重点。认为未来我国应该更加重视劳动力主体(劳动者)的偏好差异性,即劳动力的异质性:包括人作为个体对所有非经济因素主观偏好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达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会更加关注非经济因素,此时异质性会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异质性劳动力的角度去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是本文提出的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全新视角。     

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

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传统模型更多关注个体,而缺少对家庭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决策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期动态模型,模型以生活成本为核心,分析了对城市生活成本信息的积累与修正,以及城市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举家迁移的影响。模型表明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随后本文使用一项在北京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否举家迁移的Probit模型表明家庭结构、自经营的协同效应和务工的机会成本等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都对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决策有关键性影响,验证了理论模型以迁移成本为核心假设的正当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举家迁移的家庭进程务工时间较长,其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也普遍大于非举家迁移者。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对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基本特征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04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nd Their Citize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hina Path” of two-stage transformation in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the issue of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is put forward.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re a special mobility group, which is not only remarkab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both in socioeconomic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eager to be citizenized. This article firstly poses the proposition of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and then probes into the features and proc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nd analyses the challenges that will be faced with in the progr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smooth progr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re raised in the last part.     

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仙林新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城镇建设空间扩张和农村土地被征用现象的普遍化，相伴而来的失地农民问题逐渐成为提高城镇化质量亟需解决的重要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动“以人为本”的市民化进程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举措，而实现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核心在于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以21世纪初期征地拆迁的南京市仙林新村为例，通过对失地农民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仙林新村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并不高，总体得分仅为6490；采用因子分析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征地拆迁过程、政府作用、社区环境及个人感知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遭遇市场风险的农民工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处境艰难。本文分析了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即以健康保障、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为主体的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来衔接城乡社会保障。以适应城乡一体化的需要。     

社会化小农趋势下农户低碳经营的路径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研究目的：解析当前小农社会化进程中阻碍小农响应外界的低碳农业需求的主要因素，提出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的相关措施。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社会化小农对低碳农业导向的响应特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构造农户低碳经营的路径分析概念模型并设计量表和调查问卷。选择湖北省的通山、黄陂、鄂州、江夏、蔡甸为实证研究区对农户的低碳经营状况进行入户调查，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调查数据进行路径分析。研究结果：当前仅有部分农户以减碳源为主的形式进行了低碳经营，增汇型低碳行为占比较小，而且部分低碳行为是无低碳意识的低碳行为，低碳意愿和低碳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模型拟合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的低碳意向到低碳行为的转化率不足；农户低碳经营的首要目的是保障自身的食品和生态环境安全；影响农户低碳意愿的行为转化率的主要因素均直接或间接指向“农户对把控低碳经营的市场风险及其获得可观效益的信心不足”；主观规范因素对农户进行低碳行为的影响作用有限。研究结论：可从“提升主体对低碳经营的感知行为控制能力”和“强化主体对低碳经营的态度和主观规范的认知”两方面着手，通过再塑农户对于家乡的归属感、使命感来重构乡村社会空间秩序，加快农地流转，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动碳汇交易等措施和手段来强化农户对低碳经营的认知、提升低碳意愿到低碳行为的转化率，以及推动研究区无意识低碳行为到有意识低碳行为的转变。     

中国农户耕地资源利用及效率变化的研究

根据两个时期农户资料的比较,对近1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户的耕地利用及效率变化进行了分析.农户耕地利用方面主要分析了户均耕地面积、耕地的细碎化、复种指数、种植结构及集约度等的变化;效率方面主要分析了农户的耕地生产率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结果表明,与80年前相比,目前我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仅为当时的30%左右,但土地生产率却提高了2～4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以上.农业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及广泛应用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进一步重视生物化学技术的应用,重视能够保证生物化学技术得以实施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的建设.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在一些生物化学技术的边际报酬已经相当低的地区,要进行制度创新,通过规模的扩大来获得规模经济,进一步发挥机械技术的作用.     

农地转出:缓解还是加剧了农户的多维贫困?

基于六盘山集中连片区的1 112户农户调研数据，在综合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能够显著地降低多维贫困指数。通过进一步的反事实假设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如果不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提高22.16%；未转出户如果有机会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下降30.22%。尽管农地转出行为能够降低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但受制于以地为生思想意识的制约，集中连片区农户并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基于城乡统筹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研究——以南京市靖安街道“万顷良田建设”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和定性分析考察南京市靖安街道“万顷良田建设”实践,科学界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概念,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协调和处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出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探索城乡统筹的新路径。研究表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不仅是包含田、水、路、林、村等建设工程,更重要的通过制度安排协调和处理工程建设中出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个系统工程,通过万顷良田建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用地整理等重大工程,实施耕地资源集聚、建设用地资源集聚、劳动力资源集聚、市场需求与服务资源集聚,实现资源失配格局、传统农耕作业方式、农村固有散居模式和既往城乡发展路径的转变。实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需要相应的政策供给,主要包括多元化融资、资金管理制度、户籍改革、社会保障、培训就业、权属调整、技术支撑和监督管理等制度安排。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背景下,科学界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概念,探讨实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目标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