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其补偿额度测算——基于省级耕地-经济协调性视角

正确处理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从省级耕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协调性出发,基于粮食安全及区域耕地生产力均衡视角确定了耕地盈余区、平衡区、赤字区,并利用机会成本法测算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以及补偿额度。结果表明：1）2007—2015年我国耕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非协调性,需要进行区际间耕地保护利益协调;2）将全国划分为8个耕地盈余区、11个耕地平衡区及12个耕地赤字区;3）2015年全国平均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为2.90万元/hm²,其中,耕地赤字区最高,耕地盈余区次之,耕地平衡区最低;4）基于情景模拟法得出,不同区域的耕地盈亏量及耕地保护补偿额度存在较大差异。据此提出：实行差别化耕地保护政策;建立动态化的耕地保护制度,制定合理的区域差异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尽快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利益协调机制,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区域经济补偿标准测算

论文依据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和基于区域粮食安全所折算的耕地赢余或赤字量,测算出耕地保护区域间的经济补偿标准,以矫正耕地保护的外部经济损失。在不同情景模式下的测算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为主要的补偿对象,黑龙江省所应补偿的金额最高,可获得543.24×10⁸元/年,而东部地区大多为耕地保护外部效益补偿金的主要支付者,上海市需要支付的补偿金最多,最低也应支付421.79×10⁸元/年。为了保障区域内粮食自给,一些地区维护粮食安全的成本会较高。在耕地保护过程中应该打破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封闭循环,遵循耕地保护机会成本的区域差异和区域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统筹区域土地利用,使耕地保护成为实现农业区域专门化,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效益的手段。     

我国耕地保护的绩效评价及其省际差异分析

在界定耕地保护绩效内涵的基础上,基于PSR模型建立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法和协调度计算函数建构评价模型,以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为样本,对耕地保护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PSR系统的协调性反映了耕地保护的“原因－效应－响应”配合程度,可用来度量耕地保护的绩效水平;②耕地保护的PSR系统协调度最高为黑龙江1.6794,最低为海南1.4512,平均协调度1.6100。耕地保护绩效的区域差异明显。耕地保护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外在压力和耕地资源禀赋具有较强的相关性;③在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中应遵循耕地保护机会成本和耕地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调控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把土地利用分区和土地利用收益分配相结合,建立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同时,强化对耕地保护政策执行力的考核。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以山东省潍坊市为例

论文通过研究认为耕地保护收益区域分配不平衡是我国耕地快速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有利于提高地方耕地保护积极性,抑制耕地减少趋势。论文以经济外部性理论为依据,建立了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理论模型重点模拟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影响及对策,而经验模型则探讨了补偿的主体、补偿标准的计算、补偿方式、制度保障和机构设置;最后以潍坊市为例,计算了2005年潍坊市各区市县的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将潍坊市12个县级行政单元划分为7个保护区和5个补偿区,模拟构建了潍坊市2005年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结果表明:在耕地保护外部效益得到补偿后,保护区的土地利用效益得到提升,其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也将随之提高,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带来的耕地资源浪费和耕地保护效率缺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保盾的经济激励措施。其中,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论文以武汉市民的调查为实例,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应用选择实验法模拟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及其交易市场,测算出武汉市民对不同耕地保护属性水平的偏好及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变化差异,从而间接得出市民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额度。研究结果表明:对保护耕地资源而言,市民更关注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并愿意为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支付154元;众多属性组合中,市民愿意支付的最佳组合为方案7,即耕地面积属性保持不变、耕地质量与肥力属性改善、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改善的组合方案,其支付意愿为每年247元。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差异化,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确定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农户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其满意度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成效。论文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来研究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及其障碍因子的诊断方法,可为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决策依据。选取在全国创新探索农田生态补偿的上海市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和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为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典型地区,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成都市、张家港市和上海市闵行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评价的绩效值分别为0.529、0.494 和0.461,对应的绩效水平分别为良好、一般和较差,农户满意度绩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② 影响三个地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绩效评价排序前5 位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对耕地保护补偿账务公开是否满意(C₈)、对政府部门关于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监督管理是否满意(C₁₀)、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使用要求是否满意(C₉)、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是否满意(C₃)和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是否满意(C₇);③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其进行评价,是合理可行的。不仅如此,通过障碍因子诊断,其指标评价信息可以揭示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存在的绩效问题,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基于SMOP模型的耕地保护目标决策研究

耕地保护是保证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保护的程度不够会危及到粮食安全、社会稳定,保护过度又会影响到建设用地的供给。选择合理的耕地保护目标,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在系统研究耕地保护的影响因素,以及耕地与其他各类用地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情景-多目标规划模型(SMOP)。以浙江省为例,通过模型的运算,得出了不同情景模式下耕地的保有量。结果表明,8个情景模式中,只有情景B和F求出了最优解(低人口增长水平、生存用粮自给、较高的粮食单产水平情景以及高人口增长水平、生存用粮自给、较高的粮食单产水平情景)。通过进一步分析,其他情景模式无法得出最优解的原因是耕地需求超过了耕地供给能力。也就是说在其他情景模式下,耕地均存在一定的缺口,粮食安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情景G(高人口增长水平、营养用粮自给、稳定的粮食单产水平情景)的耕地缺口数和耕地压力指数最大。浙江省必须从挖掘耕地生产潜力以及建立健全粮食市场入手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双赢。SMOP模型能够较好地体现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结果真实地反映了浙江省的资源禀赋和未来的发展可能。     

典型岩溶断陷盆地耕地承载状况时空分布特征

西南岩溶地区生态系统脆弱,人地矛盾尤其突出。为研究云南小江流域耕地生态承载状况,以2008、2011、2014、2017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应用生态足迹法和GIS技术在修正耕地产量因子的基础上从地貌分区对小江流域耕地4个节点的生态承载状况进行时空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小江流域耕地生态足迹增长迅速,其中沉积平坝区、峰丛洼地区和台地槽谷区增长较快;耕地生态承载力先减后增,整体变化幅度较小;流域内除了岩溶河谷区北端耕地生态盈余以外,其余地区皆为生态赤字,对耕地的过度消耗利用,导致耕地处于高负荷状态,很不利于耕地的可持续利用,自2014年开始赤字状况有所好转。整体来看,岩溶中山区和河谷区赤字状况要优于沉积平坝区、峰丛洼地区和台地槽谷区。     

现阶段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政策启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耕地利用中,农户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追求逐步由耕地产出最大化向劳动力效益最大化方向发展,粮食生产对于农户的重要性在下降,导致我国粮食生产中耕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1998年后出现下降趋势,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东等省(市)区甚至出现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下降的情况。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这一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在分析上述情况后认为,为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的国家目标,需要在耕地保护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益,以缓解粮食安全的国家目标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农户目标之间的冲突。     

我国耕地总量的动力预测及其建议

近年来,我国耕地资源总量正在以较大的幅度逐年减少,其原因主要有:建设用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灾害损毁等占用,这将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为解决耕地面积大幅下降的情况,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了若干耕地总量动力方程。依据《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提出的实现粮食95%的自给目标,2010年耕地保有量应达到1.2166×10⁸hm2的要求,在数值模拟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保护耕地的方案,并对2004～2010年我国的耕地总量进行数值预测。预测表明:①以目前的耕地减损速度仅依靠每年从耕地后备资源中开发补充耕地很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②在我国耕地减少总量中,生态退耕占了很大的比重,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因此,建议我国应在降低逐年上升的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制订合理的退耕计划下,提倡精准农业、提高粮食单产、降低肉类消费。     

基于绩效评估的耕地土壤环境保护经济补偿政策设计

土壤环境保护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本文在系统分析耕地土壤环境保护经济补偿理论依据、成本构成和各地实践的基础上,从补偿资金测算、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实施路径等方面,构建了基于绩效评估的耕地土壤环境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框架。     

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轮作休耕的空间重构

轮作休耕是保障黑土区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科学合理确定粮食作物轮作休耕的耕地利用规模及空间分布,对实现黑土区耕地修养生息、提升地力和平衡粮食供求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典型黑土区——克山县、拜泉县和依安县为研究区,运用作物种植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多目标优化（MOP）模型和智能体土地布局优化配置（AgentLA）模型,基于地块尺度构建耕地轮作和休耕布局,适度调整轮作休耕规模及分布。结果发现：（1）研究区主要作物种植适宜性高值和低值区存在明显空间差异。玉米和大豆种植适宜性高值区交汇于依安县北部和克山县西部,是玉米—大豆轮作优势区域。主要作物种植适宜性低值区交汇于依安县南部和拜泉县西南部,是休耕的重点区域。（2）基于种植结构优化的轮作规模实现了大豆种植比例增加和玉米种植比例减少,缓解了目前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大豆供给不足的现实矛盾。通过设定多种粮食供求情景确定休耕规模有利于灵活应对粮食市场变动。（3）兼顾耕地空间适宜性和集聚性的轮作休耕布局有利于充分利用耕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展规模化经营,对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具有重要作用。研究通过科学重构黑土区耕地轮作和休耕空间布局,实现了耕地空间适宜性、空间集聚性、种植结构合理性和粮食供求稳定性的同步提升,为实现黑土区耕地资源合理可持续利用和粮食安全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生态补偿的补偿类型、利益主体（谁补偿、补给谁）、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多少）及补偿方式与渠道等是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核心。中国生态补偿实践格局存在省域差异,在补偿类型上,涉及综合型、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各个方面,且省级差异较大;在补偿形式上,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和省域政府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是中国各省域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补偿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广东等省的补偿水平相对较高,而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低;在补偿方式与渠道上,财政转移支付在各省普遍采用,赔偿金、资源价值费、资源税在各省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在补偿利益主体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生态补偿利益格局在全国各省均有,“企业-农户、企业-地方政府”作为补充。之所以在不同省域之间会存在生态补偿的差异性,这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导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资源禀赋及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需要从政策、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管控与协调。     

国外流域生态补偿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流域生态补偿是世界各国为应对全球的水危机和水污染而提出的,旨在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和措施,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达到提高流域环境保护者的积极性,保护流域的水质和水环境,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的目的。本文在概述流域生态补偿的概念、国外流域生态补偿的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总结和借鉴不同国家的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和经验,提出了构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促使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一些对策和措施。     

基于生态账户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研究——以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为例

论文以区域农田生态服务价值为基础,以经济发展程度、区域农田生态赤字/盈余与区域提供的生态承载力比值为调节系数,建立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基于农田生态账户的概念从县(市、区)级层面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武汉城市圈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75.00×108元,涉及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2.31×108元。2 48个县(市、区)中,24个为农田生态支付区,支付区中武昌区的支付量最大,达到5 967.92×104元,最小为14.94×104元(铁山区);24个受偿区中最大受偿额为238.91×104元(黄陂区),最小为5.14×104元(英山县)。3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量占地方当年财政收入的比例在0.07%~5.24%之间波动。论文提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简单、可行,也适用于其他更高或更低的尺度上有农田分布的地区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的核算。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驱动下中国的耕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土地政策是影响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论文分析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对中国的耕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数量变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势头总体上得到遏制,全国及各省(市、区)基本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促进了农地整理工作的开展。但是,该政策对中国耕地的质量变化的影响却相反,在全国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的总体生产能力呈下降趋势,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的可行性,以“保护和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替代“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根据土地资源区域差异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等对该政策加以调整的思路。     

建立和完善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制度的对策初探

分析了实施流域内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制度的实施提出了初步的对策建议：要通过加强立法和制定标准使补偿制度规范化,通过实施公正的监测,建立协调机制和补偿资金测算、营运机制等措施,实现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均衡．     

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模拟 ——以博鳌特别规划区为例

根据现有生态足迹计算框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正方法以及虚拟生态足迹的概念.针对区域规划实施的长期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以《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总体规划(2005-2020)》为例,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生态承载力利用系数k来表示生态承载力对区域生态足迹的约束,建立了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区域生态足迹系统动力学模型,结合情景模拟分析结果,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表明,目前案例区开发程度较低,资源禀赋优越,2004年尚有0.44gha的人均生态盈余;规划实施后,生产用地面积的缩减、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使案例区出现严重的生态赤字,预计2010年和2020年人均生态赤字分别为0.49gha和2.36gha.为减少规划实施对资源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应提高土地生态生产能力,合理制定虚拟生态足迹战略,适当降低区域发展规模,以及对资源出口地区开展生态补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利用与粮食生产安全格局变动研究

利用农业统计数据,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动态格局,构建“粮耕弹性系数”来反映耕地资源变化与粮食生产的互动关系。揭示出：①耕地投入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资源严重流失给粮食生产安全带来的压力;②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由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普遍性提升局面,并随着经济发展程度及其增长速率由东南沿海向内陆递减,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速率也呈现由东南沿海向内陆梯级递减态势,同时这种提升态势将随着时间和经济发展而出现由沿海地区向内地的推移;③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不断提升,并不一定会带来粮食产量的持续稳定增长。耕地集约利用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特性,使得在经济较发达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安全的保障已逐步由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转向了耕地面积的保护,由此导致耕地资源的数量成为了左右粮食生产安全的关键,这也为当今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目标和战略提供了现实的科学依据。     

我国耕地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实证分析

论文利用1978~2007年我国耕地、经济增长、城镇化、地方财政收入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经济增长、城镇化、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存在单向因果关系;②社会经济因素与耕地面积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在短期存在失衡关系,41%的非均衡波动将在下一期被修正;③在长期,城镇化、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5和-0.03,在短期,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4和-0.01。结论为：协调耕地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应采取长期和短期结合的策略;在长期应减少城镇化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的依赖,在短期应提高用地效益和加强耕地征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