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论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指明了今后该领域研究的努力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国内评价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方法主要是CVM,研究方法单一,缺少同时运用其他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来对CVM的研究进行比较的案例,从而无法清晰辨识CVM的缺陷,并对其加以改进;而且,CVM方法本身存在一些不足,大多数CVM的应用尚停留在实施CVM实验并报告结果的初级阶段,对CVM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方面的相关研究不够。国外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研究方法不断拓展,Mixed Logit逐步得到应用;二是研究方法不断深化,对CVM的研究从调研内容与结果的报告,向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可靠性方向转变,进而转向CVM的经济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对CVM与预期不相符合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对问卷的设计进行深入研究;并将非市场价值评价模型和方法与空间分析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建议将CE模型引入中国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价研究;加强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分异规律,以及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形成的空间分异机理和动态演变规律的研究;尝试调查问卷设计中的可视化研究。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驱动下中国的耕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土地政策是影响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论文分析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对中国的耕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数量变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势头总体上得到遏制,全国及各省(市、区)基本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促进了农地整理工作的开展。但是,该政策对中国耕地的质量变化的影响却相反,在全国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的总体生产能力呈下降趋势,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的可行性,以“保护和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替代“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根据土地资源区域差异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等对该政策加以调整的思路。     

基于选择试验模型的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评估——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非市场价值是基本农田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本农田价值的全面认识与科学评估,有助于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建立。针对目前中国耕地和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研究中尚未引入选择试验模型的现状,论文尝试将选择试验模型引入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评估研究,并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展开实证分析。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首先分析城乡居民对于基本农田保护的认知差异;然后运用选择试验模型分析城乡居民对于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偏好及其可能的异质性来源;最后评估并比较城乡居民对于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得出德清县基本农田的非市场价值。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①城乡居民对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偏好存在差异,其认知偏好受年龄、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收入、行为和态度变量的影响;②城镇居民的支付意愿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平均年支付意愿为143.04元/户,农村居民平均年支付意愿为27.47元/户,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显著影响其支付意愿;③Mixed Logit模型能够揭示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选择偏好的异质性及其可能来源,且模型拟合程度更高,解释力优于MNL模型,但是,在应用MNL模型和Mixed Logit模型评估属性的支付意愿时,估计结果存在差异;④计算结果表明,2009年德清县基本农田非市场价值为2.58×10⁸元,单位面积非市场价值为1.27×10⁴元/hm²,占基本农田总价值的54.17%。     

区域农田当量供需能力分析及其政策启示——以浙江舟山市为例

"以粮为纲"的食物安全观,使中国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过程中,片面追求耕地占补的数量平衡对食物安全的保障作用,而忽视了耕地以外的用地类型对区域食物安全的作用,不仅导致补充耕地的质量与占用耕地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盲目对草地、林地、滩涂湿地等进行开发而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论文从食物安全的内涵出发,引入农田当量与食物当量概念,选取浙江省舟山市为研究区,对研究区农田当量的供需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并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改进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农田当量与食物当量的计算方法,可以较好地统一粮食产量和养殖水产品产量的食物当量,进而统一耕地与养殖水面的农田当量供给。2)受耕地面积减少和耕地抛荒比例较高等因素影响,近年研究区来自耕地的农田当量下降了37.3%;与此同时,尽管研究区养殖水面面积也在不断缩减,但受标准养殖塘建设、养殖技术进步以及品种改进等因素的影响,来自养殖水面的总农田当量上升了18.3%。来自耕地和养殖水面的总农田当量的比例,由2009年的46∶54变为2015年的31∶69。3)在温饱、小康和富裕3个不同生活水准下,研究区本地耕地和养殖水面提供的农田当量,都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的需求,但是,通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建设高标准养殖塘、提高养殖水面单产等措施,可以提高耕地和养殖水面的农田当量至19 771.22 hm2,进而降低约35%的农田当量缺口。在此基础上,论文得到转变食物安全观念,重视耕地以外的用地类型的食物供给能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高标准养殖塘建设,提高耕地和养殖塘的农田当量供给能力;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探索耕地占补平衡的多样化实现形式等政策启示。     

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分异规律研究

根据对全国及东中西部、浙江省及各地市、杭州市所属的5个县市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计算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可以用来反映一区域土地利用系统的有序程度。一般说来,信息熵值愈大,土地利用系统的有序程度愈低,反之亦然;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具有空间分异规律,在全国、浙江省和杭州市3个层面上均表现出信息熵值自沿海向内陆递减;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在时间上具有动态演变规律。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可综合反映某区域在一定时段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及其转换程度,对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具有指导意义。     

区域农田当量供需能力分析及其政策启示——以浙江舟山市为例

“以粮为纲”的食物安全观,使中国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过程中,片面追求耕地占补的数量平衡对食物安全的保障作用,而忽视了耕地以外的用地类型对区域食物安全的作用,不仅导致补充耕地的质量与占用耕地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盲目对草地、林地、滩涂湿地等进行开发而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论文从食物安全的内涵出发,引入农田当量与食物当量概念,选取浙江省舟山市为研究区,对研究区农田当量的供需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并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改进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农田当量与食物当量的计算方法,可以较好地统一粮食产量和养殖水产品产量的食物当量,进而统一耕地与养殖水面的农田当量供给。2）受耕地面积减少和耕地抛荒比例较高等因素影响,近年研究区来自耕地的农田当量下降了37.3%;与此同时,尽管研究区养殖水面面积也在不断缩减,但受标准养殖塘建设、养殖技术进步以及品种改进等因素的影响,来自养殖水面的总农田当量上升了18.3%。来自耕地和养殖水面的总农田当量的比例,由2009年的46:54变为2015年的31:69。3）在温饱、小康和富裕3个不同生活水准下,研究区本地耕地和养殖水面提供的农田当量,都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的需求,但是,通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建设高标准养殖塘、提高养殖水面单产等措施,可以提高耕地和养殖水面的农田当量至19 771.22 hm²,进而降低约35%的农田当量缺口。在此基础上,论文得到转变食物安全观念,重视耕地以外的用地类型的食物供给能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高标准养殖塘建设,提高耕地和养殖塘的农田当量供给能力;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探索耕地占补平衡的多样化实现形式等政策启示。     

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格局

长期以来中国耕地数量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中国的耕地面积到底是多少,一直是个谜,特别是在耕地面积出现几十年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居然比调查前多出了2亿多亩。论文利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的耕地面积数据,从耕地总面积和不同类型的耕地面积两个维度,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耕地面积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1）从区域尺度来看,“二调”多出的2亿多亩耕地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与西北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几近一半,华南是唯一减少的区域;从省级尺度来看,26个省份耕地面积增加,以东北三省和新疆、内蒙古居多,京沪苏粤陕出现减少,尤以苏粤为甚;从市级和县级尺度来看,耕地增减空间集聚明显,耕地增加的地市和县市均以东北最为集中,耕地减少的地市以珠三角和长三角最为集中,耕地减少的县级单元以粤苏云三省最为集中。2）耕地的三种类型都出现增加,但旱地最多（53%）、水田最少（10%）;水田和水浇地均“北增南减”;旱地的增减主要分布在北方,且增减的空间分布都非常集中,东北增加较多,黄淮海平原减少较多。耕地分布重心的持续北移,加剧了水土资源的不协调性,从而影响耕地的质量,未来中国政府在高度关注耕地数量变化的同时,更应强化耕地质量的提高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