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研究综述

<正>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有重要影响,并最终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活动,但也有不[     

基于广义DEA的建筑业区域碳排放效率评价

我国虽然提出了减排目标,但缺乏对建筑业碳排放现状与减排目标效率水平的对比分析。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建筑业碳排放投入指标影响的基础上,以2005年建筑业碳排放强度降低45%为减排目标单元,构建建筑业碳排放效率评价的广义DEA模型,从八大区域分析我国建筑业碳排放效率水平。以2003—2014年我国建筑业碳排放为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碳排放效率逐年提升,投入指标冗余逐年降低;建筑业碳排放技术效率水平分为三个层次,北部沿海、东部沿海为高效区,大西北为低效区,其他区域为中效区;建筑业投入指标冗余现状表现为资本存量和碳排放冗余较高,机械设备冗余居中,劳动力冗余较低。从提升区域建筑业碳排放效率和降低区域建筑业投入指标冗余两方面提出减排策略,研究成果可为区域化建筑业减排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指导。     

节能减排背景下河南省物流企业碳排放特征研究

物流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碳排放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基于1995—2012年河南省物流企业的统计数据,运用消耗能源折算法对河南省物流行业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了估算,构建了河南省物流企业碳排放的EKC模型曲线,分析了河南省物流企业碳排放的发展历程和规律特征,预测了河南省物流企业碳排放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研究表明:河南省物流企业的碳排放量正处于继续上升的阶段,碳排放强度整体稳中有降,物流碳排放与行业发展呈现出反"N"型的曲线结构,如果加强环境管制、积极发展"低碳物流"将促进碳排放"拐点"提前出现,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我国居民消费对环境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居民经济能力提高,出现了浪费型消费与攀比型消费,加上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吞噬环境圈"。为了研究消费对环境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构建了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数、城市化率、人均消费量、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得出了城市化率对碳排放量具有明显增加作用的结论;计算了人口数、城市化率、人均消费量的增长对碳排放增长量的贡献率,得出了人口数和人均消费量的变化对碳排放量的变化也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描述了我国五类消费品的增长情况;提出了消费方式从个人到企业,再到政府,最后到世界的转变过程与转变消费方式的路径,包括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进行绿色城市化、继续降低碳排放强度、加强教育和宣传以改变现存消费观、利用行政和法律实现节能低碳消费方式、重视新型能源技术的开发、拓展利用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最后,总结了改变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完善绿色产品及基础设施的供给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     

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及空间关联性——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6—2017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联性,并结合空间杜宾面板STIRPAT模型与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探究了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空间负相关,分布在高集聚—低强度区域的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分布在低集聚—高强度区域的多为西北欠发达省份;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提高会增加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同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集聚水平提高会增大本省碳排放强度,降低毗邻省份碳排放强度。     

环境规制情景下我国农村居民间接碳排放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和PLS-VIP方法

采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法,估算出1999—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碳排放。使用STIRPAT模型、偏最小二乘法—变量投影重要指标(PLS-VIP)研究环境规制情景下,间接能源消费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间接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碳排放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呈现出富有弹性的特征;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引起农村居民人均间接碳排放降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降低间接碳排放;第三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农村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会减少间接碳排放。最后,提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农村居民用能结构等建议。     

我国物流运输业碳排放测量及分解模型实证研究CSSCI

随着我国能源约束趋紧,环境质量下降,多省份雾霾污染严重,生态文明建设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以物流运输业这一碳排放大户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运用LMDI分解法得出影响运输碳排放的因素主要有:运输能源结构、能源消耗强度、碳排放强度、货运量等四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优化运输能源消费结构,重点提高新型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整合运输资源,提高运输效率,优化运输路径,降低运量对碳排放的拉动效应;鼓励科技创新,加快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与应用进程,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     

我国物流运输业碳排放测量及分解模型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能源约束趋紧,环境质量下降,多省份雾霾污染严重,生态文明建设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以物流运输业这一碳排放大户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运用LMDI分解法得出影响运输碳排放的因素主要有:运输能源结构、能源消耗强度、碳排放强度、货运量等四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优化运输能源消费结构,重点提高新型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整合运输资源,提高运输效率,优化运输路径,降低运量对碳排放的拉动效应;鼓励科技创新,加快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与应用进程,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     

城镇化背景下江苏省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与碳排放问题关系到我国人口、经济与资源的协调发展。从衡量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出发,研究了城镇化对江苏省及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利用STIRPAT模型与面板数据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计算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研发强度、能源消费结构、FDI等因素对江苏省及苏南、苏中、苏北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研发强度、能源消费结构、FDI与城镇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土地城镇化与城镇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产业城镇化是影响江苏省及各区域的最主要因素,不同地区不同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城镇化背景下江苏省碳减排的对策。     

中国各省建筑业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建筑业碳排放特点对2005—2014年我国各省该行业直接与间接碳排放进行了系统核算,并结合各省碳排放特征进行了分组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的方法将行业碳排放因素分解为直接碳排放占比、单位价值能耗、价值创造效应、间接碳排强度和产出规模效应,计算各因素对建筑业碳排放的贡献值。结果显示:近十年各省建筑业碳排放处于整体上升区间,但碳排强度呈显著下降趋势,说明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节能减排政策已初见成效;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省域差异较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状态;基于LMDI的因素分解发现,产出规模效应和间接碳排强度分别是我国建筑业最主要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因素。     

财税政策对节能环保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概述了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运用16家节能环保类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财税政策对节能环保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补助强度、所得税比率、流转税比率对研发强度的影响都较显著,并从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措施、完善税收制度与税收优惠措施方面提出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研发与创新的建议。     

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增效减排了吗?——基于SBM-DID的实证研究

2006年9月,我国开展了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旨在加强煤矿矿山环境保护,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基于DEA模型构建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的SBM模型,利用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ID方法评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政策对试点省份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和煤炭的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通过PSMDID、协变量的DID、反事实和改变窗口期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政策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强度。同时,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策效果主要是通过改变产业结构,促使生产企业的技术升级来达到的。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家族控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不同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碳排放限额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碳配额资源的有效配置。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外部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机制与内部社会情感财富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 2010—2019年我国 2417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 DID面板模型，从家族控制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家族控制弱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当家族企业处于低CO₂排放额度地区且实际控制人代数为一代时，两者关系及家族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宏观层面通过降低规制强度与碳排强度、微观层面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与信息透明度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本文从低碳资产的“提质增效”、风险管理和低碳技术推广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环境管制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我国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企业的排污活动、规范企业使用资源的行为。由此可见,政府的环境管制日渐成为企业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1999—2013年五大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以环境管制对这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得出,短时期内提高环境管制强度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发展。这一结果说明,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还处于被动式的环境治理阶段,因此政府必须加强环境监管。     

税收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传统汽车难以顺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而以非常规车用燃料为动力的新能源汽车对解决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32家新能源汽车概念股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解释变量,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税收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负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流转税税负和研发支出的关系不显著。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旨在激励新能源汽车公司提高研究开发投入,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双碳”目标下制造业碳减排的数字技术实现路径研究

数字技术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有利工具,为制造业降低碳排放强度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2010—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技术能否成为制造业碳减排的有效路径,同时考察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绿色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显著降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制造业碳减排效应,运用替代被解释变量法、剔除直辖市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算后,结果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对中国不同区域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加显著;数字技术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碳减排效应显著,而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碳减排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对高碳和中低碳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绿色化水平能够正向调节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且该调节作用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采用我国长江经济带1995—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化水平因素对我国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正向驱动作用。(2)碳排放与人均GDP因素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只有东部地区通过了碳排放拐点,中部地区接近拐点,而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在较长时期内将持续增长。(3)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因素对碳排放均产生显著影响,且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创新水平对碳排放影响微弱。(4)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因素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贸易开放度和环境规制因素的影响较小。     

对外经济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碳排放水平日益提高,已成为全球最大排放国。为了更好地管控碳排放,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1995—2011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FDI、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动态效应分析发现,FDI与进出口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降低我国碳排放的水平,“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未得到证实。同时,本文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存在,证实了我国的碳排放水平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关系。     

金融发展、融资渠道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9—2015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就金融发展和融资渠道对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企业研发活动存在融资约束问题,金融发展可提高企业研发投入,且企业研发投入不依赖于股权融资而依赖于商业信用融资。(2)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入不相关。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股权融资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即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不依赖于股权融资。(3)从所有权性质看,在国有控股公司中,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入不存在显著关系,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依赖于商业信用融资;但在私人控股公司中,金融发展会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入,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不依赖于股权融资。从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增强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企业研发投入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农地利用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IPCC法与LMDI指数分解模型

基于灌溉、翻耕、农药、农用化肥、农膜、农用柴油等6大主要碳排放源,利用IPCC法、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法对2004—2016年我国农地利用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的时序与空间演化进程进行测量,并运用LMDI指数分解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我国农地利用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出"低速上升—低速下降"的趋势,碳排放强度变化具有"双峰"特点;农地利用高碳排放区基本覆盖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产区,而碳排放高强度区则大致与我国农地资源匮乏、经济发展程度高且人口众多的地区重叠。13年来,我国31个省(市、区)的农地利用碳排放量的相对差异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绝对差异逐步减少,碳排放强度的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均在2008年后保持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农业效率、农业结构与农业劳动力对农地利用碳排放起抑制作用,农业经济是促使农地利用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