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能力、环境不确定性与信用评级

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上市公司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复杂多变,此时管理者能力显得愈发关键,直接影响公司经营效率与信息质量,进而影响信用评级。以2013—2017年主体信用评级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不确定性与管理者能力对信用评级的影响和两者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导致信用评级降低,而管理者能力增强可有效提升评级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可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信用评级的负相关关系,且这种缓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旅游业务的特征与绩效

以2000—2014年62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旅游业务事件为样本,分析我国企业跨国旅游投资变化特征和趋势,进一步阐述并购事件对并购双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旅游业务逐年增加。从区域分布来看,东亚和南亚是我国传统旅游并购热点区域,但近年来我国跨国旅游并购越来越向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集中;从旅游产业部门分布来看,娱乐和住宿餐饮逐渐成为我国跨国旅游并购的目标主体;从并购市场绩效来看,跨国并购旅游业务导致目标企业短期市场绩效下降,但却促进了主并企业短期内市场绩效的上升。     

海外矿山项目并购外部风险评价

基于现有文献,对海外矿山项目并购的主要外部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在海外矿山项目并购外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入金融风险等相关指标,运用TFN-RS模型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结合主客观赋权的双重优势,将云理论与物元理论相结合,运用Matlab软件编程计算出各指标的风险等级隶属度,构建了海外矿山项目并购外部风险评价的云物元模型,提高了对风险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评价精度。以我国河北钢铁集团并购加拿大阿尔德隆公司Kami铁矿项目为例进行应用,结果显示,该项目的风险等级为"低",但社会文化风险高。     

中国企业对东盟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

以2001—2016年我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实施的152起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在对我国企业在东盟进行并购的国别、行业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选用条件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企业对东盟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东盟并购的区位分布极不平衡,多集中于东盟中高收入国家;比较我国企业对东盟并购的区位分布与我国对东盟10国直接投资存量情况,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规模大、经贸联系紧密、宏观经济稳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环境较健全的东盟国家进行并购投资。     

塔里木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的差异性比较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对塔里木河流域12个典型样本区2400名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居民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分别为83.76%和75.36%,WTP值和WTA值分别为365.3元/年和2886.86元/年,上、中、下游居民WTA/WTP值分别为7.70、6.41、9.45,而兵团和地方居民的比值分别为5.1和11.71。2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是造成WTA/WTP值差异的主要因素,但下游居民收入与支付意愿无显著关联,仅影响支付方式;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方式。3体制机制、民族风俗差异、惩罚效应和损失、厌恶心理是导致兵团与地方居民和上、中、下游居民WTA/WTP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山东省降低雾霾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研究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山东省17地市居民降低雾霾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居民支付意愿以城市为单位可划分为三个等级,支付金额主要集中在20~30元/月和30~40元/月两个等级;(2)支付意愿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距离衰减性,大致呈现以济南为中心,向外逐渐递减的趋势;(3)居民的社会经济、风险认知、居住位置、人口结构、教育职业、健康自评等因素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策略演化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升，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实践经验表明，强制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与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对于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好适用性。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主”突出、“多元”不足及其他系统性冲突。为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策略对“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该模式运行机制及主体动因。然后，构建以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对不同策略组合下系统的演化结果进行演绎。最后，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参与成本、环境收益和政府补贴对主体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最高，公众最低；对于系统运行风险，承包商属于风险偏好者，环保组织属于风险回避者，公众属于风险中立者；承包商对参与成本最敏感，对政府补贴最不敏感，公众则正好与之相反；环境收益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及“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效能具有启示意义。     

城镇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与农产品的需求及补偿意愿——基于消费视角的分析

研究城镇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及农产品的需求及补偿意愿,对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及提高农产品的供给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武汉市居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搜集一手资料,运用SAS软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城镇居民对环境友好型农田生态环境的需求强烈,高达73．08％的受访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有正的补偿意愿;且居民对环境友好农田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与化肥农药施用的限制标准呈正相关关系,补偿额度在3000-8000元·hm^-2之间。（2）城镇居民对化肥农药施用在不同限制标准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有显著的需求缩好,且愿意支付一定的溢价去购买;当化肥农药施用量在不同限制标准下,受访居民支付的溢价率均为70％以上,溢价均值在0．76-1.82元·kg^-1之间,价格溢出波动幅度为19．20％～46．20％。（3）城镇居民对环境友好农田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及农产品消费需求意愿主要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等因素的硅著影响.     

我国环境信用评级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环境信用评级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信息共享与"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实现社会共治,不但是治理模式的重大革新,而且有利于发挥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但同时,环境信用评级的实施与信用生成的市场机理、行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等之间出现的张力应当通过相应制度的完善予以缓和,从而在实现行政协作治理、引导公众参与环境监督、促进企业的自我规制等功能上,既发挥信用评价的声誉机制,又避免对受评企业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当侵害。     

福建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比较

从林农获得感的内涵出发,应用熵值法构建林改全过程的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以2014—2016年450个林农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比较林农对"均股均利、均山到户"两种林权改革模式的获得感水平,运用Tobit模型找出影响林农获得感的关键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均不高,差异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是影响林权改革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否村干部、林地块数、林业投入、林业收入、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对"均股均利"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的申请难易程度对"均山到户"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     

雾霾联防联控机制的完善——以长三角为例

通过研究长三角地区对雾霾联防联控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发现在联防联控机制下雾霾治理存在防控主体多元,机制不健全、环境标准和监测不统一,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缺乏补偿与约束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应在"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下,明确主体机制,并健全区域空气质量监测、评价、信息共享法律制度,明确补偿与约束机制,以完善长三角雾霾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法制化的思考

近年来,以信用手段影响企业环境行为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多地积极探索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建设,确定了评价指标和等级、评价信息的来源、评价程序、评价结果运用、激励与惩戒措施等。地方的实践与探索为构建全国统一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奠定了基础。重视环境善理理论的指导与运用,培养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价指标与指标权重的科学设置、信用分级及动态调整、奖惩机制与评价结果的社会化应用等既是各地经验的总结,更应成为今后国家层面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法制化的重点。     

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

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实证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一般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对亲人、外乡人、村干部、邻居、政府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农户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兼业及其环境认知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其中农户的环境认知效应最为明显。基于此,可通过丰富农户人际关系网络,完善农村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探索第三方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来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四川省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模糊识别

目前在大气环境质量评价中,一般采用经典数学方法求得环境质量指数。但大气环境质量的好坏及评定等级的划分,其界线是模糊的,没有一个确定的等级边界,这便存在着用经典数学方法来表述大气质量这类模糊现象是否合理的问题。对大气     

高校垃圾分类回收监管机制演化博弈分析

本文以高校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博弈论方法,通过建立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主体进行垃圾分类策略选择的不同因素。将对垃圾分类行为具有较强约束的"声誉资本"引入模型中,研究不同情况下的演化均衡策略。结果显示:①大学生是否采取垃圾分类行为主要与学生进行垃圾分类支付的成本C_1、大学生因不参与垃圾分类造成的声誉损失h、学校的惩罚P以及参与垃圾分类得到的奖励R等因素有关。②大学生因不参与垃圾分类造成的声誉损失h对学生分类行为的影响显著。③学校是否采取监管策略主要与监管成本C有关。研究结果对于高校和政府制定环境监管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发展、融资渠道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9—2015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就金融发展和融资渠道对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企业研发活动存在融资约束问题,金融发展可提高企业研发投入,且企业研发投入不依赖于股权融资而依赖于商业信用融资。(2)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入不相关。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股权融资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即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不依赖于股权融资。(3)从所有权性质看,在国有控股公司中,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入不存在显著关系,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依赖于商业信用融资;但在私人控股公司中,金融发展会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入,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不依赖于股权融资。从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增强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企业研发投入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自驾车旅游者分类与差异性分析以沈阳周边景区为例

以沈阳周边景区自驾车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从自驾车旅游者的需求特征和社会人口学特征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影响自驾车旅游者的58个指标中提取了28个主成分,运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对28个主成分进行聚类分析,将自驾车旅游者分为家庭亲子型、青年探险型等九类,并对不同类型的自驾车旅游者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自驾车旅游者在年龄、收入等社会人口学特征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出游的组织方式等方面却差异性明显。     

环保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代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为基础,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居民环保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有45.3%的居民为了保护环境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环境关心对于居民环境支付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社会地位,最后是消费支出。具体而言,对环境问题越关心的居民,其环保支付意愿越高;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个人收入及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环保支付意愿越高;消费支出越高的居民,环境支付意愿也较高。提出增强居民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和环境关注度等措施提高居民环境意识,改善环境问题。     

生态系统服务的三元价值理论及在大尺度生态补偿上的应用探讨

传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在生态补偿具体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困境。本研究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三元价值理论,通过能值方法剥离纯自然贡献带来的服务价值、自然贡献和人类投入共同作用形成的服务价值及基于人类偏好的存在价值这三类价值,通过自然贡献可以确定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线,而人工投入(基于人类投入绩效的支付)和存在价值(基于偏好的支付)可对基线进行二级修正,进一步提出了利用三元价值理论系统解决"生态系统服务—受益区—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受偿主体"问题的生态补偿路径。     

我国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环境信用评价是环保部门对企业环境行为作出的信用评价,是环境信用体系的基础,能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支持。目前我国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信用评价的参与主体单一、信用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等问题。在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技术标准三个层面优化法治环境,并且调整环境信用评价范围,以及明确环境信用评价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有助于推进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