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

通过丹阳市4个村320户农户实地问卷调查，分析了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由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给出了影响因素的驱动力、贡献率的数学表达。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宅基地个数、家庭总收入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正相关；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量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负相关。同一农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对流转意愿度的贡献率不同，家庭收入和户主年龄是影响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他们对宅基地流转分别起着推力和阻力作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两者之间彼此消长。实地抽样结果分析表明，丹阳农村户主文化程度若为初中且年龄在35岁时，家庭收入能达到34 000元的话，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度超过50%。以后每年家庭收入能有一定增速的话，农户流转意愿度将持续保持在50%以上。     

农户农用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分析乡镇尺度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山西省古县南垣乡与旧县镇的农户调查访问,利用SPSS软件中的logistic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揭示两个乡镇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亩均净收入、务农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以及耕地细碎化程度在南垣乡与旧县镇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在旧县镇对流转意愿产生较大影响,而在南垣乡该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     

三峡库区典型生态屏障区农户向外转移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向区外转移一定数量的过载人口是三峡生态屏障区土地生态功能建设的前提。基于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对三峡库区典型生态屏障区内的涪陵、奉节、秭归、夷陵4区县的农户转移意愿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转移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613%的被调查户愿意转移，影响农户转移意愿的主要因素为户主文化水平、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村社距集镇距离和村社环境，户主的文化水平越高、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越大、人均耕地面积越多，所处村社距集镇的距离越远、环境越差，则农户向外转移的意愿就越强烈。另外，地区因素对农户的转移意愿也存在一定影响，4个样本区县中农户转移意愿强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秭归、涪陵、夷陵和奉节，其愿意转移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为5047∶1637∶1166∶1。为了激励屏障区农户实行自愿转移，促进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顺利实施，建议政府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结果选择目标转移人群，并制定完善的人口转移政策以加强农户对转移后的经济收入、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的预期，从而增强转移意愿     

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苏州与常州的实证

已有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单一水平,忽略了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对此,引入多水平回归模型,基于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和常州的17个村394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多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苏州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较常州地区低,各村农户置换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中75.12%的份额由村庄差异造成;(2)农户层次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人数具有负向作用;(3)村级户均收入、环境水平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影响置换意愿起着弱化作用,而村经济发展水平、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具有强化作用;村级因素解释了95.69%的主要收入来源与置换意愿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村级因素通过改变农户层次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了村级间农户置换意愿的差异。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及村级层次的因素,并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及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宅基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大环境治理、提升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响应

利用重庆市梁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现有退地补偿政策下农户意愿普遍偏低,不同类型农户退地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影响纯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拥有的房屋数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Ⅰ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宅基地面积大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Ⅱ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小孩数、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非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宅基地面积和退地收益;其中,退地收益是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最显著的因素,对政策的支持度是农户退地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研究认为,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的因素存在差异,其核心问题还在于退地政策。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完善目前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这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顺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未来预期、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抉择

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是缓解城乡用地供需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考察农户未来预期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积极的预期使农户具有更高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对农户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分化在"未来预期—宅基地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影响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对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农户将积极的预期转化为退出行为的概率越大.故此,可从稳定农户预期和创造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能力及条件人手,稳定农户预期,关注农户就业,鼓励和引导有积极预期、有条件的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现行的户籍制度黏附着城乡差别化的入学、住房、养老保障等权利配置功能,严重制约着农村宅基地的社保功能向资产功能转化,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基本假设,并运用加入控制变量的"双差"分析法,以重庆(实验地区)和武汉(控制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时间哑变量和地区哑变量的交叉项(即户籍制度改革效应)通过了1%的正显著性检验,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实验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比例增加了37%;而且在户籍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大。另外,"人均住房面积、小康村、城镇郊区村"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收入、补偿标准"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构建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宅基地与在城镇落户享有城镇居民公共服务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宅基地退出程序和补偿标准,设计与城镇住宅用地管理制度统一的农村宅基地复垦整理、收回储备、市场供应与使用监管的政策框架体系,确保退出后的宅基地得到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宅基地流转被认为是城乡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由"农民理性"、"政策激励"、"隐形市场"假设可知,农民宅基地流转取决于在政策和市场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宅基地的资产实现程度和社会保障替代程度之间的"理性"权衡。基于"农户-政策-市场"三维特征视角,利用新疆四地州(市)34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农户特征、相关政策与市场特征对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意愿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影响;与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显著的地区特点。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宅基地流转范围的限制,阻碍宅基地流转;流转收入越高,农民流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强烈;流转花费时间越多,流入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弱。其地区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人均收入与流出意愿关系不显著;农民非农化程度对农民流转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与少数民族农民相比,汉族农民并没有表现更强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比重越大,农民流入宅基地的意愿越强,但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家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比重越高,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的意愿并非越强;流入费用对流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流转方式对农民流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花费时间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今后要在充分考虑农户特征和偏好的情况下,完善政策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地引导、推进农民宅基地流转,切实保障不同农民群体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与利益共享权等。     

农户分化、土地退出意愿与农民的选择偏好

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提速发展加快了我国农户的分化。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农户对土地有不同的依赖程度、价值认知和产权偏好,也就必然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意愿。本文立足于农户人口分化、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的现实背景,运用全国23个省(市、区)64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把农户退出农村土地的方式分为长期出租、政府征用、宅基地换城镇房和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四种,在多重共线性和模型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计量分析人口、职业和经济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除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耕地亩均收入外,劳动供养率、脱离农业的程度、成员在城镇定居、参与土地流转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而且不同类型农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方式偏好。具体来看,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越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和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更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有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对除政府征用之外的其他三种退出方式都比较支持;与流出土地的农户相比,没有参与土地流转和流入土地的农户,对任何方式的土地退出都更为排斥。结论表明,为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要根据异质性农户的不同需求,为农户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提供差异化的制度安排。     

种粮大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8个县（区）591户种稻大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弱；从其他农户租田的方式越稳定、向其他农户转入农田所支付租金越高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积极影响；对从其他农户租种农田的租金标准的评价越高，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低；对粮食生产经营效益的评价越高、生产经营中担心的问题种类的项数越大的农户其农地转入意愿越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发展非农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规范农地流转合同和农地租金数额；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对江西省42个县74个行政村的《耕地流转现状及农户耕地流转意识》专题调研基础上，采用向后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3方面，对当前农村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反映区位条件水平的指标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地貌；反映资源禀赋的指标包括常年在家务农的劳动力比例、耕地破碎度、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收入、耕地收入占年收入的比重。研究表明：耕地离县城距离越近，其流转补偿额会越高；随着地貌的复杂化，〖JP2〗耕地流转补偿相对就较少；人均承包耕地面积越多，耕地流转时补偿费用就越低；家庭耕地收入比重越大，补偿费用也越高.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然而,当前农民已经分化为不同阶层,有其各自的阶层属性与认知,这对农地流转意愿必然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了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0.634个单位。在反映农民分化程度的两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程度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21.7%和36.4%。此外,反映其它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

农户向非农就业转移被认为是农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在非农就业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农地流转率仍然徘徊不前。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发展通过改变非农就业农户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进而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驱动效应。基于湖北省农户家庭2018年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离散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非农就业有助于增加农业生产服务外包进而促进农地转出、抑制农地转入；（2）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3）若忽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供给的正向效应与需求的负向效应均被高估，这为现实中农户非农就业程度高与农地流转率低的矛盾提供了重要解释。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对农地流转市场的供需结构进行了重新塑造。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和政府角色——以重庆市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试验区为例

土地流转进行与否和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户意愿,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和角色也要建立在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对于指导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双溪农户"和"一般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工作的了解情况,分析了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结果表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十分强烈.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直接因素;收入总数和结构与土地流转意愿互为因果关系;农户愿意转出耕地,而不愿意转出园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愿意转入土地,可能发展为农业经营大户.无论是已经大规模发生土地流转的村庄还是尚未大规模发生流转的村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目的、意义以及方式等基本信息都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适度引导和监督,不能过度干预农民的意愿和行为.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比较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利用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大部分农户具有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其中纯农户和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相当，且高出二兼农户；（2）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价值的感知是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共同因素，农户感知农业废弃物资源的价值越高，其利用意愿也越强；（3）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因素有明显差异，性别对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年龄对纯农户和二兼农户利用意愿的影响均为负，尤其是对纯农户影响更大；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尤其是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获取经济收益的感知正向作用于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尤其是对一兼农户有更大程度影响；对纯农户而言，对自身经济条件的感知也显著影响其利用意愿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