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中下游流域工业污染源解析

选用2010年污染源普查更新数据对汉江中下游流域工业污染源的废水、COD及氨氮排放量按不同行政区划级别进行分类统计和归纳,描述流域工业污染源的地域分布及各行政区划内工业源排污力度。同时结合流域各企业工业经济生产总值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工业污染源排放强度特征与行业贡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襄阳市废水、COD、氨氮排放量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53%、45%、25%;工业源行业解析显示石化行业对废水、COD、氨氮排放贡献突出,相应的贡献率分别为49%、34%、81%;造纸、纺织和石化行业分别为万元工业产值废水、COD及氨氮排放最高的行业,其值分别为72.1t废水/万元、13.2kgCOD/万元和0.79kg氨氮/万元。     

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COD和氨氮工业污染源解析

利用2010年工业污染源普查更新数据,以COD和氨氮为分析对象,从排放总量、排放经济强度以及石化、冶金等13类工业行业分类来综合解析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工业污染源排放特征和行业贡献。结果表明: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工业点源COD、氨氮排放量分别为17 919.7t、2 841.3t;十堰、汉中、商洛工业源COD和氨氮贡献率分别为39.7%、22.6%、19.4%和18.8%、35.9%、38.1%,是COD、氨氮排放贡献率最大的3个地级市。制药、食品和石化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COD排放贡献较高的行业,贡献率分别为40%、19%和16%;而石化、采掘和冶金分别为氨氮排放贡献了45%、20%和17%,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高氨氮排放行业。皮革、造纸2个行业的万元工业产值COD及氨氮排放量均位于前列,分别为33.5kgCOD/万元、25.1kgCOD/万元和4.70kg氨氮/万元、2.27kg氨氮/万元。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区域污染防治与管理应从流域层面综合考虑,实施"分区管理、重点控制,分期执行,长久监管"措施。     

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大小受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工艺及设备水平、管理政策、环境法规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选取长江三角洲典型地区的主要污染排放指标,重点分析工业经济规模、工业行业结构、工业技术进步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与工业水污染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技术进步、工业废水达标排放政策的实施,工业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引起工业废水的显著增加。从制造业结构看,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调整比较敏感; 相反,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的调整不敏感。工业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呈现负相关,说明工业技术进步、环境污染治理对于减少工业水污染排放起重要作用。     

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区域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时空格局,并实证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1)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高位小幅波动上涨态势,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格局,而绿色技术创新规模先缓后急逐年递增,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且“反K字型”空间格局初现雏形。(2)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传导效应,地理空间以及经济地理空间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增加会促进本地城市的碳减排。(3)独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抑制工业领域碳排放方面成效显著,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对本地城市工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本地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合作绿色技术创新因规模较小对工业碳减排效果不显著。深入探索长三角区域内部城市间在促进碳减排方面协同合作、联防联控机制并加强区域内部绿色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建设是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低碳绿色发展的着力点。     

1996~2013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大气环境污染效应

大气污染物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引导区域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利用Tapio脱钩模型测度了1996~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区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3个指标之间的脱钩程度，并利用LMDI分解模型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变化特征进行了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废气排放量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且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状况有所改善。（2）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排放整体经历了从扩张性负脱钩到相对脱钩发展的趋势，表明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工业废气排放的污染同步增长。经济发展效应和能源效率效应是促使工业废气排放的主要因素。（3）长江经济带的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整体上经历了从相对脱钩向绝对脱钩发展的趋势，经济发展均是造成各地区两种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和能源效率是各地区两种污染物减排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在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控制过程中，需加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也需坚定依靠技术进步推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并且注重各省市间的减排差异和防范污染产业的区域转移。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大气环境；脱钩分析模型；LMDI分解模型     

辽河流域工业行业污染减排潜力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降低产污强度,从源头减少污染产生是促进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基于2008年辽河流域工业行业环境统计数据,以COD,NH3-N两项指标为研究对象,识别出7类重点行业,其COD,NH3-N产生量分别占工业产生总量的77%、90%,排放量占工业总量的81%、77%。分析了重点行业的产污强度及末端去除率水平,表明工业行业产污强度高是工业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发展清洁生产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设计工业行业发展清洁生产情景并测算出到2015年辽河工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结果显示,通过适当限制重污染行业增长速度、重点降低产污强度、适当提高末端去除率,在流域工业行业产值年均增长率14.75%的情况下,2015年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2008年相比,COD削减45%-55%,NH3-N削减21%-33%。以此为流域工业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提供技术支持。     

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业污染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区域生态环境共保是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利用城市工业污染物排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重点分析了2003～2015年长三角地区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规模和强度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探讨了经济转型发展等因素对工业污染时空格局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规模和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2015年工业废水、SO_2排放总量分别削减约13%和24%,每万亿元工业总产值的废水、SO_2和烟(粉)尘排放量分别削减87%、88%和71%左右。(2)工业污染排放仍主要集聚在沿沪宁、沿长江和沿沪杭甬等工业发达地区以及部分资源型城市,并呈现由核心区向皖江城市带、苏北等外围区转移扩散的态势,但不同污染物之间差异较为显著。(3)外围区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强度较高(多为1.0以上),但近年来南京、杭州等核心区的工业污染物(尤其是工业粉尘)排放相对强度有所上升。(4)经济转型是工业污染时空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与消费驱动转型增长等是抑制工业污染物排放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而创新投入及技术进步、企业质效提升、外资外贸结构优化等则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强度;但由于各地经济转型阶段不同,上述因素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该研究揭示了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业污染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对于强化新时期长三角地区工业污染协同防治等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     

环境税对高污染行业的影响研究——以湖南邵阳高COD排放行业为例

针对开征环境税对高污染行业的影响，选取湖南省邵阳市为研究区域，以COD排放为例，选择了COD排放量最多的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调查各行业的废水治理成本。通过调查发现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差别较大，从1.55元/kg到8.11元/kg，调查时点区域排污费收费标准0.7元/kg，相比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太低，就几乎不具有激励减排的功能，同时也不具备筹集环境治理资金的功能。通过分析湖南邵阳高COD排放行业征收环境税的影响发现，无论基于行业废水平均治理成本制定环境保护税税率，还是考虑边际治理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制定环境保护税税率，对行业大部分企业利税影响率均小于5%。而且基于行业治理成本征税，有利于淘汰行业中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促进行业整体资源优化配置，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对于推动供给侧改革，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环境税；影响分析；高污染行业；供给侧改革     

中国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基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视角

环境保护税赋予各省级政府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和调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的权利，是中国治理污染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的视角研究环境保护税减排效应，对调整污染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该研究使用2015—2020年24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8年中国部分省份提高环境保护税污染物适用税额为外部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环境保护税法》提高污染物排放适用税额的减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考察城市之间外商投资规模、区域位置和适用税额提高幅度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显著降低工业SO₂排放量。DID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降低16.8%的工业SO₂排放量。上述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减排效应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减排效应不显著；外商投资规模与减排效果正相关，拥有较高水平外商投资规模的城市受到政策冲击的力度更大，相对于平均水平能够减少0.2%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而较低水平的外商投资规模所带来的污染效应较低，政策的减排效应不显著。③进一步研...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中国无船承运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无船承运企业对国际货物流通领域和区域内社会经济系统的高效运转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2006~2013年中国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为研究样本,从宏观区域、省级行政区和城市等多层尺度来刻画和分析中国无船承运企业的分布特征,并从多种因素来探讨无船承运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空间维度上,中国无船承运企业分布格局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沿海地区多于内陆,东部地区明显多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尤其上海与广东2省市集聚明显,而在城市尺度上非均衡性分布更加突出,已形成明显的集聚区和稀疏区。在时间维度上,中国无船承运企业总量和拥有无船承运企业城市数量都呈递增趋势,但区域间递增幅度有所差异。综合交通网络、区域外贸经济发育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商务支撑条件等是影响中国无船承运企业分布的主要因素。     

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状况以及经济低谷地区的崛起

我国是区域发展差异巨大的大国之一，存在着多种尺度的区域发展差异。从中小尺工区域差异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内部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有其影响，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经济相对落后的低谷地区。沿海经济低谷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于香港－－珠江三角洲、上海－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环渤海三个经济隆起带之间，处于省际交界处。按照类型可以分为黄泛平原区、丘陵山区和沿海库区。东部经济低谷地区区位条件相对比较落后，交通可达性较差，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化水平发展严重滞后，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这些不利因素制约着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崛起机制和途径，低谷地区发展呵以分为资源转换型、非国有经济推动型和外资推动型。建议国家修筑贯穿沿海经济低谷地区的东部沿海铁路大通道，降低沿海经济低谷地区设定标准，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特殊贫困地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从而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空间替代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由于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别化的环境保护政策容易导致环境敏感型产业在地区间的迁移,这一过程将引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变迁。相对发达地区实行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在产业的选择上限制污染型产业的发展,这势必将对原有污染型产业产生影响,加大环境保护投资、转行或者外迁是该区域内企业可能的选择。在环境政策不够严厉,产业的选择更为多样的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甚至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优惠条件,则污染型产业是其发展的可能选择。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中西部19个省份11个污染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空间效应,存在对污染型制造业西迁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别性的环境政策确实突出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向西迁徙,实现了污染产业从中国东部向西部的空间替代。从空间的整体上看,也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的产业升级现象。如果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环保规制差异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不是严格按照功能区进行分类环境保护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也是不健康的,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的要素替代作用,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无疑就会被夸大。看似中西部地区可能重新步入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受到污染损害的仅是国家的另一片地区,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属于环境脆弱区和重要的水源上游,最终受伤害的将会是我们整个国家。     

经济发达地区水环境约束分区与产业准入研究——以无锡市区为例

随着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污染物排放量急剧增加，致使区域水环境不断恶化，并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协调水环境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许多国家开展水环境功能区划研究，为流域管理和调控提供科学依据，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以水体为对象，较少关注水陆空间联系以及水环境承载能力对区域产业布局的限制，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水环境胁迫作用。为此，综合考虑水环境容量和压力两方面要素，提出水环境约束分区方法，并以无锡市区为例讨论了分区评价单元划分、指标选择与处理等技术方法，通过水环境容量和水环境压力的矩阵分析，将研究区划分为高压高容区、高压低容区、低压高容区和低压低容区等4种类型区，据此提出产业准入与布局调整导向。研究结果可为协调区域产业发展与水环境关系、制定差别化的产业准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Industrial source identification and emission estimation of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in China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PFOS) and related chemicals (collectively “PFOS equivalents”) are currently manufactured and used in a wide variety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in China. Since 2003, the national annual production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o accommodate both domestic demands and ongoing overseas needs for metal plating, fire-fighting foams, photographic, semiconductor and aviation industries. Accordingly, PFOS-related industries are significant sources of PFOS to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though 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present study, industrial sources of PFOS in China were identified and emissions from major related industries, including PFOS manufacture, textile treatment, metal plating, fire-fighting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 were evaluated. Contribution by various industrial sourc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FOS emission were discussed.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emission of PFOS equivalents in China was 70 t in 2010. Industrial use of PFOS in metal plating was identified as the largest source of PFOS pollu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followed by textile treatment, fire-fighting, PFOS manufacture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t the regional level, greater contributions were made by metal plating and textile treatment in most provinces of eastern China, while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and several northeastern provinces fire-fighting was the predominant source. The contribution by PFOS manufacture was considerable in Hubei and Fujian provinces. Total emission, emission density and emission intensity showed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n general,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s the most intensively industrialized regions of China, were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ly higher emission rates, emission density and emission intensity than those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China. Available monitoring data of PFOS concentrations in surface water of China reflected a similar distribution pattern, confirming that manufacture and industrial uses were crucial sources of PFOS pollution which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risks in the environment.     

“水十条”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是国家为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而制定的法规。为检验“水十条”的政策影响效应,文章利用2012—2017年全国269个地级市的数据,结合工业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技术进步、人口规模、水资源禀赋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水十条”政策实施是否有助于减轻工业水污染强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原因,工业水污染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水十条”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工业水污染强度。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间、剔除中心城市、增加控制变量以及剔除严重污染等方式进行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稳健性。进一步分析中,文章研究了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而第三产业显著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并且技术创新效应显著加强。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均为“水十条”政策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的有效途径。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水十条”政策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地区却呈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水污染情况原本较好,因此污染强度降低幅度较小。因此,文章认为“水十条”政策能够显著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并且加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手段的辅助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文章的发现为中国水污染防治行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化的产业变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具有深刻的产业变动原因。以人均GDP为基本指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产业分解和对泰尔指数进行地区分解,深刻分析了1990~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地区构成和产业构成,揭示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变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地区集中因素。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而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又是推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导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逐渐沦落为以农业与采掘业为主的外围区域,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也由此持续扩大。基于此,认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缓解非农产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