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

《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全球正在积极向低碳转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式微,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一度失去领导力和方向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积极维护者,引导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并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已经从低碳技术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入和输出并举。在"后巴黎"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做好战略性谋划和布局,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为切入点,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全面、积极、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依靠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方向。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绿色发展战略新思考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在减排力度、气候资金、技术研发和领导力上均存在缺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果延迟,意味着2030年后减排的任务更为紧迫,代价更高,各方博弈的形势将更为尖锐复杂。因此,中国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巴黎协定》全面均衡落实和实施的同时,要利用当前减排压力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能源变革与低碳发展的有利形势,立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加快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先进能源和低碳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为应对未来全球减排进程更为紧迫的形势奠定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并制定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战略。外树形象和领导力,内促发展和转型,仍是中国当前从容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的战略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

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召开了十五次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岛路线图"等重要成果,确定了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确立了基本框架。国际社会已准备就《京都议定书》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进行谈判,各国官方机构、学术机构与学者围绕减排义务的类型、区别对待与责任分担,提出了多种方案。发达经济体是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美国的气候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奥巴马总统将气候变化政策作为重点政策领域之一;欧盟与日本则一直积极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如印度已制订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承担气体排放减少量化任务,但仍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布什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评析

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其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备受关注。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宣布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2月提出“全球气候变化计划”。布什政府实际上在以各种借口推托美国应该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责任，这将对以UNFCCC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并对全球气候政策提出挑战。     

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有助于增强各类行为体的参与动力,而后续的巴黎进程更适用于建立以跨国气候伙伴关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主要施动者是地方政府和包括气候NGO、市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他们不仅在议程设定、透明度、监督执行和代表利益攸关方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擅长短期本土化项目管理等优势。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跨国行为体视角出发,对这类伙伴关系的兴起及其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分析,所获得的基本结论为:(1)各国达成《巴黎协定》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跨国伙伴关系发挥作用;(2)当前跨国气候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呈现不断制度化的趋势;(3)跨国伙伴关系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一定特殊性;(4)非国家行为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逐渐交叉,更易形成联盟且相关的观念外溢也更为便利。这一新兴治理关系对中国的启示包括:(1)重新审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2)评估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国伙伴关系,并适当鼓励国内相关机构和组织参与全球进程;(3)在国内层面,以渐进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参与、建立一些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城市与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能力;(4)在国际合作中,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优势推动中国所提出的南南气候合作倡议及相关项目的落实,进一步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并弥补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上的不足。     

国外学术界对《巴黎协定》的评价及履约前景分析

2016年《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艰难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从此进入履约阶段。本文基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公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选取其中排名前十位的国际环境智库的研究报告和环境领域中代表性学者的相关论文,对国外学术界有关《巴黎协定》履约前景的分析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此做出简要评述。文章在肯定《巴黎协定》有力推进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同时,也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是在英国正式启动脱欧进程和特朗普新任美国总统后,其履约过程中更是存在着协定之内和协定之外的众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首先,协定之内面临着协定缔约方国内批准程序上的挑战;国家自主贡献的实现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2℃温升目标的实现前景;审评和盘点的效力评估;碳市场机制能否有效运行。其次,协定之外面临着英国脱欧的潜在气候政策变化及影响;美国气候政策的可能变化及其影响。基于对以上智库报告和相关研究论文的分析,笔者对《巴黎协定》的履约前景得出几点看法:(1)正视国际气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2)对具体议题的落实需充满信心;(3)理性冷静看待英美气候政策的可能变化;(4)鼓励环境类国际组织之外的非国家行为体展开通力合作。对此,我们应正视履约中的挑战与不确定性,做好充分的应对之策,确保履约进程的顺利完成。总之,《巴黎协定》的履约前景不容乐观,国际社会任重道远。     

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赢路径分析

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目标,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促使各国走上"发展"和"减碳"双赢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其核心指标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大幅度提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一方面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终端能源需求,从而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2030年前需尽快达到4%以上,但按目前趋势只有2%左右,各国都必须加大能源变革的经济转型力度。中国实现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下降率要持续维持4%以上。并将不断加大力度,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从而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协调共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巴黎协定》时代的气候融资:全球进展、治理挑战与中国对策

本文首先辨析了"气候资金"与"气候融资"两个基本概念,且通过对包括《巴黎协定》在内,最新的气候资金相关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智库报告的研究和系统梳理,指出全球气候融资发展趋势表现在全球气候融资缺口正在持续扩大;资金来源更加市场化;发展金融机构募集、管理和分配了大部分的公共资金;新型经济体用款权受到挤压,也呈现出更大的出资潜力;稳定的碳价格被认为是全球实现"零排放"长期减排目标的核心机制。与此同时,气候资金治理体系也处在关键的转型期,目前气候资金治理正在向"自下而上"的模式过渡,《公约》外平台承担了"气候风险主流化"的多重功能,但需要警惕"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有绕过"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风险,且绿色气候基金运作规则的导向性作用值得关注。据此,本文在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建议。建议我国应积极影响国际气候资金机制运营规则和技术规则的制定,避免发达国家以及代表其利益的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片面地发展为国际规则;支持在全球设定渐进的、可预测的、可信的碳价格,并且肯定将气候与环境风险因素内生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与绿色气候基金开展多方位合作,推动气候公共资金治理规则转型;加强与世界银行在气候融资领域的合作;借G20平台逐步发展为气候融资政策突破和工具创新的引领者。     

《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信息、核算规则及评估

国家自主贡献(NDC)是《巴黎协定》最核心的制度。2018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形成了国家自主贡献的特征、信息和核算导则,对各方履约提出了新要求。研究这一国际规则,对中国有效履约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作者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对《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信息、核算规则进行了阐释,然后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10个典型缔约方前期通报的国家自主贡献作为研究案例开展履约效果评估。结果显示,按照新规则,案例缔约方国家自主贡献信息的完整性和透明度都有待提高,其中,在对贡献的核算方法学和假设、贡献公平性的阐释等方面的履约效果普遍较差。发达国家履约效果普遍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报告的信息类别相对全面,符合导则要求的程度较高,但也存在对公平性的阐释等方面不满足导则规定的情况。发展中国家报告的信息缺失相对较多,包括基准年信息、贡献核算方法学和假设、对贡献公平性的阐释等。本研究表明,国家自主贡献实施细则将对中国履约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国际工作方面,建议增强国际谈判与国内履约工作的对接与协作,加强关于国家自主贡献实施的国际交流合作,为后续国家自主贡献导则更新谈判做好准备;国内工作方面,建议强化中国后续国家自主贡献通报方案的研究支撑,组建机制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编写组,为根据信息导则提供信息做好准备。     

协同治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分析

对国际议程间的关联性分析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由联合国引领的全球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占据了当前国际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两者的协同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巴黎气候协定》不仅具有共同的规范性基础,而且两者通过议题衔接和叠加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治理关系,国际制度关联性日益突出。从目前来看,这种关联性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嵌入关系。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已经嵌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但也与一些目标存在矛盾,因此,协同治理具有必要性。第二,指标对应。《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细化项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大部分指标已经形成对应关系,治理具有同质性。第三,制度间倡议交叉与功能外溢。其协同治理关系具体表现在诸多层面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治理模式的趋同、资金渠道的整合、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进行的发展机构改革,以及联合进行政策倡议、规则建构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从制度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两者协同治理的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制度互动在不同层次上不断累积,并逐渐转向伙伴型的协同治理模式。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政策工具演进的视角

将气候问题的主要利益集团和国家分为三组,欧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伞形国家集团(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南非等),近似代表气候政策的一、二、三3个梯队。全面扫描这些国家标准和管制政策、财政政策工具、排放权交易、自愿协议、信息工具、研发政策等主要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同时,选择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变动趋势以及环境监管能力作为政策环境因素,试图反映气候政策工具应用条件"从低到高"的"阶段性"的特征。通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应用情况的国际比较,总结了减排政策工具应用的基本经验,得出了对我国的启示:继续运用好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政策工具;充分考虑政策工具的应用条件,稳步推进"高级"政策工具;加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以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温室气体政策工具的核心目标;近期应谨慎推出碳税;循序稳妥推进碳市场建设。     

气候变化研究的中国知识贡献及其影响局限

气候变化知识的不断深化和积累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邀请全球有代表性的科学家,通过分析评估国际上正式发表的文献,提供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进展的最新认识结论。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通过统计中国在气候变化十大重要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量和影响力、中国政府和科学家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以及中国大陆引文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贡献,分析了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知识的贡献与局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大多数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量已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但在海洋与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论文量明显落后;与美国和英国相比,中国气候变化科技成果的各类影响力指标明显偏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中国积极组织相关机构和专家参与IPCC评估工作,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但从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国大陆引文的角度看,中国贡献仍整体偏弱,中国大陆引文的贡献呈领域分布不均衡,优势领域少,成果影响面窄的特点。与科学基础领域相比,中国在影响和适应、减缓和国际合作领域的科学贡献更弱,对全球视角关注不够,但中国大陆引文总体的国际科学合作活跃度较高。后巴黎时代,中国需要更加面向国家需求、气候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以及国际气候变化科技前沿,加强全球视野和原始创新,突出中国优势和特色,使气候变化的中国研究成果更多支撑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推进。     

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的融资机制与中国角色

气候融资问题最早源于全球环境合作,随着气候治理与全球经济、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协同演化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包括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资源如何用于支持全球提供气候公共物品;如何管理和调控全球的金融市场和机构,为气候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及政策、市场与机构如何应对包括气候变迁、极端天气、能源转型、碳价格在内的相关风险三个方面的内涵。本文系统回顾了全球气候融资的发展历程,概括出它在演化过程中表现的三个阶段:由碳融资到气候融资过渡、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气候风险主流化提速与气候融资体系面临重构。通过梳理最新的与气候资金相关的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和智库报告,可以发现目前全球气候融资格局具有如下局限:(1)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尚未形成一体化机制;(2)各种资金机制之间的低协同性降低了气候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3)新旧多边发展机构缺乏协同机制与模式创新。本文进一步考虑美国"去气候化"策略对全球气候融资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的退出策略加深了各界对巴黎目标的担忧,气候融资领导力由此进入更迭期。另外,化石能源投资短期内有反弹迹象,但向新能源转型的全球趋势尚未受到明显冲击。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在未来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中角色定位及政策建议,包括推动建立一体化的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完善新兴多边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路径与方式创新以及以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为契机,加强我国气候融资软实力等。     

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采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模型及归因分析(LMDI-Attribution)方法,基于1996—2014年数据从细分行业角度进行研究。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作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三因素LMDI乘法分解,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作归因分析,量化4个行业对分解因素影响效应的贡献,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996—2014年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主要呈现下降趋势,累计下降23.05%。其中,能源强度是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其影响效应为-61.18%,对这一影响效应贡献最大的是工业,并且四大经济部门均通过能源强度在不同程度上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有所减小,可见"阶梯电价"、"千家企业节能项目"、"十大重点节能项目"等相关政策在工业发展中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明显。产业结构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23.53%,其主要贡献者是工业,说明"工业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等一系列政策的效果不明显;然而农业则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贡献值为3.09%。碳排放因子在1996—2014年间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影响为60.47%,是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的主要因素,说明京津冀地区的能源结构不合理。工业对这一效应的贡献最大为55.97%。可见,工业在京津冀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气候变化科学与碳中和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离不开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进步。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其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正经历着从科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到低碳转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变革。文章通过追溯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碳中和的科学基础,指出气候变化科学进步在量化温室效应、明确当前气候变化归因和估算碳排放空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促使气候治理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化为定量目标,同时确定了通过碳中和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文章通过系统分析中国气候变化科学现状,指出尽管中国科研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重大研究成果不足,研究领域分布严重不均衡、影响面窄,不足以有效服务国家气候变化内政外交等。中国碳中和之路任重道远,急需科技支撑助力。文章最后提出应围绕实现碳中和目标,优化完善中国气候变化科学建设,建立气候变化科学的“1+N”发展体系,引导研究与发展需求相结合;建立对应人才体系,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积极有效地发挥中国智慧,助力中国碳中和的实现。     

科学与政治之间:大规模政府间气候评估及其缺陷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引领的大规模评估由于代表了国际科学界的集体工作,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谈判制度持续互动而备受关注。两者的密切关系已体现在气候治理的各个历史阶段。具体而言,通过嵌入国际制度,气候评估具有警告公众、影响国家政策取向、推动国际协议、促使跨国公司改变行为、引领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等重要作用。同时,IPCC还通过传播评估报告结论等方式参与国际气候外交。由于其开放性,科学评估也经常成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施加影响的政策工具。从科学与政治互动的积极方面来看,其一,科学评估机构一贯充当推动国际气候进程的角色,并凭借权威性,不断强化科学信息的政策扩散。其二,第五次报告发布之后,评估日益突出"解决方案"取向,2018年升温1.5℃特别报告和后续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将影响《巴黎协定》的履约情况,其未来演进与机制改革也将深刻塑造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虽然,气候评估已经证明了其作为科学合作机制的价值,但与国际谈判的关系也存在一些紧张之处:一是,评估机制弊端频现,影响对谈判的支撑。二是,机制安排的路径依赖性严重,缺乏重大而有效的改革。三是,评估结论的传播日益困难。四是,其评估内容与国际谈判时常脱节。本质上,这是由于科学形成共识规律与科学机构形成共识的政治机制存在矛盾。一方面,学科间的差异化和文献数量庞大导致评价日益难以形成共识;另一方面,科学机构作为"认知权威"具有以共识推动政治进程并提升其国际地位的偏好。两者围绕所谓的"共识"问题所形成的困境已经日益彰显。因此,重新理解政府间气候评估在全球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已经成为当前治理中的紧迫问题。     

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探析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是二氧化碳的72倍(20年水平),但其在大气中的寿命短于二氧化碳,可以作为优先减排对象。中国的甲烷排放十分突出,甲烷减排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然而在政策研究中,甲烷受到的关注程度远低于二氧化碳。本文基于甲烷排放研究的相关进展,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国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甲烷排放的有效控制和减缓可以成为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战略要用"系统减排"思路替代传统的"末端减排"思路;甲烷系统减排的策略和实施措施不仅需要重视主要排放部门(如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农业)的直接末端减排,更需要突出强调建设活动、城市消费、资本投资和出口贸易等消费端的间接体现减排;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通过纳入甲烷排放,可以至少在五个方面丰富和支撑中国的国家立场,如从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向承诺"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转变。     

《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下的新市场机制探析

环境产权化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演绎出的碳市场被奉为解决碳排放"负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京都议定书》开创了"自上而下"模式的国际碳市场,但因未充分尊重缔约方自主和平等参与而成为一个封闭的"碳交易俱乐部"。京都机制的实践不足与碳市场的理论争议引发《巴黎协定》碳市场存废之争。《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约束"向"自觉责任"的转向。基于新履约模式,缔约方形成四种新市场机制方案:基线与信用及碳交易机制、基线与信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机制以及国际碳交易机制。为保障有效减缓并兼顾自主与平等参与,《巴黎协定》建立了"自上而下"基线与信用机制,但采取了与京都机制"项目"基线不同的"部门"基线。新市场机制对信用交易不再特殊限定,尊重缔约方参与和适用的自愿性;且以"部门"的总量约束为准入门槛对所有缔约方统一要求,体现出平等参与的特点;减排单位中植入可持续发展标准从而对新机制实施的总体效益予以"硬约束"。新机制将促进部门内的减排单位统一,为国际碳市场奠定规则基础。但其市场淡化与可持续发展植入亦将影响国家及区域碳市场异质化发展,不利于国际碳市场构建,其背弃配额交易,独采信用交易亦会抑制碳货币形成。中国建立国家碳市场旨在促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有利于中国履行"碳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的自主承诺,还将扭转经济增长对高碳排放的依赖,为未来中国履行强制减排责任奠定基础。     

气候政策协同：机制与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造成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和森林火灾频发等风险加剧。尽管各国为此付出诸多努力,但全球变暖趋势并未遏止,解决气候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机制及其效应,推动碳减排,文章提出"部门联合体"概念,认为由于部门分工专业化特性,单一部门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多部门间的气候政策协同势在必行。气候政策协同贯穿于政策目标制定、政策细则确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之中,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目标、完善政策细则、强化政策实施的方式,充分动员各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更高,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这种影响以间接效应体现出来。气候政策协同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四类交互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气候政策协同与加强财政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相配套,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中国的气候政策协同经验对构建全球碳减排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提出,以气候政策协同的有效性为现实基础,依据"部门联合体"行为逻辑,建立全球性的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高效推进全球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绩效及其对世界减排的贡献

碳排放和大气污染作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既是碳排放大国,又面临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其对全球减排市场的影响极其重要。然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肩负的发展任务与减排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鉴此,本文应用多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要素变动、自发性能效改进和外生性能源技术进步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大气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并估算了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2030年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且2050年碳排放量为2015年的50%)情景下的大气污染排放量及对世界减排的溢出效应。在排放物种类方面,本文将考察多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全氟化合物)和污染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气体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协同效益。当达到碳减排目标时,2050年基准情景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量分别减少了34. 51%、31. 36%、10. 42%和22. 75%。②按照现有的能源技术难以有效减少未来的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排放。只有当中国各产业部门能效增长达到年均约2. 6%时,中国才能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其减排目标。③中国碳减排对全球减排有正溢出效应,尤其对周边地区、美国、欧盟等贸易来往密切的经济体影响较大。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比如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在鼓励生育和实现减排目标之间做出一定程度的权衡;发挥中国的大国示范作用并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约束制度的构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