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支柱的格局.根据进程追踪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环境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过程,着重分析环境目标未来15年将对全球与中国环境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层面的基本结论是:①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②新型伙伴关系将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③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④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机构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发展受到关注.⑤环境与气候变化中的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⑥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深度融合.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体现在: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并形成倒逼机制;②将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③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着力点;④将使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加“绿色化”.当然,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也使得中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与责任不断增加.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之处:①目标过多且模糊不清,实现难度大.②当前所罗列的一些目标间可能包含潜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③环境目标缺乏量化的标准.尽管如此,就环境目标而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全面和系统,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集体努力的成果,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诞生于1986年,是我国针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发起的一项地方试点工作,旨在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推广应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30年来,实验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突出体现在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的普及、探索出了一批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地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发挥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可持续发展成就的窗口作用三个方面。但是,实验区建设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存在缺陷、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中没有占据应有位置以及能力建设工作滞后三个方面。随着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形势变化,特别是国际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国内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实验区建设新的历史使命。着眼未来,实验区建设应在深入分析总结30年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统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为目标,以破解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着力点,以创新为动力,着力探索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凝练可持续发展典型模式,为国内同类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实验和示范效应,并依托"一带一路"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鲜活案例。     

上海市各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创建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地,是贯彻《中国２１世纪议程》的示范区。从１９８６年的“城镇社会发展综合示范点”开始,到１９９２年５月更名为“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直至１９９８年更名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已有１０多年历史。我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很多经验。上海市政府对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十分重视。１９９６年开始在编制《上海２１世纪议程行动计划》时,就把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作为编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组织一批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专门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     

关于中国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若干思考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在减贫、教育、医疗、改善饮用水源等方面的发展,但是一些全球性问题仍然严峻,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公平性等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不断深化。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16—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本文提出了推进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的八项主要挑战,分别是"制定科学的衡量目标的指标体系""如何将SDGs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实施SDGs的融资能力""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观测和获取能力""加强监测数据规范与评估能力""建立衡量社会进步的科学指标和方法""权衡不同目标间的冲突问题""如何将视角从陆地转向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文从基本原则、推进方法和政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中国推进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基本思路。     

SDGs框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研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以此为基础,用多领域指标监测可持续发展进展。SDGs通过后,各国都将其作为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中国政府也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并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等实践路径有机结合。然而,SDGs的评价主体是全球和区域进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进行统一评价并不适用,亟待研究一套适合于中国情况的评估体系,一方面形成国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综合现状评价,摸清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形成对SDGs评估的对标,以促成SDGs各项目标的落地。基于此背景,本文重点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的出台过程、概念框架、以及评估应用中的具体问题,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强调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理论支撑,对标SDGs的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旨在形成对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评价指标建议。选择2012—2016年为研究期,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构建了针对民生改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与SDGs评价目标相对应。评价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总得分在研究期内均保持增长的趋势,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态势始终改善。总分增长较快的年份,资源环境质量改善的得分也较高,其中贡献率较大的主要是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下降相关的指标,通过现状评价明确了发展的薄弱环节,形成了SDGs框架下适用于中国评估的指标建议。     

科技促进宁夏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分析

科技是推动宁夏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实力、缓解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科技在促进宁夏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与经验,但是在支Ё撑全区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环境以及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急需解决的问题:①科技资源布局不合理;②产业工艺落后,能耗偏高:③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成果转化率低;④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弱.文章最后结合宁夏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特点提出了其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思路及重点.     

面向横向比较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方法改进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发展理念,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169个指标,几乎涵盖了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围绕SDGs的评估工作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既有理论上的不足使得定性目标难以全部有效转为定量指标,也有方法学上的缺陷导致多指标合成存在困难,不能进行有效和客观的横向比较。该研究主要围绕SDGs综合评估方法优化开展讨论。研究认为,由于SDGs的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指标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传统算术平均赋值权重的方法学可能引起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从而拉大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情况评估结果的区域差距。该研究提出了指标权重客观赋值的方法学,采用多因子分析方法对指标的两两关系进行拟合,同时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SDGs的判断矩阵,实现指标权重的客观量化和赋值。以此为基础,开展中国31个省份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评估,结果显示：各省份SDGs的评估得分总体上呈现出从东部逐渐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其中浙、沪、京等排名领先;通过将新方法的结果与传统的算术平均评估方法进行对比,发现新方法显著降低了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落实SDGs方面的得分差异。这种情况也反...     

切实保护环境 为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21世纪议程》,其核心是把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环境保护局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一、组织或参与制定一系列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方案 和计划,并付诸行动 (一)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国家环保局接连组织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对策、计划和方案,经批准后,正在逐步实施。 1.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2.国家计委、国家环保局批准的《中国环境保护战略》; 3.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逐步淘汰破坏臭氧层物质的国家方案》;     

构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评估工具的研究

我国历来重视社会经济与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自1986年开始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又颁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并把研究建立基于监测与评价结果的实验区激励与淘汰机制提到了重要位置。该研究基于4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统计数据,采用情景分析的方法,筛选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6种区域发展情景包括商贸服务(西城区)、生态宜居(石景山区)、制造业(日照市)、物流服务(日照市)、科教创意(绍兴市)以及旅游文化(石景山区、绍兴市)。评估指标体系分为资源安全、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经济效率和创新驱动5个领域、18个指标、45个变量。对4个实验区的评估结果表明:西城区和石景山区在经济效率和创新驱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西城区在科教创意和商贸服务情景下发展较有优势,石景山区在生态宜居和旅游文化的定位下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高;日照市在公共环境和经济效率指标上具有优势,在商贸物流发展定位下,可持续发展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绍兴市在创新驱动指标上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在旅游文化的发展定位下还需在公共环境、社会发展领域进行提升。通过情景设置和指标权重的赋予,有效地判断了评估对象的发展情况是否满足其区域发展定位,为创建科学规范有效的实验区和示范区评估工具提供了依据。由于该研究仅是实验性的评价,还需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hina’s implementati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grea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since 1960s and 1970s when it was first propos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epened over the years. When it came to the end of 2015,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resul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t-2015 framework and guida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global level were to be made, including the ideas, action plans, key areas that would guide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developed a 5P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eing people-centered, global environmental security, sustained economic prosperity, social justice and harmony and partnership promotion, including a political declaration, 17 overarching goals and 169 specific targets, specific ways of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follow-up. It is the road map to achiev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its origin, it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to the pro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strategic impact on China.     

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有助于增强各类行为体的参与动力,而后续的巴黎进程更适用于建立以跨国气候伙伴关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主要施动者是地方政府和包括气候NGO、市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他们不仅在议程设定、透明度、监督执行和代表利益攸关方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擅长短期本土化项目管理等优势。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跨国行为体视角出发,对这类伙伴关系的兴起及其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分析,所获得的基本结论为:(1)各国达成《巴黎协定》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跨国伙伴关系发挥作用;(2)当前跨国气候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呈现不断制度化的趋势;(3)跨国伙伴关系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一定特殊性;(4)非国家行为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逐渐交叉,更易形成联盟且相关的观念外溢也更为便利。这一新兴治理关系对中国的启示包括:(1)重新审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2)评估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国伙伴关系,并适当鼓励国内相关机构和组织参与全球进程;(3)在国内层面,以渐进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参与、建立一些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城市与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能力;(4)在国际合作中,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优势推动中国所提出的南南气候合作倡议及相关项目的落实,进一步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并弥补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上的不足。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对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着力点的思考

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用来说明2015年修订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为防治大气污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些成就主要是由以《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标志的政府防治大气污染的行动取得的。《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的加"严"修订主要表现在:罚则条款数量增加;违法行为种类增加;责任类型增多;多处设定"惩罚束";设定阶梯式处罚;创设身份罚新形式,多处设定机能罚等方面。那些加"严"修订都服务于实现"行为人不违反"这个规制目标。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使"行为人不违反"的法律不能保证使环境达到一定的质量目标。近年我国政府环境保护举措取得成功的秘诀主要有三点,即:(1)减少绝对排放量;(2)政府负责,而不是行政相对人负责;(3)用权力推行,而不是用设惩罚"威胁"行政相使之守法的方式寻求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要让大气污染防治法成为我国防治大气污染的基本依据和有效防治大气污染的保障,必须对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再行修订。新的修订应当以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治行为为着力点。这样的修订主要应当考虑:建立大气质量目标制度;健全总行为控制制度;按照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明确对各级政府、地方权力机关的授权;规定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职责和相关行政权运行的约束程序。在对《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了以"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治行为"为着重点的修改之后,国家将取得法治国家建设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建设的双重收获。     

国家高新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识别--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绿色创新作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有机整合的发展战略,是当前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一剂良方,实践中,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家高新区是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关于国家高新区设立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起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现双重差分的目的,识别国家高新区建立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评估高新区驱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国家高新区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理论上构建了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甄别出了高新区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创新驱动机制和结构驱动机制,而未通过集聚驱动机制,"形聚而神不聚"的现象仍广泛存在。③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高新区对东部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果明显,而对中西部区域效果不明显。④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还存在着城市等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边际递减规律",相比于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一般的市从高新区设立当中获得的政策效益更大。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新区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文章据此从发挥集聚推动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高新区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是蕴藏于城市中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具有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持续升级,"垃圾围城"已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矿产变废为宝,能有效化解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城市矿产产业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本文收集1987—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梳理、编码并统计计量的基础上,首先从颁布部门、数量、力度等方面对政策体系进行总体分析,然后构建并运用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两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从政策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经历了依附环境保护政策的孕育期、体系初建的形成期和效力深化的发展期。(2)从政策颁布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颁布速度逐渐加快,力度逐渐增强,参与机构数量不断增多。(3)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以环境型政策为主,逐渐呈现出强化供给型政策的演化趋势。(4)从政策作用环节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由重点关注回收、深加工环节向关注全产业链环节演变。最后,针对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演变特征与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部际联系,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消费引导,完善需求型政策;三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健全产业政策体系。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eking linkage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BSTRACT

Glob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hinese ideal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Human Beings. The report of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dicates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proactive mitigation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further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oth of which are largely integr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BRI are also closely linked with South–South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ooperation proposed by China from previous UN summits. Based on shared ideas, intersected agendas, and compatible governance approaches, BRI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ow increasingly relevant and they might form synergies based on increasingly interactive relations. In sum, seeking and intensify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BRI and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could addres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eficits and enhance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生态建设及科技引导途径

本文提出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实质就是协调好人口、资源与环境间的生态关系，为了促进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探讨了科技引导实验区生态建设的途径。     

协同治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分析

对国际议程间的关联性分析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由联合国引领的全球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占据了当前国际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两者的协同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巴黎气候协定》不仅具有共同的规范性基础,而且两者通过议题衔接和叠加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治理关系,国际制度关联性日益突出。从目前来看,这种关联性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嵌入关系。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已经嵌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但也与一些目标存在矛盾,因此,协同治理具有必要性。第二,指标对应。《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细化项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大部分指标已经形成对应关系,治理具有同质性。第三,制度间倡议交叉与功能外溢。其协同治理关系具体表现在诸多层面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治理模式的趋同、资金渠道的整合、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进行的发展机构改革,以及联合进行政策倡议、规则建构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从制度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两者协同治理的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制度互动在不同层次上不断累积,并逐渐转向伙伴型的协同治理模式。     

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创新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虽未改变,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一些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积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所上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显然对于政府形成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并运用中国1998—2014年各地区经济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存在协同效应;(2)上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3)下中等层次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应注重人力资本量的积累,更要保证质的提升。基于此,应从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1)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形成企业家倡导企业科研创新的机制,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维护创新企业对于运用和转让科研成果的合法权益;(2)着力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体系,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办学质量,鼓励教育培训机构适度创新,推动培训方式项目化,针对岗位需求扩充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储备;(3)着力降低初中及以下人口的规模与比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适度转移,关注偏远地区贫困人群的入学情况,努力为穷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