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资源诅咒"一直是资源型区域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随着绿色经济时代的到来,关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成为热点话题,研究"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的存在性对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验证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的关系,考察"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视角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按能源禀赋贫富分区域看,能源富集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能够有效缓解这一现象;在能源贫乏区则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资源诅咒"现象明显,且有效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进一步通过分阶段探讨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明显改善并消除这一现象,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文章基于2005—2018年黄河流域9省份10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基准回归及空间外溢效应分解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金融集聚对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除开放发展外金融集聚会通过邻近区域和跨区域的空间溢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3)金融集聚带来了金融资源的分布不均,金融集聚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加大了城乡间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扩大金融规模、提升金融效率;将金融资源导入到技术研发和创新创造相关领域,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绿色金融发展要求,加大传统企业技改支持力度,提升区域产品国际竞争力;通过完善金融环境有效发挥金融集聚对收入和增长的溢出及网络效应,推动区域共享型发展方式的形成;进一步引导金融要素在各区域内自由流动,实现信贷资源跨区域配置,通过区域间金融市场的互通有无带来黄河流域协调发展。     

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精准识别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验证据,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将排污函数引入厂商的生产函数,基于市场化水平,构建数理模型识别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统计1997—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考察市场化总指数及其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数理证据。研究发现:①市场化总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路径,这一结论在总样本和区域样本间均成立,证实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意味着样本各个地区均获得了由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②总样本层面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方面指数长期来看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积极作用,但产品市场发育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非一致性;③市场化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这一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对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均产生显著且正向的推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对东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则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因此,必须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放市场在绿色发展中的制度红利。各地要依据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立足区域禀赋优势,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组态视角下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协同技术创新是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在理论层面从环境、投入、产出和互动四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整合性框架后,以中国284个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实现路径。研究表明:①单个协同创新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位于0.4928~0.8388范围内,表明单个条件均不构成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②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显示,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协作互动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4种路径,具体归纳为投入主导型、区域互动支撑下的资本赋能型及环境和投入连接下的主体互动转化型3种差异化模式。③条件因素的普适性和替代性分析显示,经济软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是影响高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成果市场化和区域互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④囿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稟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驱动路径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从组态视角着力于多重协同创新条件的适配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土地绿色高效利用政策和措施。     

环保企业技术效率的分布特征与异质性来源:微观实证与比较

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但纵观现有研究,针对环保产业发展质量的衡量、内部异质性的梳理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仍然缺乏统一框架。以微观环保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作为切入点,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采用中国规模以上环保企业2003—2013年统计调查数据以及环保类上市公司2014—2018年财务披露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两个时间段的多维统计和分组计量,对中国环保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布特征及其异质性来源进行了系统诊断,研究发现:①中国环保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差异广泛体现于细分行业、所有制、区域等不同维度,且上述异质性特征既受制于特定的产业和政策环境,也会对外部影响因素变化产生个性化的响应机制;②中国环保企业的微观效率演进已经从政策驱动逐步转向市场推动,并对内部管理改善和外部市场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向反馈机制,行业整合和"做大做强"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③中国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改善,但环保企业技术效率变化对重资产扩张模式和负债驱动型增长的负向反馈机制依然明显,且微观环保企业层面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和财务去杠杆压力也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④环保产业内部不同所有制、区域、细分领域的技术效率水平对不同类型政策扶持手段的响应机制和方式存在着显著不同。由此,要推动实现中国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引领和调节作用,聚焦微观环保企业个体的竞争能力塑造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也需要依据微观环保企业技术效率的异质性特征及其个性化响应机制设计针对性、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并加速产业整合和结构优化,提升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制度激励视阈下的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快速发展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结构性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区位经济发展、制造业升级与企业网络价值增值三维演进模型,指出当地经济在经历劳动、资本和技术驱动之后,未来转型升级的动力是制度要素,区域经济重点是战略决策中心,而企业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在于管理决策的理论思想。而针对现有增长模型中内生要素不包含制度因素的不足,本文构建了纳入制度要素的增长模型,并运用仿真模拟方法,指出在资本产出弹性、储蓄率和有效折旧率完全相同时,制度促进环境下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存量为制度抑制环境下的3倍,实体经济产出是制度抑制环境下的5倍,从数理上证实了制度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最后,依据国外经验,考虑制度在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差异性与配套性,论文提出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制度激励体系,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购买促进高端产业发展、公共金融支持企业全球并购、专项研究基金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法律与外交政策保护等政府治理政策;中观层面的产业金融支持、综合服务平台、创新文化氛围、人才培养与公共事业提供等产业治理环境;以及微观层面的控制网络价值核心、整合资源提升产业链价值、加强运营控制塑造精益供应链等企业治理机制,以期对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推进提供借鉴。     

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发展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边界,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减贫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引发了信息贫困现象。评估信息化在区域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对制定与调整信息化背景下的扶贫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忽视了信息化的动态属性及区域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文章基于2002—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区域贫困治理效果的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2002—2018年,区域贫困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总体来看,信息化不利于本地贫困减缓,但对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结果依然稳健。从区域差异来看,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信息化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信息化发展明显推动了西部地区的贫困治理。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贫困治理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3)信息化弱化了自然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其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强化了经济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制度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技术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负向作用,但弱化了技术禀赋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建立信息化与区域减贫联动发展机制,不仅要建立差异化、层次化的信息化发展策略,也要从顶层设计上将信息素养水平纳入区域信息化建设。同时,合理统筹要素禀赋与区域贫困治理的关系,并依托信息化优化区域贫困治理效果。     

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黄河灌区六省调研数据的研究

基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河南、山东6省(自治区)农户微观数据,依据制度能力三层次分析框架,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从知识资源、关系网络和动员能力三方面实证分析了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能力因素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明显相关关系,知识资源、关系网络和动员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存在显著正向作用。知识资源层次的灌溉设施供给制度和关系网络层次的农户使用灌溉设备支持力度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影响不具有长效性;知识资源层次的灌溉设施维护制度、灌溉管理条例监督执行,关系网络层次的灌溉信息获取容易程度和动员能力层次的灌溉目标掌握情况及联户促进灌溉有关集体行动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长效促进作用,且灌溉管理条例监督执行表现出"倒U"型变化的边际效应,村委会或水利协会对农户灌溉目标的掌握表现出"倒V"型变化的边际效应,村委会或水利协会通过联户促进灌溉有关集体行动能力表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     

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面对粗放式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战略。创新型人力资本是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可以实现资源与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三种权重矩阵分别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从全区域和分区域两个方面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对GTFP的空间效应,探讨创新型人力资本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绿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和GTFP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东部和南部地区水平较高,西部和北部地区水平较低。②从全区域回归结果来看,增加创新型人力资本投入对GTFP水平提升具有阻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地区间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技术创新诱导的"回弹效应"所致。③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来看,高GTFP地区依靠创新型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形成区域增长极,低GTFP地区依靠增加创新型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自身GTFP水平,由此显示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可能存在"孤岛效应"。④其他影响因素:财政投资、对外开放度、城镇化率、基础设施等均未显示出对GTFP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对于高GTFP地区的绿色发展显示出阻碍作用,对于低GTFP地区的绿色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信息化对全区域GTFP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增强环境规制、减小污染物排放量有利于GTFP水平提升,但是提高污染物去除率对GTFP作用不明显。据此提出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增强创新型人力资本空间外溢扩散效应,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绿色技术应用和推广中的作用,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和绿色发展生态环境,实现GTFP区域联动提升。     

我国资源再生产业集群辨识研究

资源再生产业是解决资源危机、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发展迅速,在一些区域产业集群特征凸显.因此,本文采用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法,对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在省域层面的集群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资源再生产业集群特征非常明显,2007年产业集中度CR_4达到71.15%,广东、浙江和湖南三省已形成资源再生产业集群,2007年三省的区位商分别达到1.781、1.987、8.491;同时还发现重庆、湖北、天津、江苏、上海也初具集群雏形,为从产业集群角度探索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依据.此外,在对广东、浙江和湖南三省产业集群进行深入分析和验证时还发现:广东、浙江模式与湖南模式具有明显不同,前者是再生资源禀赋和地方需求主导模式.而后者则是交易成本、区位交通优势和政府扶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的若干问题

区域规划是协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关系的区域开发与国土整治方案，是市场经济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大举措，目前我国的区域规划编制和实施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各层次规划衔接不力，从而了区域规划的实施和应用。借鉴国外的规划体系、内容和实施途径，针对我国区域规划的实施问题，提出如下建议：（１）建立完善的区域规划体系、协调区域规划与经济计划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关系。     

通过可持续认证推动农林牧渔领域自然资源保护

1992年里约环境发展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和各界的共识,但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农林牧渔等领域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仍待进一步发展。我国作为国际农林牧渔产品的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积极推动国内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在全球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发挥积极作用。可持续认证作为应对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矛盾的较为有效的市场手段,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涵盖了农林牧渔领域的多个产品,在国际上的发展势头强劲,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了对政府政策的补充作用。但可持续性认证在我国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中还没有得到广泛认识,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实践可持续经营、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在国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可持续认证的分析,为在我国农林牧渔领域更好地发挥其市场推动力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首先综述了可持续认证在国际上的发展历程、产生的影响,详细论述了森林、棕榈油、野生海产品等可持续认证已经在全球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欧美等较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其次,本研究对可持续认证在农林牧渔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肯定了可持续认证在调动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推动农林牧渔领域资源保护方面的正面作用,也指出认证对资源保护的预期效果没有完全达到、同一产业内认证体系可靠性参差不齐,着重强调了可持续认证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的困难,使其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应有效果受到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我国农林牧渔领域在资源利用方面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压力,尤其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进口大宗产品产地的生态脆弱性使中国在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论证了可持续认证在我国的推广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促进贸易杠杆发挥资源保护的撬动作用、保障企业在海外开发中的长期效益,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国内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明确得出在我国农林牧渔领域推动可持续认证的必要性。本研究建议我国政府部门应关注农林牧渔领域可持续认证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收集相关的信息和案例可用于相关的国际谈判和对企业的指导。同时政府应鼓励国内外认证体系在中国开展认证工作,并为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体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政府应积极支持国内农林牧渔产业的企业、专家、协会等参与到国际认证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操作范例或规范国际化。政府自身的消费行为对全社会有明确的引导作用,所以在政府采购中应优选可持续认证产品,引导企业加入可持续经营的实践。     

节约型社会指标体系框架设计与广东节约水平现状评价

节约型社会指标体系贯穿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包括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节约支撑能力、资源禀赋变化与弹性系数等4领域共51个指标。应用该指标体系估算结果表明，广东省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减污、资源化等核心指标目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每年均有所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行政管理费用所占GDP在全国属于领先地位，反映广东与其它地区的差异已经从数量的差异发展为结构性差异。GDP质量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反映出粗放型特征没有根本转变。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偏低，在制度支撑、科技支撑、教育支撑指标等方面亟待改进。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转换器。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城市信息化发展阶段看,我国许多信息化先行城市已经初步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健全、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为此,要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实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互联互通,重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基础上全面整体推进。     

中国旅游扶贫地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

旅游扶贫试点村是中国实施旅游扶贫的重要载体,是精准扶贫理念的集中体现。本研究以全国560个旅游扶贫试点村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中国旅游扶贫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成因。研究表明:1试点村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凝聚型分布状态,地带间分布差异较小,西部分布稍多于东部,中部相对最少,与传统认知上的贫困村分布格局存在错位现象。2试点村系统分形特征明显,存在局部围绕贫困山区集聚的情况,空间分布上呈现不等概率分布状态,分形结构较为复杂。3试点村分布密度最大区域为燕山-太行山、罗霄山、沂蒙山和武夷山-南岭山区,其次为六盘山、秦巴山、武陵山、大别山和滇桂黔等山区,且大都高密度分布在各省区边缘和交界地带,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4中国旅游扶贫地的空间格局的形成主要原因有旅游资源禀赋、地形海拔高度、交通因素及政府政策导向四个方面。5优质的旅游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形海拔高度、落后的交通条件以及强有力的地方政策支持可以作为试点村的评选标准;并从空间上建议增加中西部试点村布点;对空间上集聚在贫困山区的试点村其旅游扶贫应注意保护性开发利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深挖地域文化符号;各省区边缘和交界地带试点村应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最后结合试点村的分布和致贫的原因,把试点村划分为资源利用不足型、山地环境制约型、交通区位非优型、政策支持欠缺型四种类型,从而提出针对不同类型试点村旅游扶贫路径。     

基于协调发展视角的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研究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者关注的热点领域。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以单一经济指标或复合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及差异背后的自然、社会、经济驱动机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单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应是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基于这一理解，从可持续协调发展入手，建立了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表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支持3个方面的27个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分析了区域综合发展的测算方法，提出了综合发展指数和发展协调指数。在案例分析中运用所设计的测度方法对江苏省内县级行政单位的综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A Perspective from the Interaction Among Market,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long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after 1979,China has faced severe problems of resource overusing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which would threate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This article explore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of managing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It examines some maj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and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 innovation to cover three sectors(government,market and society).In addition,the article analyzes their experience and evaluation i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We argu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regulation,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of allocating resource and protecting environment.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including coordin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building platform for market operation and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Single-minded,compelling, and unique”: Visual Communications,Landscape, and the Calculated Aesthetic of Place Branding

Place branding strateg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fessional composition of landscape imagery, including the depic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In this paper, Brand Blue Mountains, a brand currently implemented in the Blue Mountains region (Australia), is discursively analyzed. The brand sets out an all-encompassing “Vision” defining the identity, values and personality of the World Heritage listed Blue Mountains landscape, summarized in the tagline Elevate Your Senses. This “vision” is visually translated into a strictly coordinated and copyrighted suite of logos, graphic design, color, fonts and various photographic styles.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egree of control that place brand strategists seek to exert over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landscape identity is significant. A highly selective narrative of positive nature-based sensory experience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holistic application of contemporary visual media. The brands'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naturalizes and reinforces a particular market-friendly version of place. The framework that brands set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s overall amounts to an exercise in calculated aesthetics, whereby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landscape images of various kinds is measured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market differentiation and impact which technologies allow. The result of this calculated aesthetic system, with its taglines, saturated color, careful composition and magazine-format brevity, is a reduction in the complexity of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s and a perpetuation of nature stereotyp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