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九江城市集聚带发展与长江经济带中段开发

简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中段武汉———九江城市集聚带发展的区位优势条件，带内城市体系结构和城市经济特征、探讨了带区城发展所特有的文化底蕴，提出了为推动城市集聚带及长江中游经济发展应首先解决的构筑城市地域空间新格局的设想。     

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评价研究

为开展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评价，在明确环境风险评价的涵义及内容基础上，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生态、经济、社会特点，依据环境风险理论，提出了城市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展现环境风险的空间分布规律及集聚特征。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风险源危险性和受体敏感性的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受体恢复性不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长三角为城市环境风险热点区域，冷点主要分布在重庆、湖南一带。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需深入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强化区域环境协作、建立和完善专项的环境风险动态评价平台和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环境风险评价；空间统计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红利外溢、绿色政策供给等维度阐述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及泰尔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2. 95%,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②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呈梯度递减格局,下游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迈向服务化,城市工业绿色发展重心逐渐向中上游地区转移;③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工业化、对外开放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直接驱动力;④产业集聚、城镇化、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直接推动作用有限,以高耗能型产业集聚为主,城市建设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绿色技术创新支撑效应有待加强;⑤环境规制、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环境标准导致污染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粗放城镇化模式加剧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恶性竞争;⑥产业集聚、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污染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警示效应较强,各城市竞相布局绿色先进制造业。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应加快构建统一的环境预警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集约式新型城镇化,绿色承接产业转移。     

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

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以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各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2000~2014年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从时空总体演变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区域差异,且呈现出由渐进式集聚向缓慢扩散的发展趋势。(2)从空间聚类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的长三角地区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地区。(3)从空间分布演变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分布集聚态势增强,但在地理空间的差异上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且不同集聚区在不同空间范围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扩展与收缩态势。(4)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及创新基础设施的差异性,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空间关系及其协同提升机制研究

基于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城市群内历年各城市的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差异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整体水平较低；城市群内部四大城市圈（群/带）的生态效率存在不平衡性，武汉城市圈的平均生态效率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次之，环长株潭城市群再次，襄荆宜城市带最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城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呈现出空间负相关性，且部分地区存在“污染俱乐部”现象。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需要城市间的有效合作和协同行动，应该统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健全城市群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联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     

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差异性分析——以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为例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背景下,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而带来的城市蔓延不利于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基于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上，在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城市蔓延度提高。而随着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加时，城市蔓延减缓，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活性服务业。（2）从城市规模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在中小城市起显著的作用，而在大城市不显著。第三产业在大城市起显著的抑制性作用，而在中小城市不显著，这主要与不同城市规模下集聚经济效益的发挥有关。（3）从蔓延类型角度来看，推动城市蔓延向集约型方向发展的主要是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服务业，而第二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城市蔓延向过度蔓延方向发展。长江经济带应合理布局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产业的集聚效应,同时避免不合理开发和盲目招商引资而造成的城市蔓延。     

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研究集中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系统研究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事实上,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绿色发展福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该研究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独特视角,以外部经济理论为媒介,系统阐释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机制;并以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人工收集1840—1909年清朝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1933年中国各城市是否通铁路以及城市的地形起伏度等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多维度动态评估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并采用控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内生性的GS2SLS方法系统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存在的空间外溢衰减规律,验证制造业集聚外部性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福利呈现“低水平块状集聚,高水平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未来潜力增长方向在上游地区;(2)适宜的制造业集聚可以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过度的制造业集聚反而会抑制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提高;(3)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表现为“双峰”结构;(4)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有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Porter外部性却表现为负向作用。为此,该研究从把握绿色发展福利演进规律、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及甄选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碳足迹压力非均衡性研究

长江经济带肩负率先实现“双碳”目标的重大使命,亟待准确把握长江经济带城市减排增汇压力现状及其非均衡性。在计算2000～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和碳汇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碳足迹压力指数,在全国视野下识别长江经济带城市减排增汇压力,并分别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局域莫兰指数考察其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和空间集聚特征,从多个维度探究其非均衡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城市碳足迹压力低于长江经济带以外区域及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差异明显,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2)从区域差异来看,总体差异水平较大,呈扩大趋势。差异分解表明,区域间净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主要表现为上下游之间的差异。(3)从分布动态来看,绝对差异水平较大,同时存在明显的多极分化特征。(4)从空间集聚来看,同时存在4种空间集聚类型。上游和中游以低低集聚为主,下游以高高集聚为主。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基于专利授权数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差异的多尺度分析

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提升成为其发展的关键。基于标准差指数、变差系数、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的定量研究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在城市群级、省级和市级多尺度上的区域创新差异及原因。研究表明:各尺度区域创新差异均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并且区域创新差异随着区域尺度的增加而增加。影响长江经济带创新差异的各个区域尺度的主要原因各不相同,影响城市群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省域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城市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外开放因素。创新集聚随着区域尺度的增大而减小。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正处于创新活动向中心城市集聚阶段,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进入创新活动的扩散阶段,并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形成巨大的创新集聚系统。     

重庆在长江经济开发中的主体功能及其发展战略

分析了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态势及在长江经济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重庆作为中心城市在长江经济开发中的５大主体功能，即：沿长江地区开发开放带的４大核心之一、三峡地区的发展极、长江上游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重点片区、长江城市群和大产业圈的重要发展轴、长江流域大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提出了重庆市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产业及生产力布局调整的重点地区。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基于母子企业联系的上市公司网络结构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上市公司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母子公司联系视角下该地区企业网络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如下：（1）长江中游城市群企业对内联系网络密度较低，整体企业网络联系较弱，该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2）省会城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集聚与扩散效应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显著；城市中介性极化现象严重，长沙、武汉中介作用突出；企业与投资目的地之间交通距离短、通达性较高;（3）企业对外联系总体网络处于低联系、初级发展水平;（4）层级网络显示企业低等级联系多集中于周边省份及地理临近地区，最高等级联系指向高等级城市；网络等级越低，网络格局呈现更为分散交织的复杂形态；节点城市关联方向上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关键词： 格局特征；上市公司；社会网络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产业集聚的环境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热点,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使用2005～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 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内部不均衡性显著,生态效率总体表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生态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联动性和依赖性,受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城市之间生态效率相互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区域上,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与生态成本空间演化模式分析

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ESDA-GIS多种方法,在充分考虑传统经济影响因子的基础上,尝试引入经济发展生态成本指标,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及演化模式。研究表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低聚集特征明显,空间极化现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生态成本空间集聚现象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且呈现出高高集聚减少、低低集聚增多的现象,生态成本消耗有所改善;2001~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化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过渡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进而发展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模式的阶段性特征;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大部分城市中存在,经济与生态空间协调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对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水平具有明显的梯级差异；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显著正向作用发生在整体层面和下游地区；在产业集聚引导下，整体及下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正向作用有所增强，上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未因产业集聚而改变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解释这一现象的可能途径是处于产业集聚初级阶段的政府主导型集聚使企业倾向于低成本战略，而处于产业集聚高级阶段的市场诱致型集聚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采用差异化战略。依据结论提出缩小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不平衡状况的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区域发展有赖于各种资源的有力支撑和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然而由于稀缺性,使得资源的非均衡分布和流动成为其基本特征。城市群作为大范围内资源的高密度聚集区,是资源集聚的最佳场所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当前城市化发展转入以城市群为空间竞争实体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研究空间分布差异的地理探测器方法对资源集聚能力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就业机会、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工资水平等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演化的主要因素,且1995—2014年这些因子对资源集聚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2)各影响因子间不仅存在双向交互作用关系,还存在复杂的交互耦合作用关系,共同支配着资源集聚能力的形成和演化;(3)资源集聚是资源"逐利性"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良好的市场发育和对外开放政策是提高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的重要前提,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集聚"回报率"的加速器,人口规模是资源集聚能力的体现,交通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资源集聚通道是保障资源集聚的"生命线",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服务体系是资源集聚的重要支撑,而生活成本、税收成本等因素在资源集聚过程中扮演了反作用力的角色。     

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 …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带动,城市旅游资源的富集,人口、经济的集聚与扩散,旅游供需关系的结合,旅游者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政策的导向,旅游业的发展和效能设施的完善等因素。导致了旅游城市化现象的产生。以长江三解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发展思路不明,破坏旅游景观和生态环境,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不相适应,人口管理比较混乱用地功能分区不明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提出了旅游城     

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性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差异与协调性的研究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知识产权资源是创新发展的基础,知识产权区域布局更是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该文构建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空间自相关、象限法以及耦合协调度等研究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区域布局及空间演化,并与经济发展进行耦合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知识产权资源快速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布局特征;东部的长三角地区是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较好同时较为均衡的区域;整体上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耦合关系,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多数城市的知识产权布局仍略为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创新驱动仍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研究

协同发展是目前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点,但是，目前对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的研究较少。依据增长极和复合生态系统等理论，遵循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思想，构建了由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交流服务、生态保护4大领域18个核心指标组成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自然断裂点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规模-位序分析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上海、南京、武汉在协同发展能力上表现卓越。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地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突出，长江下游地区在总协同指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但在生态保护领域表现一般；长江中游地区除武汉、长沙和南昌等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外，在总指数以及4个分领域处于中等水平；长江上游地区在总协同指数以及4个分领域协同能力非常低，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突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和科技创新水平对生态绿色发展的协同能力影响不大，说明长江经济带目前尚未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黄金水道建设的共赢。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应以“绿色、创新、稳健”为核心思想，推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构建以重要节点城市为核心的分层协同发展机制，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产业的创新协调发展，强化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风险的联合防控，提升经济带的协同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