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

权属调整是农地整治项目的一项重要环节,是农地整治治理细碎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试图改变农户承包地零散的现状,可使农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于一处,便于经营管理。利用湖北省江夏区等区县农地整治项目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块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承包地面积、农户对权属调整后果的担心程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农地整治中,应充分重视耕地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促进作用,通过与其他农户置换土地,进而归并平整,减少地块数量,同时达到增加地块面积和减小地块间的距离的效果,最终减轻耕地细碎化程度;并高度重视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政策的宣传以及权属调整方案的制定,广泛征求农户意见,打消农户对权属调整的顾虑。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农户分化、生态认知对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是打赢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加强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是农户有效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基于洞庭湖流域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LS-SEM方法分析农户分化、生态认知与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1)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化程度高的农户其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也较高;(2)生态认知在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农户分化可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进而提升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3)农户年龄和劳动力比重对其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了解农户的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农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以提高农户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研究

农地整理是政府农村公共投入的一种,农户的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是农户的私人投资,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投入效应将为农地整理的有效实施和促进农业机械化提供理论依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运用Tobit和Logit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变量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现状和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意愿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有正向作用;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意愿比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现状影响更为明显。因此,需要提高农地整理的质量,确保农地整理的实施;应该完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机制,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识和程度,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克服农业机械化的障碍,从而推动农户发展农业机械化。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     

基于CVM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探析

我国耕地资源流失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们对耕地资源的总价值认识不足,我国又未能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从而导致耕地与非农用地之间的比较效益差别。因而,给予耕地保护者一定的经济补偿是促进耕地保护的一个必要选择。补偿标准的确定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核心所在,耕地资源价值是确定补偿标准的基础。通过对耕地资源价值构成的综合分析,认为耕地资源总价值应包括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通过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内涵与实质的揭示,指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只应包括具有正外部性的非市场价值,即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测算出的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才能作为确定补偿标准的依据,提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计算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并以河南省汝州市为研究案例,运用CVM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民投资意愿及额度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筹措是保障后期管护效果的重要前提。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民对后期管护的认知状况和投资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后期管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支付意愿分布,测算受访农民的平均支付意愿额度。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身份、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耕地经营规模、非农收入比例、对后期管护工作内容的认知水平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投资的意愿;研究区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年平均支付意愿金额为219.62元/户,7个农地整理区的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支付意愿总额数量可观。最后,提出要重视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培训农民提高其人力资本,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鼓励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而筹措管护资金则必须同时考虑农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论“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构建

我国耕地保护应更多侧重对耕地保护实施主体的内在激励,因此建立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是实现我国切实保护耕地的关键环节。结合近期有关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体现、耕地保护政策损益补偿机制不健全、现行耕地保护的委托—代理机制具有较高的效率损失风险、耕地保护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上未得到有效体现、耕地资源价值核算不完善和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使得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高等六大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缺陷,提出了建立"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从建立"三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城镇居民开征耕地保护税、建立受偿农户耕地保护补偿账户体系以及加强对各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推进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现切实保护耕地目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分析

针对农户耕地保护成本进行经济补偿是未来耕地保护机制改革的趋势.然而耕地保护的成本往往不为受益者所知,因此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难以确定.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分析基础,针对政府和农户之间信息对等和不对等两种情况设定政府的效用函数和农户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函数,经过公式推导,得出如下结论: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若根据低成本地区的补偿标准对所有地区的耕地实施补偿支付,将导致高成本地区实际得到有效保护的耕地面积会低于政府计划标准;而政府若根据高成本地区的补偿标准对所有地区的耕地实施补偿,将诱使低成本地区农户擅自增加耕地面积,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因此,委托人应根据代理人的不同耕地保护的成本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非完全信息条件下,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相比,低成本地区的农户获得的补偿要高一些,而高成本地区的农户获得的补偿要低一些.在补偿机制实际运作过程中,若政府要想确保耕地保护政策得到有力实施,就必须对那些具有低成本的农户付出一定的信息租金.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实施占用耕地补偿制度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长江三峡工程用地特点的基础上。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实施耕地补偿制度中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应从新的视角来认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耕地占补平衡问题。进而探索耕地补偿制度实施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应在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适当调整的基础上．将“以地补地”和“缴费补地”的方式相结合。既通过土地整理．在提商土地质量的前提下增加耕地的有效面积：又要落实耕地开垦费．扶持库区的土地整理。从而使库区的耕地占补制度顺利实施。     

耕地对农民的效用考察及耕地功能分析

对湖南省长沙市所辖三县一市农民的问卷调查及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耕地对于农民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保障，就业与直接经济收益。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现了“成员权”而强化了耕地的社会承载功能，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本空白的现实及提高耕地生产效率的需要，现阶段我国的农地制度选择应该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并同时辅之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公平机制的建立，耕地功能分析，农地经营制度。     

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基于GIS的耕地定级方法及其应用

根据模糊数学和多元统计分析原理,建立了一个定量的耕地定级方法,并以湖北省鄂州市进行了实例说明,从而为该地区耕地的合理利用与管理提供依据,有利于实现耕地资源的信息共享和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建立。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筛选定级因子,层次分析法确定相应的权系数;矢量化相关图层并提取农贸中心和道路作缓冲区分析后,采用多边形法确定耕地评价单元;通过采用不同的分值函数对因子属性值进行标准化;最后采用综合指数模型计算定级指数并根据聚类分析法将鄂州市耕地划分为5级,利用ArcGIS实现定级结果图的输出。定级结果表明：鄂州市耕地质量中等偏上,以二、三级地为主,共占74.78 %,该评价结果基本符合实际,同时利用GIS引入缓冲区分析方法来获取部分评价因子数据,提高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近20年来北京市耕地面积变化及其相关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分析

80年代以为，北京市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人口规模扩大，经济迅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等方面，分析研究了北京市1981-2001年20年间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探讨耕地减少的原因及趋势。研究表明，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等将导致大量耕地被占用，人多地少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保护耕地应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     

略论耕地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适用性

耕地流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耕地流失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分析,以说明耕地库兹涅茨曲线的适用性。选取上海、浙江、江苏、海南、宁夏、河北、河南7省市作为研究区域,根据近20多年来的耕地流失面积与人均GDP统计数据以及产业结构变动情况,结合部分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对耕地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有部分省市符合耕地流失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规律,但是耕地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耕地流失面积变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应该严格保护耕地,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完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对江西省42个县74个行政村的《耕地流转现状及农户耕地流转意识》专题调研基础上，采用向后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3方面，对当前农村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反映区位条件水平的指标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地貌；反映资源禀赋的指标包括常年在家务农的劳动力比例、耕地破碎度、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收入、耕地收入占年收入的比重。研究表明：耕地离县城距离越近，其流转补偿额会越高；随着地貌的复杂化，〖JP2〗耕地流转补偿相对就较少；人均承包耕地面积越多，耕地流转时补偿费用就越低；家庭耕地收入比重越大，补偿费用也越高.     

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耕地集约利用对耕地实际产能的影响研究

准确识别不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下耕地实际产能的响应规律是指导耕地利用投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在利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耕地实际产能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耕地实际产能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利用标准耕作制度二级指标区,对湖北省进行了市域尺度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鄂豫皖丘陵山区、沿江平原区和盆周秦巴山区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耕地实际产能已呈现倒U曲线关系,证实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可以有效识别不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下耕地实际产能的响应规律。将各市耕地利用投入水平与相应临界值进行对比,得出襄阳等市应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调整耕地利用投入结构,发挥耕地集约利用的规模效益和结构效益,而随州等市则需加强耕地利用投入结构优化,提升耕地集约利用的结构效益。该研究可为优化耕地利用投入结构和制定差异化耕地利用与保护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