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县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性及驱动机制

探究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性及驱动机制,对于全面把握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进程、及时优化调整政策制度,推动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运用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重心转移、ESTDA模型、分位数模型及时空跃迁嵌套探究江苏省77个县域单元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江苏省县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重心呈微偏东南后转西北方向的演变态势,高值区大多分布于“西北-东南”方向。(2)空间上以正向趋同关系为主导,“高高-低低”空间集聚显著。(3)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呈现空间协同与竞争并存的格局特征,且空间协同主导局部空间格局演变。时空演变路径依赖特征较为明显,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4)各因素对不同水平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种植结构-经营规模-产业结构高分位驱动、种植结构-经营规模低分位驱动、城乡差距-农业基础设施高分位制约、农业基础设施低分位制约等4种时空跃迁驱动/制约模式背后各自蕴含不同驱动机理。未来亟需以县域为单位构建区域耕地利用协同机制,统筹考虑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制定多要素协同联动的优化策略。同时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效率优化方案,为...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北大核心CSCDCSSCI

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社会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熵权TOPSIS法,建立计量模型,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探讨数字经济的门槛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等,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资本、土地、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城乡要素错配,优化城乡利益关系,因而要素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具有中介作用。③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门槛作用的影响,相对于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较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④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有利于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数字经济的作用也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抑制作用。最后,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推动数字经济地区间协同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异质性发展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解,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于SDGs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正面临严峻的人口流失、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资源价值实现不充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短板。对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求,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演变与发展形势分析基础上,该研究瞄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3个基本维度（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发展公平）,从乡村生产要素、自然要素、社会要素与乡村治理四个方面讨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核心目标,即：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力,保障乡村发展质量,建设公平和谐乡村社会,形成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尝试阐释“什么样的乡村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乡村？”这一核心命题。借鉴当前国家和城市层面SDGs进展情况的评价经验和评估范式,讨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构建思路和评估方法。聚焦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方向,在SDGs本土化探索经验分析基础上,统筹国家相关战略、规划和政策行动确定的关键指标,识别筛选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SDGs考核指标,构建了由136项指标组成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基础指标库。考虑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评估的现实需求,进...     

中国城镇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

揭示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对于实施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规划中的城镇化战略,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等三个纬度的城镇化度量指标,再加上考察城镇化影响因素的诸多变量难以寻找单一数据指标进行衡量,使得传统计量方法进行城镇化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在城镇化影响机制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采用全国282个地级城市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探求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消费需求、金融深化、空间聚集、人口素质和政府作用等因素对于城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要素投入、人口素质和空间聚集等经济发展因素可以促进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并有显著的影响;而政府作用、消费需求和金融深化对城镇化程度也有正向的作用,但目前的数据显示,其影响水平并不显著。从总体上讲,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促进城镇化的根本因素。而2002年与2011年数据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城镇的人口素质和城镇的空间聚集效应等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逐步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此,建议决策当局在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战略时,应根据结构模型所展现的路径关系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内部路径机理,协同使用相关的政策及各项因素的促进激励措施,优先保证内生驱动因素作用的有效发挥。     

中国政府区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中国政府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异质性,如何打破线性思维把握环境治理要素与模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环境治理概念模型,构建了涵盖主体行为（政府主导、公民参与、政社协同）、主体关系优化（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规则对主体间关系影响（政策压力）的影响因素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8个政府区域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单因素变量分析和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是多要素联合驱动作用的结果,要素间以联动匹配的方式形成制度创新、协同治理、技术创新三种环境治理模式,且有各自的要素差异及共性、适用范围、促发机制与特征,并存在联动耦合、互相促进和共同进化关系。(2)在制度创新模式中,政府主导发挥核心驱动作用,通过创新环境治理体系、治理工具等,与社会建立了良性合作治理关系,共同推进制度作用发挥。(3)在协同治理模式中,政府主导、政社协同、公民参与是核心条件,该模式由区域政府主导组织形成良性合作,或者由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参与博弈形成合作。(4)在技术创新模式中,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政府主导为补充条件,该模式往往是由政府通过项目建设资助或推动的,依托大数据、互联网、...     

江苏省城乡空间融合的形态演化研究

选取1980~2010年5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作为数据源,获取江苏省近30a的城乡建设用地变化数据,在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支持下,分析城乡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揭示城乡空间融合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并归纳不同类型的城乡空间融合模式。结果表明:(1)城镇空间扩展方面,数量变化呈先平缓后急剧增长特征,空间形态变化首先以外部扩展为主,然后进入斑块边缘间的填充扩展的循环过程,苏锡常地区城镇空间的扩展最为密集;(2)农村地域变化方面,总量呈小幅增长态势,江苏北部沿淮河地区农村建设用地分布较为密集,沿江地区逐渐形成农村建设用地的次级密集区;(3)城乡空间融合过程方面,城乡空间开始由离散扩展逐步向粘合扩展过渡,城乡连通程度逐步提高,苏南地区城乡粘合扩展最为明显;(4)城乡空间融合的动力机制和地域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快速建设是江苏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依据空间形态变化特征和主要动力因素,江苏省具有3种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类型:枢纽链接模式、集聚吞并模式、融合扩展模式。     

黄河流域技术创新对PM_(2.5)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黄河流域是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技术创新是破解流域PM_(2.5)污染防治难题的关键手段。该研究以2004—2019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市PM_(2.5)污染数据为样本,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PM_(2.5)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和关联性特征,并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气温、降水等自然解释要素纳入同一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黄河流域PM_(2.5)的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系统识别和甄别技术创新要素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程度和溢出效应,解析技术创新对PM_(2.5)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PM_(2.5)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和相关性,浓度值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于漯河、濮阳等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全局Moran’s I指数均大于0.80且显著为正,空间关联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为主;②专利授权量的增加通过排放源管控治理、移动源消减治理等路径对本地区PM_(2.5)防治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由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补贴等绿色技术壁垒的存在加剧了邻近地区污染治理难度,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流域城市人均创新指数的提升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激发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等机制同样促进了本地PM_(2.5)浓度下降,但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未能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研究基于技术创新对PM_(2.5)防治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提出适应性对策建议,突出技术创新在空气污染防治中的关键作用,搭建和完善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流域间联防联控机制与竞争合作机制,助推黄河流域空气质量改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城市要素集聚演变及交互机制

探究制度性网络空间与功能性地理空间的交互关系有利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对区域合作与城市要素集聚演变特征进行分析,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岭回归等方法刻画城市要素集聚与区域合作的交互作用特征,主要结论有：(1)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网络渐趋复杂,合作节点以港深两地为偏好依附对象,表现出珠江两岸“东密西疏”、西岸合作领域同质化、肇惠边缘化等特征。(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要素集聚水平高,已形成人口集聚区、经济增长极和产业高峰地,表现出珠江两岸“东强西弱”、相邻城市互联、行政边界模糊化等特征。(3)区域合作与城市要素集聚存在双向交互作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合作对城市要素集聚具有局地“溢出效应”;岭回归结果揭示城市要素集聚对区域合作的驱动作用,人口、资本要素集聚成为促进区域合作的主要动力,公共要素集聚对区域合作产生负效应。(4)城市要素集聚将促成共享型网络治理下的网络式结构;要素分散形成领导型网络治理下的“核心—边缘”极核式结构。在区域要素集聚且非均衡发展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关系面临重构。随着港珠澳大桥以及要素流动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一是务实人口、资本、土地...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流域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问题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的综合水平及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短期内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平稳态势,三者发展速度差异不明显,但耦合协同严重失调,黄河流域整体尚未达到三者协同发展状态。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为正,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出聚集趋同特征。③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保持平稳。在预测期内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仍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提升与演进的速度较缓慢。最后,基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构建了包含组织保障、空间治理、政策保障以及体制机制等支撑体系,以期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奠定科学决策基础。     

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三重价值链）的融合发展,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是中国企业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抓手。在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的背景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衡量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必要探讨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该研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了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基于SBM方法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得到770家上市公司2012年、2015年和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多维固定效应回归考察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存在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提升→GVC嵌入度深化→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传播机制,但效果随着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增加呈现递减趋势。(2)机制研究和异质性分析表明,前向耦合协调发展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更有效和长期的动能,而后向耦合协调发展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短期显著的绿色生产率提升。基于此,该研究提出了布局本土产业、协调三链关系的相关政策建议：(1)地方政府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评估本地企业优势,保证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微观具体,劳动...     

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研究:典型国家驱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通过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推动达成协同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什么?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实现了协同?其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基于此,该研究首先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判断不同国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所处的阶段,绘制典型发达国家减污降碳的历史路径并挖掘其演变规律及不同类型背后的驱动机制。其次,从硫碳减排量变化情况、能源结构、居民受教育程度及产业结构等维度出发,对我国碳污协同治理所处阶段进行识别,分析得出我国当前与德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协同状况较为类似,即从碳增硫减进入协同防控的波动阶段。但由于社会制度、减排目标、资源禀赋、经济体量等的差异,应辩证地看待德国能源转型、碳市场建设以及环境立法历程,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针对如何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出建议:①促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减污降碳。②利用碳市场突破减污瓶颈,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完善碳市场监管体系的同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配额分配机制和价格控制措施。③减少碳污“分而治之”,增强有意识协同,以提高碳污同治的效率;制定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时兼顾气候变化的应对,并将排污权与排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④明确环境规制边界与政府职责,保障协同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制度激励视阈下的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快速发展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结构性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区位经济发展、制造业升级与企业网络价值增值三维演进模型,指出当地经济在经历劳动、资本和技术驱动之后,未来转型升级的动力是制度要素,区域经济重点是战略决策中心,而企业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在于管理决策的理论思想。而针对现有增长模型中内生要素不包含制度因素的不足,本文构建了纳入制度要素的增长模型,并运用仿真模拟方法,指出在资本产出弹性、储蓄率和有效折旧率完全相同时,制度促进环境下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存量为制度抑制环境下的3倍,实体经济产出是制度抑制环境下的5倍,从数理上证实了制度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最后,依据国外经验,考虑制度在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差异性与配套性,论文提出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制度激励体系,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购买促进高端产业发展、公共金融支持企业全球并购、专项研究基金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法律与外交政策保护等政府治理政策;中观层面的产业金融支持、综合服务平台、创新文化氛围、人才培养与公共事业提供等产业治理环境;以及微观层面的控制网络价值核心、整合资源提升产业链价值、加强运营控制塑造精益供应链等企业治理机制,以期对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推进提供借鉴。     

新发展格局下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新动能、新挑战与新路径

打造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新样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对于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域发展转型的传统动能基础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从内生性、外源性和激励性三方面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既为实现向高水平、强协调升级提供新的历史机遇,更需直面地区发展分化与要素流动固化、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以及跨区域和跨板块协调体制机制创新等新的现实挑战。基于此,应按照“五协五共”的新路径,通过园区设施共建、产业发展协作;空间布局协接、发展机会共享;权利责任共担、生态保护协同;主体利益协商、体制机制共谋;强化区域共同体意识,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更高水平协调发展。     

组态视角下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协同技术创新是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在理论层面从环境、投入、产出和互动四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整合性框架后,以中国284个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实现路径。研究表明:①单个协同创新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位于0.4928~0.8388范围内,表明单个条件均不构成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②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显示,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协作互动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4种路径,具体归纳为投入主导型、区域互动支撑下的资本赋能型及环境和投入连接下的主体互动转化型3种差异化模式。③条件因素的普适性和替代性分析显示,经济软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是影响高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成果市场化和区域互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④囿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稟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驱动路径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从组态视角着力于多重协同创新条件的适配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土地绿色高效利用政策和措施。     

不同情境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行动”博弈与协同因素研究

我国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模式主要分为属地治理与合作治理两种,合作治理已成为解决京津冀大气污染难题的共识。但从已有的治理效果而言,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政治位势"差异等引致的非对称利益博弈,使京津冀三方在治理进程中往往会偏好于不同的行动策略,呈现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性重复博弈。基于地区利益博弈视角与联防联控行动逻辑探索实现"常态化"跨域协同治理的动态演化路径,是实现京津冀大气污染有效治理的战略要求与必然选择。针对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实情,构建无、有中央政府约束下属地治理与合作治理"行动"博弈模型,探讨各方主体行动选择的演化路径与均衡策略。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比较无、有中央政府约束下各类协同因素变动对京津冀大气污染合作治理联盟达成与巩固的影响,考察实现稳固性协同治理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在属地治理模式下,无论中央政府是否实行约束,京津冀三方均倾向于选择"搭便车"策略,这将可能导致"诸侯治理"与"约束失灵"的两难困境;在合作治理模式下,基于共同发展利益目标,京津冀三方会更有效地选择合作治理策略,但存在基础条件差距所引致的行动"滞后性"问题,中央政府差异化约束是平衡地区发展差距、缩小行动策略"滞后区间"的有效保障。因此,京津冀三方要积极借助中央政府宏观约束措施的引导,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成本分摊机制、生态联动绩效机制等,通过生产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新能源应用等途径全力挖掘提升合作治理收益、降低合作治理成本的潜力,以促进本辖区治理效益提升基础上的有效互动。同时,中央政府要基于京津冀三方的治理收益、成本差异,进一步研究如何以适当的约束措施与调控力度融入各类协同因素的调整过程,巩固京津冀"常态型"合作治理联盟的稳定性。     

基于多因子分析的村庄布局优化路径研究

村庄布局优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基于河南省巩义市开展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实践案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了巩义市村庄的发展潜力,结合内生驱动型区域的特点,确立了村庄布局优化的方案,并讨论了不同类型村庄的未来发展指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发展潜力评价应注重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对内生驱动型区域村庄的未来发展指引,宜基于村庄未来发展动力,即城镇带动型村庄和中心村带动型村庄,以巩固和增强区域的内生发展动力。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的双重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变暖正逐渐演变为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危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陆续出台“1+N”“双碳”政策体系。该研究通过两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对23份共计16万余字,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和省份颁布的“双碳”政策文本进行解码与分析,廓析中国“双碳”政策路径的要素结构和功能轮廓,厘定不同政策路径下的组态结构和规制强度。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中国“双碳”政策路径已然十分全面完整,其中:行政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管控、法规与标准体系、重点行业降碳治理、能耗总量与强度控制(双控)、生态碳汇;市场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循环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发展、绿色转型发展。制度语法学分析结果表明:“双碳”政策路径以ADIC规范性陈述为主(177个,占比52%),其次是AIC策略性陈述(130个,占比38%),而ADICO规则性陈述最少,仅33个,占比10%。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ADICO的制度语法结构是最理想的政策陈述范式,因为该结构的政策规制强度更大,也更容易实现其治理效能。毫无疑问,政策规制是有效缓解“双碳”治理压力的重要抓手,更是确保实现“双碳”治理效能的确证性手段。政策规制主要面向高耗能高排放为代表的工业领域,依托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以政治动员和行政法令为手段,推进高碳领域的“双碳”治理。通过进一步构建“双碳”政策规制机制的理论框架,按照规制强度将“双碳”治理分为“强制性治理”和“柔性治理”,提出两种“双碳”治理范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正是行政机制下的科层动员和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同时,随着未来“双碳”目标的逐步实现及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逐渐脱钩,治理逻辑需要从“强制性治理”逐步转向“柔性治理”,从“行政科层制动员”转为“市场资源均衡配置”。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与策略演化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深化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而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前提。文章阐释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进而探究了相应行动策略与演化路径。研究认为,基于战略管理理论视域,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内涵体系应是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为引领、涵盖三层级功能结构的递进发展,而促进相关供需主体的稳定合作均衡是其关键行动策略,据此构筑了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居民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①三方主体的成本、收益和损失变化均会影响各自策略选择,进而构成差异性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化路径。②三方演化稳定策略受到各方初始参与意愿的影响,其中上级政府的积极推进对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引导作用,而农村居民积极参与能倒逼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执行策略。③地方政府追求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等长远目标的内驱力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向可持续方向演化的关键。④上级政府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政策以及农村居民积极参与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最优状态;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化,上级政府作为宏观推动方的作用应逐渐淡化,而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中的元治理功能,同时激发农村居民及乡村其他微观主体的自主积极参与将是未来理想的策略选择。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府际合作体系、推动供需衔接和精准化管理、激发地方政府内生动力以及发挥乡村多主体参与作用等相关政策建议。文章为厘清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下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思路和策略路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能否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的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国家、区域以及城市治理的重点政策议题。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梳理总结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类型和特征,运用PSM-DID的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和城市间差异,剖析政策效果的作用机制,探索在内部差异较为突出的城市化地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期为今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实施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的整体效果尚不明显,但不同类型城市的政策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对于非区域中心城市和非中部核心功能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作用显著,但是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和中部核心功能城市并未起到改善作用,甚至出现供给效率下降的现象。②其原因在于政策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两个因素,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改善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③实证结果反映出现阶段区域协同发展对资源协同政策的依赖性较高、管理协同与服务协同不足,政策导向显著、市场驱动不足的特征,与政策文本分析结论相一致。以上研究发现揭示了在推进区域资源均衡配置的同时,亟须加强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综合治理能力提升,才是推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