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Gs框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研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以此为基础,用多领域指标监测可持续发展进展。SDGs通过后,各国都将其作为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中国政府也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并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等实践路径有机结合。然而,SDGs的评价主体是全球和区域进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进行统一评价并不适用,亟待研究一套适合于中国情况的评估体系,一方面形成国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综合现状评价,摸清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形成对SDGs评估的对标,以促成SDGs各项目标的落地。基于此背景,本文重点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的出台过程、概念框架、以及评估应用中的具体问题,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强调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理论支撑,对标SDGs的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旨在形成对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评价指标建议。选择2012—2016年为研究期,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构建了针对民生改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与SDGs评价目标相对应。评价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总得分在研究期内均保持增长的趋势,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态势始终改善。总分增长较快的年份,资源环境质量改善的得分也较高,其中贡献率较大的主要是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下降相关的指标,通过现状评价明确了发展的薄弱环节,形成了SDGs框架下适用于中国评估的指标建议。     

基于SDGs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继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后联合国期望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维度发展问题而制定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目标指标体系。科学地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是确保实现SDGs的关键,也是各国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一。受制于发展的不充分性与不平衡性,不同国家及地区在实施SDGs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文章以可持续发展目标演变为基础,梳理了MDGs到SDGs的变化过程,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IAEG-SDGs)提出的全球指标框架及动态发展分析了全球层面落实SDGs的进展情况,指出了当前中国实施SDGs的机遇与挑战。以全球指标框架为基础,统筹国家相关规划和政策行动确定的关键指标,考虑中国当前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相关指标的权威性及频度,对接SDGs语境下17项目标、169项子目标、231个指标的考核基础条件,对SDGs相对应的国内考核指标进行筛选,提出了构建SDGs中国本土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与思路,建立了由142项指标组成的SDGs中国本土化指标框架体系。对接当前城市尺度可持续发展相关评价与考核基础,衔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立的目标指标,对中国本土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城市层面的二次本地化,建立了由71项指标组成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考虑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评估的现实需求,确定了23项关键指标,建立了由人类健康福祉指数、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指数及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可持续性指数组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技术体系,以推动SDGs在中国从理念到实践、从目标到结果的实现。     

面向横向比较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方法改进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发展理念,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169个指标,几乎涵盖了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围绕SDGs的评估工作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既有理论上的不足使得定性目标难以全部有效转为定量指标,也有方法学上的缺陷导致多指标合成存在困难,不能进行有效和客观的横向比较。该研究主要围绕SDGs综合评估方法优化开展讨论。研究认为,由于SDGs的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指标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传统算术平均赋值权重的方法学可能引起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从而拉大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情况评估结果的区域差距。该研究提出了指标权重客观赋值的方法学,采用多因子分析方法对指标的两两关系进行拟合,同时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SDGs的判断矩阵,实现指标权重的客观量化和赋值。以此为基础,开展中国31个省份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评估,结果显示：各省份SDGs的评估得分总体上呈现出从东部逐渐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其中浙、沪、京等排名领先;通过将新方法的结果与传统的算术平均评估方法进行对比,发现新方法显著降低了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落实SDGs方面的得分差异。这种情况也反...     

关于中国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若干思考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在减贫、教育、医疗、改善饮用水源等方面的发展,但是一些全球性问题仍然严峻,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公平性等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不断深化。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16—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本文提出了推进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的八项主要挑战,分别是"制定科学的衡量目标的指标体系""如何将SDGs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实施SDGs的融资能力""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观测和获取能力""加强监测数据规范与评估能力""建立衡量社会进步的科学指标和方法""权衡不同目标间的冲突问题""如何将视角从陆地转向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文从基本原则、推进方法和政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中国推进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基本思路。     

从世界看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效、差距和展望

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世界共识,也是中国需要。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了解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分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优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该研究以2015—202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为主要载体,探究全球SDGs评估和进展情况,并以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分析中国落实SDGs的成效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以期为提升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可能性路径,并为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经济集聚性特征,SDGs实现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从世界看中国,目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展较稳定地处于世界中上游水平,2022年中国SDGs得分为72.4,在163个国家中排第56位。具体而言,中国在“无贫穷”“优质教育”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研究认为,...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背景、进展与有关建议

启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GSDR)编写进程是"里约+20"峰会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在报告的总体定位、核心议题、框架结构和编写周期等方面初步达成一致,但在GSDR与SDGs/Post-MDGs的关系、应采用的组织模式以及是否需要相应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等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基于中国视角,对GSDR编写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报告应定位在"基于科学、面向决策"的评估报告;2以SDGs/Post-MDGs确定的优先领域为核心;3努力研究提出"数目不多、易于量化、具有普适性"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4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专家工作组;5鼓励各国根据国情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6把可持续发展报告与高级别政治论坛有机结合。文章还就中国如何参与GSDR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在SDGs/Post-MDGs框架下根据国情研究提出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2围绕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启动相应的进展评估工作并定期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3组织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GSDR编写进程。     

基于SDGs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以桂林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是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发展问题、定量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和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构建了由3大系统、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判断方法,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障碍度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桂林市(国务院第一批批准建设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批准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为评价对象,对其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2019年综合得分由26.26分提升至50.10分,其中社会治理系统得分提升34.79分,景观资源系统得分提升27.41分,经济动力系统得分提升6.14分,经济动力不足是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短板。(2)在14个支柱中经济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支柱得分下降、亟需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未发生明显变化、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其余11个支柱得分均有所提升,尤其是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支柱得分提升明显。(3)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及社会治理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勉强失调型演变为2019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型,但经济动力与景观资源、社会治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是未来发展的关键。(4)从关联度上看,与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道路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旅游接待人次、空气质量达标率;从障碍度上看,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指标是地均星级饭店数量、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贸易自由度,上述指标在未来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世界各国是如何执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明确指出了2015—2030年全球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然而,该项议程的执行和落实却面临着重重挑战,执行进展也饱受质疑。基于此,本文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出发,对2016年和2017年已经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的64个国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依据在SDGs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行为主体区分了四种执行模式:政府主导、社会主导、共同治理与执行阻滞模式。文章以中国、瑞典、日本和博茨瓦纳为例,重点比较和分析了这四种执行模式的实现形式和治理特点。研究显示:(1)不同国家SDGs执行模式的选择与其资源条件高度相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支持环境与社会组织发育程度;(2)国家层面的SDGs执行模式仍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政府主导模式与社会主导模式都出现一些向共同治理模式演化的趋势;(3)参与意愿和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更可能陷入SDGs执行阻滞。观察和比较不同SDGs执行模式有助于我们拓展对于公共管理视角下全球治理的理解,促进国际社会更有针对性地解决SDGs执行中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国推动进一步落实SDGs提供实践参考与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综合评价及类型识别研究

党的十九大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促进城乡融合,解决"三农"问题。针对乡村发展的现状特征与变动趋向,开展村庄尺度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及类型识别研究,对于厘清乡村发展的内部差异与多元趋向,助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研究采取"发展-重构"综合评价方法对山东省淄博市昆仑镇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与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相关的数据指标,分别建构村庄发展度与重构度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二者的公因子并计算综合评价得分,二维组合聚类评价结果后提出发展度高-重构度高、发展度高-重构度低、发展度低-重构度高和发展度低-重构度低4种一级发展类型,及其呈现的"热点-过渡-冷点"圈层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运用系统聚类方法逐类分析一级发展类型村庄,依据因子特征与现场调研情况进一步识别出城镇集聚型、村庄集聚型、均衡稳定型、生产收缩型、生活收缩型、生产衰退型与生态衰退型7个二级发展类型,明确各类村庄发展的特征与需求。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优化镇村空间格局和城乡产业分工促进区域城乡融合,以及立足村庄发展需求施行要素差异化供给的策略建议,以期提高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驱动路径

科学把握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是解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则是其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为此,该研究首先采用扎根理论提取了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随后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重点探究了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探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这一复杂系统主要包含13个关键动力因素,且可进一步被归纳为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基础动力、协同动力和环境动力5大类。(2)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系统是一个包含5层动力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3)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为“基础动力→外生动力→内生动力→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关键动力因素内涵分析的具体对应范畴为“战略发展环境→人才引进及培养→科技化和信息化→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的功能、持续转化政府经济职能、借力新型信息技术赋能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加强城乡协同合作充分释放协同治理效能、因区施策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强化顶层设计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相...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中有关问题的思考

"里约+20"启动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系到未来全球发展规则的制定。在对SDGs的提出背景进行全面回顾基础上,就其制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①SDGs应重点关注四大问题,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性、人口快速增长以及老龄化和城市化加速、人类活动持续超过全球承载能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的不完善;②在SDGs制定中,两大阵营的斗争将持续,但其利益共同点也在增加,最终可能是重点面向2030年设定一系列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③SDGs将为我国加快绿色转型创造机遇,与此同时,实现SDGs过程中我国也将承受更多的国际压力;④我国参与SDGs进程应坚持4点原则,即在总体目标设置方面强调三大支柱的协调性,在目标的约束性方面强调指导性和参考性,在实现目标的时间方面强调预留充足转型期的重要性,在执行手段方面强调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导下强化国际合作的迫切性。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太原市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为例

推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国城市中有超过200个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的产业、能源结构单一,随着城市资源的日渐枯竭,普遍面临着产业转型难,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面临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挑战。文章构建了综合评估模型,通过厘清城市"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之间多元互动反馈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模型,并以太原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案例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发展理念、关键技术、政策体制、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可驱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转型。同时提出了"增长、生态、低碳、宜居、幸福"的五维太原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一个理论架构

治理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保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对可持续发展治理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模糊性和混乱.本文在界定可持续发展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一个理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基本特征、要素组成、实施途径、操作模式以及制度安排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可操作模式有社会伙伴关系模式、企业自调节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契约模式;制度安排有兰个核心: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层、治理功能及其组织、关键制度的规则.     

可持续性科学:基于对象—过程—主体的分析模型

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未来15年即2016-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将进一步成为指导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和中轴原理。基于这个背景,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加强整合性的研究,已经成为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任务。本文提出基于对象-主体-过程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分析模型,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中的一些经常碰到的关键问题进行辨析:在对象维度,强调可持续发展是在生物物理极限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环境、社会、经济三个方面有重要的包含互补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替代关系;在过程维度,强调可持续发展将适应性治理和源头性预防结合起来,运用压力-状态-响应即PSR方法进行全过程管理,而不是应对其中一个环节;在主体维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参与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不能脱离合作治理研究可持续发展。作为案例应用,讨论了可持续性科学视角下的绿色经济的对象、过程、主体问题及其意义。     

中国人口老龄化:健康不安全及应对政策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老龄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也是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面临的老年健康不安全的挑战已成为社会发展最突出的挑战之一。如何构建一个老年健康友好型的社会,已不仅仅是为老年人群谋福求利的问题,更成为攸关当代社会全体人群未来切身利益、进而如何营造一个和谐、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战略问题。本文提出通过制定和实施旨在投资于老年健康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发展服务于老年健康的产业体系,开发老年医学科学与研究系统,建立公平有效的社会保障与支持系统,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等一系列政策及体系目标,构建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以促进老年人口乃至全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障人类安全,缩小健康差距,消除健康贫困。     

中国CDM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评价

目前,中国已成为开展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及年可核证减排量(CER)签发量最大的国家。但是这些CDM项目是否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可持续发展,较少研究文献涉及。为此,本研究开发了用于评价中国CDM项目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方法学即MATA-CDM-China,该方法学以多属性效用理论为指导,构建了包括目标层、系统层、变量层和要素层等四个层次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绝对效用函数对指标体系所包含的9个具体评价指标进行效用赋值,同时结合问卷调查和Delphi法获得的各指标权重值,加总各效用值最终计算出所评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度。此外,以邯钢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项目为例,运用该方法执行可持续影响评价。最后指出该方法学存在的一定局限性。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从气候变化经济学视角对地球工程的几点思考

全球气候变化危及当代人及子孙后代的福祉,严重制约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仅靠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难以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地球工程人工干预气候系统是实现1. 5℃温控目标难以避免的无奈选择。地球工程的引入及其特殊经济学属性也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本文立足气候变化经济学视角,就地球工程的概念、地球工程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定位与作用、地球工程的经济学属性、经济评估等问题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不能回避地球工程,但要科学认知和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地球工程技术;不同地球工程技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手段的作用不同,但相较于减缓手段来说都具有末端治理属性,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福祉,还可能给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引入新的风险;太阳地球工程与大规模的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ECCS)的外部影响具有潜在不确定性,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成本收益难以简单、直接权衡,盲目实施会加剧区域和代际之间的不公平;太阳地球工程潜在影响的巨大溢出效应、风险、不确定性和区域非对称性是寻求最优气候政策组合的关键变量,给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间博弈增加了新的变数。中国要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作用,必须区别对待CDR和SRM不同类别的地球工程,加紧研发关键技术;将地球工程置于可持续发展大框架下,积极开展地球工程的综合影响评估和国际治理的专题研究,精心部署地球工程的发展战略;中国作为2020年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办国,应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地球工程治理议题,寻求国际共识,积极引领各国参与构建公平有效的地球工程治理机制。     

战略环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思路与指标体系

战略环评作为宏观环境管理措施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污染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大尺度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环境管理制度从战略和区域层面进行控制。通过战略环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于适应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碳减排目标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由于温室气体环境影响的区域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不同于常规环境空气污染物,需要超越常规环评预测评估路径,以控制指标为核心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思路。国际上已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和技术实践,通过设定排放总量和排放绩效指标引导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结合国际经验,将温室气体作为特殊"污染物"控制纳入战略环评,建立基于温室气体控制的战略环评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可包括绝对排放量、排放强度和控制绩效三类指标。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确定,可以参照国家、区域和行业层面关于温室气体控制的政策目标进行划定或分解测算。通过建立科学适用的评价目标和指标体系,为在战略环评中开展温室气体控制扫除技术障碍,也必将为我国全面落实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发挥作用。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法,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困境。分析发现:正是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监管职责;企业层面重视经济利润,轻视社会责任;农民层面重视生计诉求、轻视安全需求;城市层面突破政府管制,转嫁污染成本;环保组织力量资源有限,难以提供环保功能以及科研院校重视环保技术研发,轻视科技推广,才导致了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因此,只有明确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环保功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才能克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博弈状态,进而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环境善治的内涵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其实质是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构建起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双强"模式。通过构建这种"双强"模式使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达成利益均衡共识,彼此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环境的善治之道,以此彻底改变现在的乡村污染面貌,最终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生态良好农村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