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中的信息公开

环境风险的应对与治理超越了单纯的政府职能范围甚至单一的民族国家范围,需要重新构思一种开放参与型的风险治理框架。信息在环境风险时代成为宪法性的权利客体,信息权同时具有自由权、社会权和参政权的复合属性,涵盖了现代治理结构中的消极知情、信息服务和民主参与的规范要素。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为探索环境风险的公开透明治理之道提供基础性的制度支撑。     

中国的NGO准备好了……——汶川救灾,民间组织联合行动

社会成熟与否,民间组织的力量是重要指标。在国家突发事件中,发挥民间组织的优势,是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必然。汶川地震后24小时之内,中国的民间组织纷纷站出来,凭着良心和能力,发挥特长,奉献时间与金钱。"抗震救灾——中国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行动",标志着中国民间组织有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成长经历:中国的NGO准备好了……     

NGO怎样成为社会转型纽带?——NPI的实践

当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用西方流行的理论范式常常无法解释。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范式都没有跳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总在两者之间做钟摆,忽视了市场的力量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恩派(NPI)社会组织发展中心通过孵化器项目,草根社会组织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身份得到了认可,活力得到了增强,视野得到了开阔。社会服务的资金提供方终于可以找到合适的、有能力的社会服务的资金需求方,由此,"社会组织产业链"得以打通。     

借鉴国际经验加强我国投融资环境风险监管

正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标。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投融资过程中,所实施项目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风险的评估和监管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这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外投融资项目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如何应对和规避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国政府与百姓——中国政治向传统回归

西方政治理论认为,只有民主选举才能保证产生一个对百姓负责的好政府。中国政府的产生与西方不同,但百姓对政府支持的程度非常高,因为存在一个隐形的社会契约:政府对百姓的要求承担回应性责任。它奠基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德政——之上,植根于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国就是家——之中。从"以德治国"到"和谐社会"以及"八荣八耻",当代中国政治在软约束上正在向传统的德政回归,在硬约束上继续致力于健全法制。软硬结合,将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良制。     

管制权与“逆向公地悲剧”:食品监管的中国问题

从"重商主义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对国家治理最为重大的挑战是市场力量逐渐"脱嵌"于社会共同体。因而,需要扩张政府管制权力来平衡市场与社会,这也是未来中国整合中国食品行业碎片化管制权的应有之义。另外,中国国家转型的独特逻辑造成了大量的、地方性的食品"小作坊",这成为制约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对此,通过强化司法监督,实现司法的常规化权力运作,有助于化解治理僵局。     

“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单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政策,或者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国环境风险,这将倒逼国内与国际社会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构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地政府不仅要发挥生态环保的示范作用,还要建立横向若干部门和纵向各级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环境保护跨国合作制度,鼓励企业、NGO组织与民间力量、智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法制和民主,是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根本

中国在快速发展,同时潜在的危机日益深刻化:少部分农民和农民工陷于绝对贫困;民族信仰真空导致整个社会信用危机;教育制造着异化的人,难行其传统的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缺少制约、缺少法制削弱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自然环境灾害频发彰显出危机治理能力的不足。如何化解?要有忧患意识,要破除极左意识形态残余的影响,在大胆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过程中真情诚意地建设法制国家、民主国家,提升危机管理的能力。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都市环保

正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都市环保公司"、英文缩写"CCEPC")隶属于世界500强——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是由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控股的国家环保高新技术企业,于2000年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都市环保公司自创立以来,坚持以设计和研发为基础,以高新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以优良的管理能力为依托,成为节能环保设施的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和实施商。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污水污泥处理、固废处理、废气治理、环境修复五大主营业务领域,为众多客户提供了环境保     

新时代美丽中国的建设思路与战略任务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表征。面对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整体部署还需进一步明确的现实需求,本文在总结美丽中国建设进展成效的基础上,分析识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路径,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美丽中国建设重点领域,提出推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国家重大战略绿色发展、推动环境污染防治、打造美丽宜居城乡、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等8个方面美丽中国建设重点任务。     

国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战略路线图分析

2018年,国家海洋生态环境管理体制重组,为系统推进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在分析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问题以及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区域联动、分区防控和精准治理的原则,建议协同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修复、风险防范、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五大领域任务,重点建设"法律规范、空间管控、标准规范、目标责任、许可管理"五大体系,最终实现"十四五"国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关于“十四五”土壤、地下水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考

净土保卫战和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十四五"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的建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治污,以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实施一批源头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修复重大工程,推进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保护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新的大陆文明:完成“现代”,克服“现代”

中国现代化的课还没补完,又已背负超克现代化的新使命。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左派右派的想象力都显得贫乏,提不出新的远景和方案。20世纪中国以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提升为一个"文明—国家"。新的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海洋文明)一样把"异"与"不同"作为"恶"和"敌人",而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这是一种新的大陆文明。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与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缓解三农问题的道路之辨

若依照西方的私有化+市场化教条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结果必然是耕者无其田的社会动乱和城市贫民窟化,如印度、菲律宾等国。而若能借鉴同为东亚小农经济的日、韩、中国台湾地区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的现代多功能农业的经验,并传承上世纪80年代中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和谐社会模式,推行体现普惠制服务的弱势小农的合作化,新农村建设——综合性的合作经济和乡村自治——定将成为中国三农发展道路之本。     

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加强国际合作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居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突出优先位置,加强国际合作是开展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议程的核心和支柱。三十年来,中国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要转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外积极开展气候合作,有效促进技术研发、降低技术成本、加速技术扩散,为全球低碳转型注入强大动力。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正面临西方以“脱钩”“断链”“去风险”为借口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威胁,将危及全世界人民的安全与福祉。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并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为广泛深入开展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我国应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并以此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工业园区环境“测、管、治”三位联动

正客户服务热线:400-7007-555工业园区和工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粗放发展和环保监管薄弱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隐患突出,影响社会和谐安定。针对工业园区环境综合管理的要求,建立覆盖园区"水、气、土"三大管理要素的"点、面、区"三位一体化监测监控网络,帮助园区建立环境"测、管、治"三位联动,实现园区环境管理"智能感知、智慧决策、科学治理"的环境数据、决策和治理路径的闭环支撑,实现工业园区环境质量改善和风险防范的管理目标。     

我国新时代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邻避”问题形势特征及应对对策——以南方某省为例

进入新时代，具有“邻避”效应的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刚需”和重要支撑，环境“邻避”问题必将是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内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常态。本文选取南方某省作为典型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环境“邻避”问题总体风险形势平稳可控，防控重点领域仍以传统领域为主，公众诉求反应和抗争表达方式由激烈转变为相对理性，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矛盾风险问题增多，风险传播快传导性强。本文系统总结出明确组织领导统筹机制、强化联动发挥协作效能、建设项目高标准实施、惠民措施灵活有效、社会力量聚合治理等地方实践经验。建议重点着力防范化解好传统领域风险，常态化推动机制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作用，以环境社会治理共享发展成果，提升环境“邻避”问题系统应对能力。     

《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形势与中国的引领作用

当前落实《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谈判中,如何体现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原则,全面、均衡地推进适应、减缓、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各要素的进展,各缔约方仍存在较大分歧。为缩小各国减排承诺与实现控制温升2℃目标间的差距,2018年将开展"促进性对话",强化各缔约方的承诺和行动,也面临复杂的博弈形势。中国倡导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全球气候治理新理念,把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动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走上气候适宜型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以实现"发展"与"减碳"的双赢,促进各国加强互惠合作,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遵循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打造经济、民生、资源、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多方共赢的局面。加强国际务实合作,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与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对接,加强先进能源产业与低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变革、能源与经济低碳转型、互惠共赢国际合作等领域,已经并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