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学:学科特征与趋势展望

在比较分析有关循环经济学研究内容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从“自然-人类社会-空间”三维系统的角度，提出循环经济学的内涵．认为循环经济学是以缓解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为目标，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物质流、能源流的运行机理、方式、技术、效率、机制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并且从人地关系系统分解角度．分别界定了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循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认为循环经济学是以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而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所涉及的只是人地关系中的子系统。据此，还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发展趋势。研究视角主要包括技术流程分析、深层生态分析和模式分析；今后的研究趋势则主要在于寻求理论创新、加强对循环经济模式的经济学分析，加强对于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期分析、加强对于循环经济运行的多角度分析和加强循环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对比与借鉴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理论体系、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在内的循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     

退耕还林(草)政策下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基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太仆寺旗1995、2000、2005和2008年四期土地利用现状和同时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CLUE-S模型理论框架,结合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和生态系统过程模型,设定生态效益最优、经济效益最优、综合效益最优、现状及预测五种情景,并基于五种情景,对太仆寺旗的土地利用数量需求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优化配置。结果表明,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导致区域土地利用的剧烈变化,但其综合效益与生态效益变化趋势一致。从用地结构来看,太仆寺旗的土地利用现状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通过综合最优目标的优化,耕地、草地和其他用地在优化后的比例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30.34%、35.33%和12.48%,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分别提高了6.2%、2.1%和3.89%,并且向着更加生态与集约的方向发展。从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上来看,其东北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显著,退耕还林(草)政策仍是导致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今后,只有以综合效益最优为目标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才能保证在现状土地利用效益不减少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增加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土地利用既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又能提高其经济产出,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预算模式在中国的价值实现研究

以传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绿色GDP、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等其中一种或者几种理论为指导的生态环境管理方法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预算模式以生态环境资源管理为对象、以全面性与全员性为优势特征,能通过生态预算报告向生态环境管理者、投资者与监督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突破了现行生态环境部门分割式管理"瓶颈",是一种值得全面推广的生态环境管理模式。生态预算模式为建立更为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方法提供了思路,将有利于提高国家生态战略执行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久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生态预算模式价值,文章提出以下三种路径:第一,为各级政府建立生态责任预算;第二,为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生态责任预算提供生态预算先进标准;第三,为企业建立生态责任评价机制。为保障生态预算模式有效运行,我们应该建立独立于财政预算的中央、各级地方政府生态预算;以民间社团组织为基础确定生态预算先进标准;以生态预算为基础建立企业生态责任评价机制。     

基于生态效益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满足生态安全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矛盾、实现土地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基于2002~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汇总数据,引入土壤有机碳储量和土地利用绿当量两个生态指标,评价了城市圈发展不同阶段土地利用结构的生态效益;并通过TOPSIS模型对历年土地利用结构生态合理度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2020年多目标优化模型,获得了符合城市圈发展需求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呈现"四增三减三稳定"的数量格局,且生态效益指标和生态合理度均呈正向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建议。研究结果对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利用调控方案的优化以及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生态效益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满足生态安全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矛盾、实现土地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基于2002～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汇总数据,引入土壤有机碳储量和土地利用绿当量两个生态指标,评价了城市圈发展不同阶段土地利用结构的生态效益;并通过TOPSIS模型对历年土地利用结构生态合理度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2020年多目标优化模型,获得了符合城市圈发展需求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呈现“四增三减三稳定”的数量格局,且生态效益指标和生态合理度均呈正向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建议。研究结果对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利用调控方案的优化以及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资源型地区集体林权改革需重视的问题

集体林权改革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的又一个重大改革,承载着"林业发展、林区和谐、生态良好、资源增长"多重任务,山西农村集体林业大多数是保持生态平衡的公益林,生态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如何因地制宜创新改革思路至关重要。国家林改政策和学术界的研究大都基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实情,很少关注北方,尤其是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要求其改革应有独特思路。基于山西地域特征的实地考察,认为山西省在生态环境因煤矿开采遭受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其集体林权改革不能盲目照搬南方"确权到户"的林改方法。资源型地区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优先注重林业的生态效应,确保其林改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统一。应在充分调查民意和尊重农民合理意愿的基础上,激发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农民护林防火的责任和能力,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生态基础。     

石臼湖马鞍山环湖片区景观生态规划研究

环湖片区是人与自然亲密相处的空间场所,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环湖片区的景观生态规划可以协调人与自然及资源利用的关系。对石臼湖马鞍山环湖片区的生态环境基底和生态敏感性进行分析,确定重点规划区域;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d I)识别落在规划区域内的重要斑块;运用最小耗费距离模型(MCR)模拟潜在生态廊道,并将其与景观廊道、游憩廊道相叠加;构建连续的景观生态格局,为石臼湖马鞍山环湖片区的景观生态规划提供依据和指导。结果表明,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为指导,用客观定量的标准对景观要素进行选择和规划,使景观中资源组合在结构和功能上接近或达到最优化,提高区域内景观的稳定性,可以实现对环湖片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关于环境再生产过程中利益分配问题的探讨

资金投入不足、建设者与受益者之间利益分配关系割裂,是影响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经济学特征分析为基础,指出生态环境建设的实质是环境再生产,认为尽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确保环境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重要任务。     

绿洲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与生态阈限

本文系统分析了绿洲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与生态阈限。干旱区绿洲规模的扩张在总体上要受到资源、环境与生态阈限的制约。在绿洲经济发展过程中 ,无视这些阈限的制约 ,就会出现绿洲规模扩张的无度化 ,并产生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 ,导致绿洲人地关系的极度失调。因此 ,要摒弃绿洲可无限扩张的认识。绿洲规模调控或绿洲适度规模的研究 ,应以这些阈限为理论基础 ,绿洲可持续发展在客观上也需要对这些阈限的深刻揭示。     

负载有度:论环境法的生态承载力控制原则

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不退化.为达到这一目标,在环境管理中就必须以生态承载力为标准判断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关键所在.环境法应当把生态承载力控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要求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预防应当以生态承载力为依据,确保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总量不得超过环境容量,并保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能超过生态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供给能力.这是对执法者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所享有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必要制约.然而,生态承载力控制原则的实施难度较大,除了需要立法的明文规定外,还应当注重研究、建立生态承载力的核算方法体系;此外,还应当对现行环境执法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地方环保部门在环境执法中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当干涉,并积极加强公众参与,通过公众监督杜绝突破生态承载力的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基于土地优化配置模型的耕地生态补偿框架

耕地资源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耕地利用的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存在不一致,难以达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通过土地优化配置模型分析,可知目前经济发展中缺乏考虑难以量化的生态非使用价值,解决外部性问题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是建立政府干预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把生态非使用价值的部分价值补偿给农民。耕地生态补偿的核心是如何把生态非使用价值进行合理量化和确定合理补偿标准,而合理补偿标准确定能更好解决生态服务的最优的供给问题,真正使生态补偿起到对正外部供给的激励和对负外部性释放的约束作用。本文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角度探讨耕地生态补偿必要性和尝试建立耕地生态补偿的核算基本理论框架,认为耕地提供净生态效益是核算补偿的基础,但同时需要考虑地块特征、空间特征、个体特征对生态补偿影响,不断修正补偿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切实可行、现实有效的标准,确保补偿标准更能揭示个人的偏好和效用,为耕地资源的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保障。     

生态文明指标优化和权重计量的实证研究——基于PSIR与SEM相结合方法

研究生态文明指标及其权重对客观科学评价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为解决生态文明指标及其权重研究的不足，创建了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与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国及31省域2007~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来优化筛选生态文明指标和计量其权重，并将PSIR SEM、熵权法、AHP法算得的指标权重进行比较以揭示PSIR SEM方法在指标选取和权重计量的特性。研究表明：（1）生态文明指标包括社会产业经济(8指标)、资源环境(9指标)、生态效益(7指标)、生态文明响应(10指标)4方面且相互发生关系，并强化了生态、注重生态文明响应，弱化了产业经济，较已有未考虑生态文明响应、注重经济而非生态等更合理；（2）生态文明指标权重为生态文明响应（0.292 9）、生态效益（0.250 3）、社会产业经济（0.239 3）、资源环境（0.225 3），生态指标与产业经济指标权重差距不大，更能全面反映生态文明产业与生态共生的本质属性；（3）31省域中，处于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数量（14省域，占比45.16%）要少于处于非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数量（17省域，占比54.84%），较已有“无论区域是否处于生态文明阶段，均采取‘一刀切’地对其生态文明评价”等更合理     

泥石流滩地农业资源化开发与利用——以蒋家沟为例

泥石流滩地是山区宝贵的土地资源，其农业资源化开发与利用对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以蒋家沟流域为例，在野外调查、遥感解译和实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泥石流滩地农业资源化的原则和依据，建立了人畜 土地载荷平衡模型，分析了滩地开发利用的依据、效益和途径，并探讨了泥石流滩地未来农业资源化的思路和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 建立的人畜 土地载荷平衡模型反映了流域生态环境特征，能有效评价滩地开发利用的生态效益；（2）流域滩地农业资源化每年可产生5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除满足全流域6 418人的粮食需求外，还可提供338 t商品粮，是促进当地脱贫致富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3）泥石流滩地既是宝贵的土地资源又是灾害的场所，其开发与利用可有效缓解山区人地矛盾，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但需要在加强灾害防治和防灾减灾意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农业资源化开发.     

生态县建设是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最佳选择——五莲县生态县建设的实践

五莲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是个纯山区。建国40多年来,五莲县坚持“以林为主,林粮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山区建设方针,以建设生态农业为突破口,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有效地扭转了农业生态日趋恶化的局面,促进了农业内部的良性循环和生态平衡,初步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保证了山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被列为全国生态农业试点县。     

江汉湖沼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湖沼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开发水体生态农业与发展轻化工业原材料的生产基地。保护湖沼资源不但能调控环境,且可成为天然水生或沼生生物的基因库。对江汉湖沼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既能收到巨大的经济效益,又可保护湖沼生态环境和发挥其生态经济效益。     

朱湖生态渔业研究

针对“合理利用农村资源,认真保护好水域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试点实情,运用渔业生态工程,对系统内部结构进行了合理调整,不断调控生态平衡,组建成“以种植为基础,养殖为中心,沼气为纽带”的良性循环系统,促使生态渔业生产的协调发展,实现无污染环境,合理利用资源,获取持续最佳的生产力和生态经济效益。     

协调保护与开发的盐城海滨湿地利用景观结构优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盐城海滨湿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物质组成和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结构优化已成为湿地研究的重要内容.采用多目标规划模型,以表征开发与保护效应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方面构建约束条件,对盐城海滨湿地利用景观结构进行优化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面积增加17211.80 hm2,比例增加最大,为6.96％,主要是由于滩涂的围垦开发利用;(2)自然植被面积有所增加,通过植被的自然演替以及恢复部分已被开发的芦苇滩,并限制米草滩的扩张,泥滩面积减少25804.73 hm2,比例变化最大,达10.43％;(3)经济效益增长达6.42亿元,生态效益有所增加,综合效益显著提高,湿地景观结构得到优化.     

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生态竞争力评价——以安徽省为例

生态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生态竞争力是指一个区域内的生态资源支撑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具备的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借鉴和参考相关生态环境及区域经济等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以生态环境现状、生态环境压力和主动协调能力3个方面为二级指标的生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安徽省原17个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算术平均法等方法,对各市生态竞争力进行排名和系统分析。初步构建了以生态竞争力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其结果可为安徽省各市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资源环境对南京市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

由于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没有限制情况下降低的现象,即为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本文将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合并,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解释资源环境复合要素,对传统的阻尼模型进行修正,定量测算资源环境对南京市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结果表明,南京市经济发展迅速,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制约作用,其对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为0.03611。充分发挥资本对资源环境的替代作用,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人口的增长率是实现南京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生态环境资源定价与补偿机制设计:一种实物期权方法

本文区分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生态环境资源的定价与补偿机制的关系.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生态环境资源有不可逆性,往往会产生沉淀成本,由此产生期权价值,难以依靠传统的边际成本定价实现生态环境资源补偿,往往造成资源投资补偿不足.如果生态环境资源具有完全可逆性,那么就不会存在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问题.正是由于生态资源环境具有显著的不可逆性,沉淀成本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需要考虑期权价值对生态环境资源定价的影响,从而发现资源定价的根本原则在于生态环境资源价格中需要包括期权价值,特别是资源消耗导致未来资源消耗的减少.否则,由于期权价值没有进入生态环境资源价格里,很容易造成过度或掠夺开采生态资源.因此,合理的生态环境资源定价是建立生态环境资源补偿机制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也是市场完善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