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分割与流域水污染治理悖论分析

流域水污染治理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因此,政府、市场和公民自组织都可以参与其中.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实行属地管理,表现为地方行政分割.在地方行政分割状态下,流域水污染治理实际上存在着边际成本上升的趋势,并最终导致单一地方政府无法承担巨大的治理成本.地方行政分割越严重,流域水污染治理失效的后果越严重.这是流域水污染治理作为准公共物品遭遇地方行政分割后容易发生的治理悖论.     

水污染治理需吸纳社会化投融资

随着污染减排全面推进和流域污染治理的深入,水污染防治的投融资机制正在影响水污染防治绩效的提高。为满足水污染防治的资金需求、实现水环境保护目标,必须拓宽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水污染治理领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水污染防治的复杂性和难度将会进一步增加,仅靠政府投资难以满足水污染治理投资需求,亟须建立     

特别关注:“河长制”能否破解中国水污染困局

"河长制"是从河流水质改善领导督办制、环保问责制衍生出来的水污染治理制度。它有效地落实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这一基本法律制度,为区域和流域水环境治理开辟了一条新路。     

新政

<正>"水十条"正式发布4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我国治理水污染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行动计划共10条、35款、76项、238个具体措施,提出了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的近期目标。行动计划含多项约束性"硬指标",规定了完成时间、责任单位,以及对地方政府排名和落后名次的惩罚制度,对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治污形成了"硬约束"。     

政府与企业联手治理水污染的科学运营模式分析

现如今水污染问题变得愈发的严重,虽然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水污染治理产业,但是现阶段水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水污染治理产业的运营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真正实现企业与政府的联手治理。因此,本文将针对政府与企业联手,在关于水污染治理行业的运营模式方面作出简要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对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促使水污染严重的长江流域需从污染物去除过程的建模与优化、污水处理过程的优化控制、水污染监测系统的构建开展水污染治理研究.传统的水污染处理技术存在污染物去除效率预测精度较低、污水优化控制成本较高、水污染监测滞后效应严重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有效克服上述问题,因此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污水污染物去除过程的建模与优化、污水处理过程的优化控制及水污染监测系统的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全面加强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能力提供科学可靠的技术指导.结果表明:①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径向基神经网络、多层前馈网络-人工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对污水污染物去除过程进行建模与优化,为精确预测长江流域重金属（Cr、Cu）、营养盐（TN、TP）、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BDEs（多溴二苯醚）、HCH（六氯环己烷）〕的去除率提供重要参考价值.②采用污水处理的自动控制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递归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模糊神经网络等）构建污水智能控制系统,为长江流域实现高效节能的污水优化控制提供重要的技术指导.③利用在线监测仪器和人工智能技术（小波神经网络、多元线性回归-人工神经网络、叠层去噪自动编码器等）建立水污染智能监测系统,为解决长江流域水污染监测响应滞后问题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对长江流域提高污水污染物去除率,降低污水优化控制成本,提升水污染监测时效性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长江流域总磷污染:分布特征·来源解析·控制对策

针对长江流域总磷污染,开展总磷污染时空特征分析,选择长江流域总磷污染最严重的上游地区岷江和沱江为典型区,分析总磷来源,提出总磷污染控制对策.研究表明:2016年开始总磷成为长江流域主要污染因子,其中上游污染最重,中游污染最轻,总体呈降低趋势;长江流域枯/平水期总磷污染较重,丰水期污染较轻,说明流域主要污染负荷来自点源.总体来说,造成长江流域总磷较高的原因有:磷矿开采和磷化工的污染源高负荷排放,造成部分河段水质严重超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生活污染源排放影响河流水质;畜禽养殖废物资源化利用不足;生态流量不足,加剧水污染问题;水污染治理导向不全面和污染源监管措施不系统,影响总磷水质同步改善.针对长江流域总磷污染特征,按照"分区控制、分类治理""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原则,提出长江流域总磷污染控制建议:①抓住长江流域上游重点片区,开展流域总磷污染整治. ②抓住磷化工、城镇生活和畜禽养殖等三类涉磷重点污染源的治理,控制磷污染负荷排放. ③抓住环境监管有效手段,进一步完善水环境标准和监管体系.      

地方传真

江苏全面推行流域治理“双河长制” 江苏省积极探索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率先在太湖流域建立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的“河长制”,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职责落到实处。2008年,为推进太湖水污染防治,江苏省决定在太湖流域推广无锡首创的“河长制”,15条主要入湖河流已全面实行“双河长制”。     

参与共治:超越地方行政分割体制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新模式

近年来,我国环保工程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资金投入持续增长,政策约束更为严格,但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效率依旧偏低,流域水污染严重.其中,体制机制不健全是加剧我国水资源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的制度性出路,可能在于超越地方行政分割体制,探索并完善参与共治的治理新模式.参与共治,就是要从流域的共同利益出发,以不同地方政府问的合作形成的权威效力为主导和主干,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层次利益主体关于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协商合作机制.     

水流域污染的协同治理措施探索

我国水污染形势极其严峻,要加强城市水流域污染的治理,可以采用地方政府主导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相协同的方式进行治理,剖析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政府单一化治理转变为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促进水流域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浅析水体富营养化

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 ,带来的最大负效应就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大江大河及湖库水环境质量日趋恶化 ,国家环保总局在“八五”期间把水污染治理重点放在三江、三湖 ,尤其是在两大淡水湖泊太湖和滇池的富营养化治理过程中 ,从地方到中央极其重视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污染治理 ,但是 ,治理成效不是十分理想。此类污染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主要水污染问题之一 ,本文通过分析富营养化发生机理 ,提出控制营养盐水平和调节水流流态并举的防治对策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九龙治水”的难题。通过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不断深化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整治，成效显著。然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对长江流域各地方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中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多方面的协作如何开展、保障的具体规定有待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由此导致治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通过贯彻落实整体性治理理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高位阶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加强司法协作，以此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推出238项治理措施,用15年时间,力争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正>日前,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工作.针对水污染防治的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行动计划突出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思路,坚持系统治理、改革创新理念,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原则,突出重点污染物、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科技的支撑作用和法规标准的引领作     

舟山市渔农村水污染治理法律机制研究——以社会协同治理为视角

舟山目前正处在治理渔农村水污染的关键时期.政府与普通民众积极协同,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是打赢渔农村水污染治理这场战役的关键.然而,在这场战役中,出现了“政府干,群众看”、“政府热,群众冷”这一尴尬局面.所以,亟需建立起政府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协同参加水污染治理的法律机制,重点要建立起政府水污染治理源头控制制度、公众充分参与水污染治理的保障制度、社会监督制度、社会教育制度.     

河流污染治理任务路线图制定方法及其在海河流域的应用

针对河流水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要求,参考技术路线图的制定原则和一般步骤,吸纳制定重要领域科技路线图的系统方法,从需求分析、任务布局、特征目标界定、实施阶段和技术重点等方面,建立了制定河流治理路线图的一般方法,并在海河流域开展应用研究,分析了海河流域河流水污染治理的问题和需求、确定了治理的战略任务,确立了水污染治理的特征目标,提出了海河流域河流水污染治理的路线图,为流域河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提供前瞻性的战略指导和支撑.     

浅析水体富营养化

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的最大负效应就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江大河及湖库水环境质量日趋恶化，国家环保总局在“八五”期间把水污染治理重点放在三江、三湖，尤其是在两大淡水湖泊太湖和滇池的富营养化治理过程中，从地方到中央极其重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污染治理，但是，治理成效不是十分理想。此类污染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主要水污染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富营养化发生机理，提出控制营养盐水平和调节水流流态并举的防治对策。     

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制度构建

长江流域现有的分割式的水污染防治模式存在水污染防治协作动力不足、政府部门间工作协同度不高、有关水污染防治管理立法不协同等问题,导致其不能有效解决长江水污染问题。通过法经济学分析,有效应对长江水污染问题需构建流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所确立的流域保护协调制度,为构建流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制度提供了最新的法律依据,但仍需在明确中央政府统筹协调职能、完善行政区域内部门间协作制度、明确各行政区域长江水污染防治职责等方面做出更加具体的制度规定。     

推进养殖污染防治,实现产业优化与环境保护双赢——对《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解读

针对《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思路和措施,梳理了我国现阶段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对《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的"调布局、建设施、促利用"三大举措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提出了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几项重点工作,为地方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跨界水污染合作治理机制中的障碍剖析——以嘉兴、苏州两次跨行政区水污染事件为例

水是一种公共资源,具有强外部性.目前人为的行政区划导致水资源管理的失灵,同时产权界定不清又造成不同地区对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并出现"公共用地的悲剧",在治理污染时的"搭便车"心理,又使政府间在相互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的博弈中选择不合作.本文通过对浙江嘉兴和江苏苏州两次跨界水污染事件的剖析,从深层次上分析跨界水污染合作治理的障碍,为跨界合作治理水污染提供一定的借鉴.     

长江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整体性与复杂性的因应

长江流域管理体制的设计既要考虑到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也要考虑到流域"生态—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前者决定了流域管理需要"一体化",流域管理机构的事权需要相对集中;而后者则要求流域管理机构的设置需要更强的适应性。因此,长江流域的管理体制应当以完善的信息收集和反馈体系来支撑流域决策,并在具体事务上采用具有自主应对能力的,多中心的,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适应性管理体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