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流转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396户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现状的调研

论文利用江西省42个县(区)74个行政村1396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耕地流转行为与各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从家庭特征因素、家庭经济因素和资源禀赋因素三方面分析了农户耕地流出和流入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外出打工对耕地流出影响最大,是农户耕地流出的最大驱动力;而经济收入与耕地流转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耕地流入户的经济收入存在明显低于流出户的经济收入的趋势;地形特征对耕地流出行为有明显影响,地形越平坦,越容易流出,同样耕地越破碎,越不易被流入户接受。     

大城市郊区典型区域农户作物种植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比研究——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的调查研究

研究从农户作物种植选择行为角度出发,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社会经济及政策变化对农户种植选择行为影响机理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大城市郊区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导致农户作物种植业选择行为出现了明显的"非粮化"和"非农化"趋势,不同区域农户作物选择行为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空间上形成近郊区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远郊区兼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纯农村区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反杜能圈"式的种植模式特征。在此研究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包括城市扩展、经济结构、市场价格变化、政策制度安排和内部环境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等7类因素13个因子对产生差异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区域、不同因子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与显著性表现均有所不同。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政府应该从鼓励农户发展休闲农业、合理引导农户把握市场和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入手,优化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土地合理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东部沿海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研究

非农就业后农户如何利用农地资源成为决定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关键。基于生产决策理论剖析了不同情境下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并采用东部沿海地区599个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①有剩余劳动力与无剩余劳动力情景,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并不一致;②非农就业改变家庭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力相对报酬,进而影响农地租赁行为;③东部沿海地区农地租赁行为响应是非农就业特征与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非农就业规模、非农就业区位、非农就业逆向淘汰程度与农地租出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倾向于租出农地。非农就业规模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存在门槛效应,而非农就业类型的总体影响较小。     

乡村振兴导向的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及其优化

农牧交错区水土资源系统平衡对于保障区域农牧业发展至关重要。以宁夏盐池县为例,以乡村振兴目标为导向,运用物元模型开展水土资源系统承载潜力评价,揭示影响水土资源系统承载力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影响水土资源的短缺因素,探讨乡村地域水土资源失衡的区域分异特征,以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生态双重导向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盐池县水土资源系统承载力呈叉字型对称空间分布态势,整体承载力处于中等水平,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其中花马池镇、惠安堡镇的承载能力较高,麻黄山乡、王乐井乡和大水坑镇的水土资源承载力明显较低。（2）盐池县乡村地域水土资源耦合协调差异明显,整体处于拮抗耦合阶段,镇区耦合协调度较高,乡村地区则相对较低。（3）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利用缺乏同步性,水资源利用滞后地区应选择水资源适应性管控措施和生态保育+水源涵养的山水林田湖综合体构建,土地资源利用滞后地区应结合土地工程治理措施与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落实“三主三分”土地资源优化布局。研究结果可为农牧交错区农业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工程落地提供参考依据。     

南方丘陵山地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乡村生态安全、环境健康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户作为乡村地域生态系统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关联主体,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感知变化对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影响。以南方丘陵山地重点生态功能区——湖南省慈利县6个不同发展类型的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农户访谈与入户调查,探究了2008—2018年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变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指数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两者协同发展的建议策略。结果表明：（1）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变化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感知均呈现差异性,农业生产主导区感知强于生态保护核心区和生态经济发展区;（2）农户对林地、农田、园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以及属性感知依次减弱;（3）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个体特征等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以期为维护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农户福祉推进生态服务提升及乡村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 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江苏沿海开发中的海洋环境保护

<正>江苏沿海地区是我国沿海、沿江、沿陇海线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区位优势独特,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该规划的实施对于促进苏北地区的全面振兴、完善我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基于农户微观视角下的大城市郊区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研究

对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是破解耕地质量变化规律及其效应的关键。利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域238 个耕地地块的土壤采样数据和对应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对耕地土壤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和显著水平都不同。其中近郊区的农户“以兼业为主,以农为辅”,其行为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投入的“非农化”趋势,对耕地的粗放利用和掠夺式经营现象比较普遍,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耕地土壤的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平均下降11.496、44.078 和15.469 mg/kg;研究区域中部农户“以兼业为主”,突出表现为集约化程度比近郊区农户有所提高、种植结构也不断调整,对土地的投入、管理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会促使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提高4.799 g/kg、7.454 mg/kg、100.170 mg/kg 和61.205 mg/kg;远郊区的农户“以农为主”,突出表现为“非粮化”趋势,由于比较高的就业机会成本,种地收入超过农户预期,耕地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较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投入强度每增加一单位,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增加0.007、0.025 和0.037 mg/kg。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从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提出规范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改善区域耕地土壤质量的政策建议。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耕地地块细碎程度及其对山区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在务农成本持续上涨和省工性技术普及的背景下,山区地块细碎化逐渐成为抑制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厘清山区耕地细碎程度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具有指导价值。基于重庆市武隆区、巫山县和酉阳县的1015份农户调研数据,分别从地块权属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测算耕地细碎程度,并采用半对数经济计量模型评估耕地细碎差异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细碎程度严重,辛普森指数和地块距离指数分别为0.71和0.19,户均耕地面积6.19亩、地块数8.89块,地块与家庭平均相距430 m,即呈现出“块数多、规模小和距离短”的特征;耕地细碎程度加剧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当辛普森指数和地块距离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时,单位产量总成本依次上升33.8%和16.6%;具体到各单项成本,耕地细碎程度加剧显著提高了劳动力、化肥和种子成本,而限制机械及其他要素的使用。分作物的实证显示,耕地细碎化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物异质性。此外,优质耕地能缓解地块细碎带来的成本上升,同时扩大地块面积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政策启示：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应建立低成本的农地流转网络,并鼓励农户或村庄之间的土地互换,提高地块规模和减少耕作距离,同时政府还应推广和普及适合山区农业的微耕机械。     

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过渡类型地域,伴随着剧烈的土地利用竞争和矛盾,土地利用变化迅速的特征。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分析了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演变规律,发现1987-2007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持续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用地和淡水水域面积减少。矩阵转移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来自未利用地、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由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化而来,农用地是城市化过程中最容易受到侵占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变化与非农业人口、总GDP,第二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利用外资、房地产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农用地面积变化与非农人口、总GDP、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实际利用外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集美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包括城市人口增长、土地利用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     

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影响——基于天门、潜江部分农户的实证分析

基于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理论及其评估方法,构建农地整治背景下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分析框架,利用湖北省天门市和潜江市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DID模型和OLS模型,分析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影响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1）农地整治能较大促进耕地生产价值的提高,且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政府主导模式;（2）农地整治能显著促进耕地生态价值的提高,但两种模式的促进效应没有明显不同;（3）耕地生产价值的提升有助于耕地生态价值的提高。基于此,今后不仅要继续加大农地综合整治的投资力度,还要在农地综合整治中重视生态整治,更要创新农地整治实施模式。     

农户分化、技术约束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基于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技术采纳理论分析框架

在不完全要素市场和农户分化背景下,探索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技术约束与技术选择之间内在行为逻辑,以期为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利用Probit和Logit方法,通过微观数据剖析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意愿、行为逻辑及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技术选择差异。研究表明：纯农户、I类兼业户和II类兼业户在耕地保护意愿方面具有统一性,但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户耕地保护意愿逐渐降低;在行为逻辑方面,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上差异显著,不同类型农户的禀赋特征与不同耕地保护技术间存在非对称性和偏差,主要受不同技术属性和风险偏好的约束。因此在耕地保护技术实施与推广应用时,应当更多地考虑不同农户禀赋优势与农户风险偏好程度。     

地下水漏斗区农户冬小麦休耕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河北衡水为例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耕地休养生息,推行土地休耕制度,以提高地力,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由于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华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华北地下水漏斗区作为土地休耕的三个试点之一,主要目标是退耕高耗水的冬小麦,实现“一季休耕、一季雨养”,以减少地下水用量,修复地下水环境。农户作为农村最主要的生产与经营主体,如何给予农户合理的补偿,使其有效地实施冬小麦休耕政策成为缓解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因素。论文运用问卷调查法、机会成本法与Logistic模型对意愿与补偿标准进行分析,探讨了河北衡水地下水漏斗区农户冬小麦休耕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以便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地下水漏斗区耕地轮作休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抚养比、农户对地下水漏斗区冬小麦休耕态度、农户对政府实行政策的信任度与农户休耕意愿呈显著的正向影响;2）务农工日、耕地质量、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户休耕意愿呈显著的负向影响;3）只考虑冬小麦对地下水影响,不考虑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建议河北衡水地区休耕农户补偿标准为518元/亩（7 770元/hm²）。最后论文提出了因地制宜地制定地下水漏斗区冬小麦休耕的补偿政策,发展绿色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并做好休耕政策宣传力度等政策建议。     

不同模式下农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效率的比较研究

论文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同期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并采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研究了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与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农户主导模式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土地利用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后,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121 2,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80 6,而同期未整治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40 1,反映出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可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农地整治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灌溉资本投入影响显著,农户有效参与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影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旱涝保收耕地比例及承包地面积等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开展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模式的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广西江州区为例

土地利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广西江州区属于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起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农业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竞争为主,耕地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内容;建设用地低效、缓慢增长,农村居民点增长面积占较大比重;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逐渐增加。以1978-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相结合,对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使得耕地面积不断增长,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高速发展必然引起农地快速非农化,江州区在土地利用中,必须注意节约用地,保护耕地,减少土地资源浪费,防止环境污染,实现区域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中国土地流转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在全国尺度上全面了解中国的土地流转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论文在详细分析中国土地流转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在省级尺度对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提取。结果表明：1）当前中国土地流转发展迅速,2007—2015年,中国土地流转率由5.2%增至33.3%。但土地流转程度区域差异明显,南部与西部地区流转较慢,规模较小,平原地区流转较快,规模较大。2）土地流转对规模经营（经营规模>3.33 hm²）的促进效果尚不明显,中国规模经营比例仍然偏低,经营规模在3.33 hm²以上的农户仅有1.42%。3）土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流转交易成本、地权稳定程度、农户流转意愿和交通通达性等方面因素是影响中国土地流转发展的主要因素。4）土地流转条件成熟程度存在区域差异,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最高,贵州、云南、广西最低。政策启示是：交易成本过高阻碍了土地流转效果的实现,土地细碎化是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重要原因,进行农地制度改革,推动农地承包权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流转,可以促进细碎地块的集中,有效降低流转的交易成本,有效地提高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同时,在制定政策推动土地流转时,还应重视土地流转条件成熟程度和土地流转主要限制因素的区域差异,分区制定政策解决影响土地流转的障碍,鼓励适合当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岩溶山地撂荒地演变研究—以郎溪槽谷区为例

中国山区面积广、坡耕地比重大,耕地撂荒不仅关系到山区农地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还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2004年、2010年、2014年、2017年朗溪槽谷遥感影像等为数据源,通过景观格局指数、缓冲区分析及结合槽谷高程分析朗溪槽谷撂荒地分布格局、演变规律、驱动机制和撂荒效应。结果得出:耕地撂荒主要发生在朗溪槽谷两侧山坡坡耕地,谷底平坦地区撂荒现象较少。以2014年为分界点,2004～2017年朗溪槽谷撂荒地呈现出先增加后小幅度减少的变化趋势,且槽谷两侧坡耕地撂荒变化较为明显。简而言之,经过数据分析后归纳出朗溪槽谷区耕地撂荒的演变阶段及演变模式,引起其撂荒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农户人口减少导致聚落的逐渐空心化,其次是耕地所处的海拔以及政策影响。耕地撂荒后呈多样化演变,土地逐渐集约化利用与耕地撂荒后演变为林灌草并存,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这对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与生态农村建设起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