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城镇化发展质量时空差异分析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分类导引

通过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两方面构建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加权求和法综合评价江苏省城镇化发展质量并分析其城镇化发展水平、发展效率、发展质量的时空差异;依据各地市城镇化发展的不足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分类导引。研究结果表明:近16a来江苏城镇化发展水平、发展效率和发展质量均不断提高,苏州、无锡、南京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从各地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程度来看,表现出明显的快慢差异,苏南地区作为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迅速提高,苏中地区受区位影响紧跟其后,但是对比城镇化发展效率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呈现不同步、不协调问题;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主导因素是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驱动因素,城乡一体化的主导因素是影响城镇化发展效率提高的主要驱动因素;针对性解决影响其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主要"短板"问题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途径。     

社会发展总水平上升 文化和体育发展滞后

国家统计局93年底公布了1992年我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这项综合评价通过环境、人口、经济、居民生活、劳动、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社会治安等十大领域130多项指标数据的统计,显示出我国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其中社会发展综合水平总指数与“文化体育”状况的几个比较数字如下: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与空间关联性分析

城镇化发展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从人口、土地、社会、经济和城乡协调发展5个方面，构建了一套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2009和2017年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不同县域单元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关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09～2017年湖北省城镇化发展质量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各地区的提升速度较快；（2）城镇化发展质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城镇化发展质量较低县域的集聚程度要高于较高地区；（3）低质量的县域主要位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如宜昌市的集聚程度逐渐增强，高质量县域主要集中在武汉市辖区。通过该分析研究以期为湖北省推进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决策思考。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显示,1998-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1998-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2006-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对现代城市(镇)化发育的再认识

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市最终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因此,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状态成为衡量现代城市化的两项基本指标。11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往往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发展在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着由强变弱的趋势;与之相比,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市化发育的影响则要强烈的多。     

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多维概念,而目前城市化水平常用的单一评价指标只能从某个方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全面、科学地反映城市化的丰富内涵。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例,通过经济、空间、人口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体现城市化内涵的四个方面构造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13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大致分为5个层次,南京、无锡和苏州城市化水平最高,常州和镇江居第二层次,扬州、南通和泰州属第三层次,徐州、盐城和连云港列第四层次,淮安和宿迁最低,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从南向北,城市化水平呈梯度下降趋势;从东向西,城市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呈下降趋势。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在通过可达性方法确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范围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从人口、经济及社会3个子系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2001、2006及2011年3个时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对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并分类,利用回归分析对各类型县域进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明显;在子系统演化过程中,以经济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为社会城镇化,最后为人口城镇化过程。(2)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率与城市等级规模、交通及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各子系统在空间格局演变进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子系统变化率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3)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依据关联性可以划分为"耦合聚集"型、"中心洼地"型、"拮抗聚集"型及"核心边缘"型,各类型县域空间格局演变明显。(4)內源力在"耦合聚集"型县域及"拮抗聚集"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力对"中心洼地"型县域影响作用明显,而"核心边缘"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为行政力和內源力;根据各类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提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应措施,以做到因地制宜地指导各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水环境承载力约束下区域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分析

城镇化发展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基于区域水环境承载力探讨了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的计量方法:①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水环境承载力评价系统,分析城镇化子系统及水环境承载力子系统的基本要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评价指标,利用向量模法测算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②构建水环境承载力约束下的区域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分析模型。③根据不同城镇化发展速度、政府不同管制力度设置9种组合情境,在对相关评价指标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分别测算不同情境下的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通过“阈值”门槛筛选出合理情境,确定区域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合理范围。以经济实力强、城镇化水平高、水环境压力大、制度相对健全的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测算了2006—2017年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以及2030年9种组合情境下的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获得如下研究结论:①2006—2017年间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虽呈现一定的波动,但2013年以后随着政府管制力度的加强,总体上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但水环境承载力下滑的压力已开始显现。②2030年9种组合情境中,只有“中/强”“低/强”“低/保持”满足水环境承载力阈值标准。结果表明:到2030年,政府对水环境管制力度“强”的情形下,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可以维持1.0%~1.2%的年增长率;政府对水环境管制力度“保持”的情形下,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只能维持1.0%的年增长率,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

本文以2007-2014年民族八省区的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理论,将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过程概括为各类资源要素投入进而得到相应产出的过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数,进一步分析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数区域间差异性显著,在时间序列上大部分省区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云南、广西和贵州主要受资本和资源要素过度投入影响,近年来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数逐年下降;新疆和宁夏两省区主要受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外流影响,导致第二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缓慢,城镇化发展质量指数呈一定的下降趋势;通过优化路径分析,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的投入要素优化存在巨大空间。     

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截面相关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

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论文以能源强度指标代替传统的能源消费指标来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应用考虑截面相关性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共同相关效应组均值(CCEMG)估计方法对中国1978-2014年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降低0.412%,工业化水平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上升0.630%,而由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增加、高度集中化以及规模经济的综合作用,使得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联系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五化"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

纵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在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扮演着"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本文基于200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以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年社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以及公共支出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单独考虑城镇化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新一轮城镇化应该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增强城乡地区间的公共福利均等化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非正常干预,才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经济波动与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研究

城镇化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过快和过慢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控制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确定最优城镇化规则,诊断当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可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后顾型宏观经济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决定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主要对宏观总需求产生影响,而土地城镇化速度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最优城镇化速度规则对总产出缺口负反馈,对通胀缺口正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1990-2013年间最优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模拟结果显示: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征,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度繁荣时城镇化应减速,经济衰退时应加速城镇化,我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会小幅度降低城镇化进程和总产出的平滑性,但会大幅度抑制通胀波动,总体来看使总福利损失下降约三分之一;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前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速度过慢。建议"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情况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最优城镇化规则发挥其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功能。     

江苏沿海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量化分析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动态耦合关系,以江苏沿海三市(南通、盐城、连云港)2000-2009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等层面构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对其演化趋势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城镇化指数逐步提高,呈线性增长趋势,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②生态环境指数具有不同的变化特征,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改善;③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指数表现出多样化的等级类型,当城镇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环境压力也随之增大,同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与逐步增强,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逐步走向适应与协调。     

中国城市收缩的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现象已经显现,过去以增长型城市规划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模式需要作出调整,这必然需要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及其时空分异。构建城市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收缩度模型、主客观赋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评价,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探究城市收缩的驱动机制,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从收缩城市数量和严重程度来看,2011—2017年综合收缩城市有10个,人口收缩城市41个,经济收缩城市28个,社会收缩城市3个,且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严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②从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来看,2014—2017年较2011—2014年的收缩城市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东北地区为主,并开始在全国其他省区蔓延;③从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来看,不管是综合收缩城市还是人口、经济和社会收缩城市,均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且长期收缩城市在数量上要明显少于短期收缩城市;④从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组合关系来看,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人口-社会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没有出现经济-社会收缩型城市,而且全维度收缩城市也开始逐渐增多;⑤从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来看,交通状况、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是导致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由此归纳出核心城市或区域吸附、资源枯竭、区划调整等几种驱动机制;⑥从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来看,应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城制宜的原则,从城市精明收缩、复兴导向的城镇化策略和韧性城市建设等角度来灵活应对城市收缩问题。     

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土地持续利用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是相关指标综合作用的结果，每一个指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程度。根据土地利用的特点，借鉴国内外专家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经验，选取了自然、环境、社会经济3方面的指标，利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对湖北省3年的土地利用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虽然湖北省土地持续利用水平较低，但是在1990、1997、2004年呈上升趋势，与实际情况相符，验证了该评价方法的实用性。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评价监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在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涵,提出人口长期均衡包含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人口内部均衡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维度,人口外部均衡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第一级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第二级由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七个部分构成;第三级指标包括反映内部均衡的7个指标以及反映外部均衡的13个指标.并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采用2000-2007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对人口总体均衡水平以及影响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程度最高.从影响均衡程度的关键因素看.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人口与社会的均衡状况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其次是人口与经济的均衡状况.     

基于正态云模型和熵权的人口发展现代化程度综合评价

为有效地监测和评估人口发展现代化程度,实现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探索和构建了人口发展程度综合评价模型。针对人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和随机性问题,建立了基于正态云模型和熵权的综合评判模型。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口总量、人口结构等5个方面因素构建人口综合发展现代化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借助于正态云模型定量描述单指标条件下待评价我国人口发展的等级。云模型是表示某个定性概念与定量表示之间不确定性转换的模型,它将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机性结合在一起,对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具有很强的鲁棒性。采用云模型理论实现评语与评估指标值之间的不确定映射,保留了评估过程中的随机性和模糊性。最后,以2000-2009年我国10年人口发展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2009年全国和四个直辖市的人口综合发展截面数据为例,对人口发展现代化程度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比传统的模糊综合法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评估结果。     

房地产市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其建设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建设的同步和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从系统分析入手,通过综合指标建立"房地产市场—城镇化建设水平"系统(系统Ⅰ:房地产市场;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运用熵值法进行评价指标权值的求取,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点分析不同等级城市两个系统的运行成效、耦合阶段和协调趋势,以期强化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表明:1房地产销售价格、预期与信贷和人口流动是房地产市场作用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2系统Ⅰ—房地产市场,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3我国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耦合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较大,耦合程度从大到小依次表现为: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从协调度来看,整体表现为中度协调,但应注意北京市已表现为低度协调状态。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要限制一线城市"以速度为纲"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二是依靠房价、信贷和户籍等政策约束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控制一线城市的体量;三是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落户,注重提升三线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