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征缴海洋生态补偿费3000万元

为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山东省积极完善海洋生态补偿赔偿机制，2010年6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用海补偿原则和责任主体，确定合理的赔偿补偿标准。对在山东省管辖海域内，发生海洋污染事故、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研究

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历程的基础上,根据《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要求,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模式等方面提出构建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框架,认为现阶段海洋生态保护补偿主体以政府为主,应该针对补偿客体建立基于海水质量目标和滨海湿地碳汇目标的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补偿标准按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进行核算,通过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模式和以中央财政引导湾区协同治理的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实现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并提出了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实施的对策建议。     

海洋生态补偿概念内涵研究与制度设计

海洋生态补偿问题是近年来我国海洋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对当前海洋生态补偿概念界定和制度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基于海洋生态补偿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明确界定了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四个基本构成要素,从具体行为深入探讨了构成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加以定义。结合海洋管理实践,研究了海洋生态补偿涉及的海洋生态保护补偿金、海洋生态损失补偿金、海洋生态损害赔偿金、海域使用金等的区别,并提出了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相关政策建议。     

论我国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法治路径

对不同自然保护地进行区别保护的传统分散监管模式存在重叠性和碎片化等弊端,而国家公园体制形成了对自然保护地的整体化保护和类型化利用,是自然保护地监管的新方向。但是,当前建立国家公园面临不能持续发展以及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失衡的困境,而生态补偿不仅可以平衡国家公园内的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而且能平衡国家公园生态利益受益者与生态保护者的经济利益,进而促进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以实施生态保护行为产生的生态利益为客体,以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受偿原则确定生态补偿的主体,以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生态补偿多元化方式,并遵循国家公园生态补偿资金的专款专用的原则。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与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各种补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牺牲说的扩大解释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进行识别,认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受益地区、获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以及其余相关社会主体,受偿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具体对象)、原住民、学术团体以及环保机构或个人、利益受损或者利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发利用者;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构建中存在国家公园并未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难以划分、生态补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难以明确以及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建立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即将国家公园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及方式的多样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建立国家公园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流域生态补偿与污染赔偿机制

作为调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环境与经济利益关系的～种政策手段,近年来,流域生态补偿与污染赔偿被广泛提及。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完善建议

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规范和试点实践,均侧重于实现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的目标。本文分析了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存在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的法律边界相混淆、环境正外部性内部化与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的逻辑关系混乱、流域生态补偿的正向激励功能被抑制的问题,提出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适用前提,认准流域生态补偿的功能定位,发挥流域生态补偿的正向激励功能的建议。     

主体功能区建设与财政生态补偿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划是中国国土空间区划与规划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实行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实现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传统的生态补偿理论来探讨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生态补偿模式,要充分发挥市场补偿机制的功能,同步落实主体功能区财政、产业、土地、人口管理、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政策,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和机会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分析

要保证全国及各省、市、县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顺利实施,首先要确保被"限制"或"禁止"发展(主要针对工业)的特定区域得到最基本的经济补偿——其标准足以弥补因限制或放弃发展机会而付出的机会成本。为此论文基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工业基础薄弱和相对雄厚这两种情况出发,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与机会成本的计量模型,并以广东佛冈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工业发展减速后理应得到的生态补偿水平。研究表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成败取决于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而生态补偿实施的关键又在于其补偿标准的合理量化。     

流域—海域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当前我国政策、法律尚未规定贯通流域—海域的生态补偿制度,分立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和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无法弥补流域—海域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基于科学考虑海陆连贯性、创新传统海洋行政管理模式、响应社会需求而提出的流域—海域生态补偿,其实质是以海定陆,对各种入海污染物以区域联动方式在各流域加以管制。遵循流域—海域具有的"海陆过渡相"生态规律,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补偿制度;确立制度的构建主体和立法基本原则,明确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资金来源,解决流域—海域生态补偿制度入法的基本问题。     

“加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筑牢生态保护屏障

正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是我国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日前出台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旨在保护好绿水青山,让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促进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这是我国生态补偿机制顶层设计的重大进展,为我国今后推进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政策措施。     

基于人工社会模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实例研究

基于补偿者和受偿者意愿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切实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手段。为探讨在我国许多地区开展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机制,减少洪涝灾害与生态环境退化负面效应,研究构建了基于农户、政府和企业三类主体及其相互作用的生态补偿模型,并重点分析生态补偿标准、洪灾风险、生态环境保护、劳动力本地转移政策等因素对农户主体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鄱阳湖区莲湖乡为实例,以农户和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行为特征和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为基本准则,利用构建的多主体模型模拟了不同补偿机制下退田还湖政策可能产生的土地利用长期效应。结果表明,政府给予农户的经济补偿可以使农户自愿实施退田,但在不同情景下,政府实施退田还湖的代价和达到预期目标的时限差距显著。企业参与不仅能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发展壮大当地经济,提高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质量,均有助于推进退田还湖政策的有效实施。     

基于CGE模型的海洋生态补偿与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构建包含海洋自然资源要素和海洋主体信息的CGE模型,应用SAM表提供的基础数据,以山东省为例研究了不同情景下海洋生态补偿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和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等受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提高企业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幅度最高,提高居民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次之,提高增值税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居第三位,提高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最小;2）提高增值税率虽然能够引起海洋生态补偿量的显著增加,但是将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的显著下降而表现出明显的负面经济效应;3）分别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所引起的居民、政府和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比较小;4）海洋自然资源供给、劳动供给和经济资本供给的海洋生态补偿量乘数均为正值,即生产过程中三类初始生产要素的增加都会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的增加。     

基于CGE模型的海洋生态补偿与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构建包含海洋自然资源要素和海洋主体信息的CGE模型,应用SAM表提供的基础数据,以山东省为例研究了不同情景下海洋生态补偿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和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等受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提高企业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幅度最高,提高居民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次之,提高增值税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居第三位,提高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最小;2)提高增值税率虽然能够引起海洋生态补偿量的显著增加,但是将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的显著下降而表现出明显的负面经济效应;3)分别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所引起的居民、政府和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比较小;4)海洋自然资源供给、劳动供给和经济资本供给的海洋生态补偿量乘数均为正值,即生产过程中三类初始生产要素的增加都会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的增加。     

小规模用海生态损害补偿标准——厦门案例研究

海岸带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依赖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但是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益频繁的用海活动正在损害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直接威胁海岸带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是解决海洋生态损害问题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建立了海洋生态损害的评估框架和补偿标准的计算模型,并对厦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该评估框架信息需求量小、成本低且简单易行,针对沿海城市的生态损害补偿与管理方面有良好的示范与推广前景。     

生态补偿机制及其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

以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在阐述生态补偿机制内涵的基础上,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分析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对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与作用,并对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对策建议。     

构建我国海洋工程生态补偿机制的可行性与现实困境分析

海洋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伴随海洋经济发展而日益加剧,实施海洋工程生态补偿有助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实践海洋工程生态补偿具有政策可行性及实践可行性,然而海洋工程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亦面临着法律制度、补偿内容、资金保障、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现实困境。     

海洋生态补偿理论及技术体系初步构建

海洋生态系统不同于其它类型生态系统,具有流动性、连通性、整体性等特点,需建立适合于其自身的海洋生态补偿理论。本文分析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探讨了海洋生态补偿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理论基础,初步构建了海洋生态补偿技术体系。该研究将进一步拓展生态补偿的研究领域,为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海洋生态安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模式研究

基于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严峻形势加之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及机制的选择与实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模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多元主体参与共治模式无疑是对我国目前实行的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模式的突破。本文在论述了海洋生态安全的基础上,对我国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现状进行了回顾,从而阐述了多元主体参与与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构建了其治理模式以及运行机制。     

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模型、Tobit模型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的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开展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6年中国总体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平均值为0.633,处于中等效率水平,随时间呈“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海洋生态技术进步依旧是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但面临一定的技术效率损失;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值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市化率、进出口总额占比和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海洋生态补偿效率的空间聚集性增强,区域不平衡性有所收敛,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