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

利用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效应分解分别计算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①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途径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具有异质性。②财政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5.429和-17.572。提高财政收入分权度不仅有利于减轻本省份环境污染,也对邻近省份的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分别为-3.345和1.173。提高财政支出分权虽然有利于减少本省份污染的排放,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省际的污染外溢效应,提高邻近省份的污染程度。③从总效应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影响程度分别为-23.001和-2.172。提高财政分权可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提升。④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模型估计是稳健可靠的。根据分析结论,可能的启示与建议有:①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提高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权度,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绿色经济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的支出水平及效率。     

土地财政、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础设施的互动关系

当前,中国外需增长放缓,内需难以补位,加强网络基建投资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政策选择。以此为背景,该研究结合“中国式分权”的分析框架,理论分析土地财政、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的互动影响机理,利用2006—2019年中国30省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三者间互动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并依此对“以地谋发展”模式进行再思考。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且三者间互动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2)时间层面,2012年之前工业用地引资、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间形成正向互动关系,工业用地引资与土地融资促进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3)区域层面,东部地区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间正向互动关系形成,土地融资助推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中部地区土地融资推动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除了土地融资的推动作用外,还受到土地财政的加持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在未寻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前,不宜“一刀切”地全盘舍弃“以地谋发展”模式。在严格控制债务风险等问题下,依然需要...     

中国环境使用效率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将环境污染纳入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构建含有非观测交互效应的随机前沿效应模型,基于中国1998~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中国环境使用效率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环境使用效率表现出非均衡的格局,从技术效率格局来看,非量化共同因素呈上升趋势,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对技术越具刚性敏感;从个体效应格局来看,东部省份的经济结构合理性和完善性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其中北京0.149 9成为东部地区的个体效应最低省份。总的来说,技术效率、经济结构的空间差异是环境使用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财政分权、城镇化与民生性财政支出

本文选取我国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城镇化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交叉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第一,财政分权对民生性财政支出有显著负影响;第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有显著正影响,而对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并不显著;第三,在不断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财政分权对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负影响有显著减缓,而对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并未发现类似显著作用。据此,我们提出要合理规划各级政府民生建设支出,加强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监管,改革官员考核机制,为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提供长效激励机制。并且,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快完善民生体系建设,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利用率。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财政支出最优规模比较研究——基于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

文章以C-D生产函数为理论基础,选取1978~2011年数据,采用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和综合财政支出的理论最优规模,选用卡尔曼滤波法估算动态的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并与财政支出实际最优规模相比较。研究发现:第一,1990~1996年预算内财政支出实际最优规模与理论最优规模差距逐年加大,之后差距逐年减小,2011年预算内财政支出实际最优规模高于理论最优规模。第二,综合财政支出实际最优规模围绕理论综合财政最优规模上下波动,1995年达最低点,之后逐年上升,直至2011年仍低于理论最优。     

财政能力、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北大核心CSCDCSSCI

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既是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城镇化成果的主要方式。文章从财政制度和财政资源双重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财政能力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分析框架,基于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与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均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且在公共服务影响居留意愿的路径中,财政能力表现出增强型调节作用。②分区域检验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关注度更高,但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较弱,需求侧与供给侧不匹配反映出财政职能履行存在短缺,中部地区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最强。③财政能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提升会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财政自主权、财政配置能力、财政透明度均产生干扰型调节作用。④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主要体现在硬公共服务增加上,并对流动人口产生正向溢出,而针对软公共服务的户籍限制会削弱居留意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人均GDP差异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财政激励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策略行为,当地区人均GDP跨越门槛值后,政府财政能力对软公共服务的调节作用由促进转为抑制。研究认为,应尽快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矫正不当的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增加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     

基于共同前沿生产理论的中国建筑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2000—2020年

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户”,识别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与驱动因素,有助于厘清近年来中国建筑业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的适用性。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建筑业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前沿生产理论分解分析方法,并将空间异质性和规模报酬变化纳入分析框架,揭示多维技术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建筑业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中,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的进步是抑制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间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差距均有所缩小、建筑业管理效率小幅度提高,对碳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建筑业规模效率的降低又是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2)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层面与东部地区形成追赶效应,这种追赶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减排因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建筑业规模效率不断下降,成为碳排放呈现总体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能源导向型规模效率得到提升,而产出导向型规模效率又有所下降,对该区域建筑业碳排放形成对冲效应。整体来看,不同区域间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未来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建筑业碳...     

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强;③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因此,为实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消费型环境污染: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消费是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微小的暴行"的消费型环境污染问题却长期被环境公共政策所忽略。当前,消费型环境污染正成为中国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关键性阻碍和风险,而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继续拉动消费需求,因此能够兼顾刺激消费和抑制消费型环境污染的财政支出政策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别考察了不同制度环境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消费型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理论分析发现,政府非经济性财政支出对消费型环境污染存在正负两种效应,消费融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当消费融资效应占主导时,政府提高非经济性财政支出会加剧消费型环境污染,反之,当环境规制效应占主导时,政府提高非经济性财政支出则会降低消费型环境污染。进一步地,本文构建了由收入方程和污染方程组成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10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2007-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消费型环境污染的影响以环境规制效应为主导,并且环境规制效应的大小受地区廉政环境的影响。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在释放消费需求的同时降低或规避消费型环境污染,政府应将财政支出重点进一步转向教育、环保等非经济性领域,并着力创造有利于发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效应的廉政环境。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及影响因素

探寻空间差异视角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创新城市建设用地高效配置路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4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构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综合指数,并根据MookherieeShorrocks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结合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地理格局,且从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效率指数从2001年的0.750 1下降至2014年的0.694 8;2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均不断加剧,基尼系数表现出"稳定上升——逐渐下降——趋于稳定"的变化路径,且从东、中、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3三大区域分组设定的情况下,组内差异增加是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程度加剧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4政策因素、发展因素、规模因素和结构因素是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但是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仅在西部地区,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各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存在差异。     

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城乡融合应是"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维融合,据此构建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重新审视并分析了1999—2016年中国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设定面板数据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但正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其整体趋势向好。②城乡融合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俱乐部趋同和内部分异同时存在。以"胡焕庸线"为界,城乡融合水平相对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以低值为主; HH区空间分布重心由东部向中部迁移,LH区和HL区空间分布重心由中部向东西部渗透,LL区始终位于西部。③新常态下,积极推动构建"善治型"政府,合理调节政府"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之间的博弈力量;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打好财政支出"组合拳";并通过金融"开源"和"增效"以及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劳动就业的"吸纳效应",警惕产业结构偏离造成的"就业破坏"效应等,都是推进中国城乡融合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举措。     

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与反馈效应

减缓区域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对中国协调区域发展和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供给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供给视角下三区域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的分析方法,继而测算了2002-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乘数和实际效应。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东、中部对西部以及东、中部之间的溢出乘数有所下降,但西部对东、中部的溢出乘数有所上升。同时,三大地区的反馈乘数则都有所上升。不过,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总量都显著上升,因而各区域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上升。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乘数明显小于中、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溢出乘数,且东部地区的反馈乘数也几乎一直小于中部和西部。不过,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中、西部,因而东部地区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相应的实际碳排放效应。三大地区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大的部门很相似,它们都以采掘业及相关下游重工业为主,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小的部门则主要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为减缓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地区间应当加强在碳减排领域的合作,以此提升区域间供应链的碳排放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应用以提高各部门特别是碳排放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大力发展清洁型战略新兴产业并严格控制碳密集型产业的扩张,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害居民健康的负面问题。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城镇化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每上升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2.48%。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促进医疗资源的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途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使城镇化真正造福于人。因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     

中国畜禽养殖业低碳清洁技术的EKC假说检验

根据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文章测算了中国畜禽养殖业的碳排放总量,并建立了收入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关系的非线性计量模型,利用分地区数据进行了EKC检验。笔者认为,清洁技术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将碳排放强度进行技术分解,在引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重点研究了清洁技术的EKC特征。结论显示:两次EKC检验的结果方向一致,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这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和清洁技术的采纳密切相关;东、中、西部地区清洁技术下的碳排放拐点分别为7 942.63元、2 751.77元和2 670.44元,中部地区拐点收入水平基本不变,东、西部地区拐点收入水平有所提高;除了收入水平外,东部地区的碳排放特征主要受农业产值占比、城镇化率和饲料成本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恩格尔系数的影响;西部地区则主要受农业产值占比、公路密度和土地成本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应该增加清洁技术补贴,提供技术服务,加强政府规制以及技术创新。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中国能源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及国家能源布局的调整,能源产能快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世界能源格局巨变和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能够为中国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提供有益指导。文章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呈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减小,西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增大,中部地区集聚度先增后减。(2)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3)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4)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贯彻落实"抑制东部、控制中部、发展西部"的煤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新能源发展,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节能技术创新和节能产业发展,加大能源效率考核力度等政策建议。     

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替代——OFDI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新途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着区域非均衡性,使得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中部地区两种效应大体相当,二者相抵后表现出不确定效应。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时,应该更为注重区域的分类和细化,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发展,以改善区域就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