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基于陕西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指导,空间上划分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范围并对其进行旨在生态补偿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现阶段对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大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相对不足,该制度2009年实施以来已有七八年时间,具备了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文章以陕西省3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样本,在按各县级政府财政收入高低进行分组之后,实证分析了整体样本、高财政收入样本和低财政收入样本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促进效应。整体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自2009年以来,呈现"基本稳定,逐渐好转"的趋势,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作用密不可分,同时,财政收入水平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转移支付对生态效益产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影响系数要大于低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这表明将转移支付拨付给高财政收入组更有效率。因此从效率角度看,现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标准即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符合公平原则,但相对缺乏效率,以财政收支缺口为补偿标准的方式不利于转移支付效率提升,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最后文章基于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生态保护激励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中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托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首要任务,但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故其生态保护目标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值得关注。为回答该问题,该研究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DID）评估该生态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双赢局面,这一结论在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国土空间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及要素集聚效应促进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不同的地理空间及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存在异质性。水土保持型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均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升,水源涵养型、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仅提升了环境质量,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则仅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动态激励效应分析

中央政府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提供转移支付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与生态效益的区域错配问题的重要措施。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实质上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和作为代理人的县级政府签订一个长期的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契约。中央政府可以依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的努力程度和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对县级政府进行考核和奖罚,以激励县级政府对生态保护投入更多的努力。文章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施为例,通过引入上一期的生态效益产出,构建了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的动态委托代理模型,对生态保护中的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行为选择进行理论分析,求出县级政府的最优努力程度、中央政府的最优激励支付比率和相应的生态效益产出水平。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一是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激励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努力,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二是县级政府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提高了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投入,同样能够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三是中央政府应重视对县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激励,制定合理的激励方式和激励水平,将生态效益产出和生态环境质量统一纳入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政绩考核体系中。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了三个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激励考核与监督机制;二是增强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政府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县级政府财政收入;三是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明确县级政府社会福利包含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两部分,并逐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比重。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施成果的巩固及持续推进,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具有实施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的政策目标。由于财力较弱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既缺乏改善民生的资金,又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成本较大需要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须通过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以提高所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民生水平。为了验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是否具有向财力较弱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地区倾斜的特性,本文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公式进行了推导,并以陕西省为例对资金的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公式中的"标准财政收支缺口"项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属性,剩余各项含有生态环境保护属性,公式包含向财力较弱和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地区倾斜的政策目标;②与其政策目标相违背,实践中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并没有向财力较弱和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倾斜,反而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力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呈正相关。究其原因,以"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为核心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公式是导致违背"两个倾斜"的症结所在。要扭转实际分配中的"两个倾斜"偏差,促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改变公式计算要件"标准财政收支缺口",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民生。     

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性与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

论文旨在提高重启的退耕还林项目生态、经济双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具体内容如下:1理论研究。利用丁伯根和丁伯根-博弈纳什均衡理论,分别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和县级政府政策执行视角,讨论现有退耕还林政策多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和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与其他相关政策有效搭配的存在性。2实证检验。论文首先利用贵州省既属(国家)退耕还林项目实施区又属第二次石漠化调查区的64个县(市、区)作为样本检验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性,用"石漠化改善率"作为项目生态目标的检验结果表明项目的生态目标实现是有效的,而用"县域2005年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农户在2011年的人均纯收入"作为项目的经济目标进行检验的有效性未通过检验。接着,论文利用贵州省晴隆县多政策配套实施退耕还草项目的结果来检验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用"植被盖度"、"土壤冲刷量"和"径流量"三个指标来反映项目的生态效果并利用观测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退耕还草项目具有较显著的生态效果。用晴隆县实施退耕还草项目乡镇的农户"家庭总收入"指标反映项目经济目标,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项目的经济目标实现是有效的。3研究结论。从政策设计角度看,退耕还林项目无法通过自身有效地同时实现生态、经济目标;从县级政府政策实施的角度看,若县级政府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中能整合性地配套相关政策,则项目存在"有效政策搭配",即项目可同时有效实现生态、经济双目标。因此,在县级政府绩效考核中增加生态考核指标,进而在县级层面通过政策搭配谋求退耕还林多目标的有效实现,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显得现实与可行。     

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性与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论文旨在提高重启的退耕还林项目生态、经济双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具体内容如下:1理论研究。利用丁伯根和丁伯根-博弈纳什均衡理论,分别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和县级政府政策执行视角,讨论现有退耕还林政策多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和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与其他相关政策有效搭配的存在性。2实证检验。论文首先利用贵州省既属(国家)退耕还林项目实施区又属第二次石漠化调查区的64个县(市、区)作为样本检验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性,用"石漠化改善率"作为项目生态目标的检验结果表明项目的生态目标实现是有效的,而用"县域2005年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农户在2011年的人均纯收入"作为项目的经济目标进行检验的有效性未通过检验。接着,论文利用贵州省晴隆县多政策配套实施退耕还草项目的结果来检验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用"植被盖度"、"土壤冲刷量"和"径流量"三个指标来反映项目的生态效果并利用观测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退耕还草项目具有较显著的生态效果。用晴隆县实施退耕还草项目乡镇的农户"家庭总收入"指标反映项目经济目标,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项目的经济目标实现是有效的。3研究结论。从政策设计角度看,退耕还林项目无法通过自身有效地同时实现生态、经济目标;从县级政府政策实施的角度看,若县级政府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中能整合性地配套相关政策,则项目存在"有效政策搭配",即项目可同时有效实现生态、经济双目标。因此,在县级政府绩效考核中增加生态考核指标,进而在县级层面通过政策搭配谋求退耕还林多目标的有效实现,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显得现实与可行。     

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理念和新趋势

如果说20年前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的核心概念是可持续发展,那么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提出的新概念就是绿色经济。本文概括了"里约+20"大会绿色经济的三个关键问题,并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探索性的看法。①当前的绿色经济是世界绿色浪潮发展演进的新成果,具有与以往的绿色思潮不同的时代背景,具有对传统的褐色经济进行范式更替的革命意义。②绿色经济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增加了两个重要维度。绿色经济试图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计入国家财富预算,强调经济增长要控制在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绿色经济试图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③按照甜甜圈的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不同的绿色解决战略。发达国家大多数有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是生态足迹超过了地球人均,处于甜甜圈的外圈;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生态足迹低于地球人均,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足,处于甜甜圈的内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走向地球边界和社会边界之间的中间圈。中国不能沿袭发达国家的褐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大幅度提高绿色增长的效率。绿色经济对于中国未来10-30年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经济意义上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具有经济高效、规模适度、社会包容的特征,人均生态足迹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之下,有与人均GDP 1万美元相匹配的人类发展水平,同时大幅度降低穷富之间的差距。中国可以运用绿色经济中自然资本消耗规模要控制、资源分配要公平、资源生产率要提高的一般原理和量变关系,构建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推动绿色转型。第一是绿色经济的生态规模政策。对耕地、能源等重要的自然资本,要实行总量控制,形成倒逼机制,限制GDP的规模和速度过快增长。第二是绿色经济的分配公平政策。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要把资源环境总量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各区域。初始分配体现公平,特别是贫穷人口的生态权利。第三是绿色经济的效率提高政策。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率,自然资源要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从区域看,沿海发达地区是生态优化功能区,应该在提高经济社会水平的同时降低生态足迹;中部地区是重点发展功能区,要尽可能提高生态效率,用较少的生态足迹增加实现有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在生态禁止发展和限制发展功能区,重点是降低贫穷人口比例,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构建新疆阿尔泰两河流域生态保护体系:特殊性、重要性与已建保护地的空间格局

阿尔泰两河流域,特指额尔齐斯河流域上游地区和乌伦古河流域。从自然属性上来讲,两河流域是西风环流控制下的典型干旱区流域,地表径流依赖于季节性积雪融水-雨水的补给,流域内的生态系统类型丰富而成体系,且高度依赖于水文因子;从社会功能上来讲,两河流域是新疆北部重要的水源地和水源涵养区,属于水源涵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国际优先生态区——阿尔泰-萨彦生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阿尔泰两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层面及实用层面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截至2014年,流域内已设立各类保护地共32个,这些保护地整体上"依山含水",客观上已形成了一个空间格局上的流域生态保护体系。     

开发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机制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评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究这种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能为开发区协调发展与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指导。以中部省区湖南省为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法对2001～2016年110个县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县级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揭示了这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总体上看,湖南省开发区建设提升了县级区域GDP和人均GDP水平,主要源于乘数效应机制与集聚机制。更为重要地,湖南省开发区建设对县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即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因而开发区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     

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相适应的低碳发展区域分类初探

一直以来区域低碳发展政策以传统行政区划为基础,中东西边界明显,单纯以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为主要因素指导国家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分解,难以真正促进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以主体功能区划为依托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区域低碳发展政策特别是区域重新分类提供了新的抓手,但囿于数据问题,现有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欠缺。本文利用全国县级单元主体功能数据库,"自下而上"汇总各省主体功能信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初步确定了各地区的综合主体功能。数据完整的29个省区被划分为整体优化型、战略结合型1、战略结合型2、生态屏障型、粮食安全型、固农求工型和混合型(共3类混合型)等9个类型,其发展内容、重点不尽相同。再结合各地区所处工业化阶段和碳排放强度水平,利用Kmeans方法对这些省区进行了聚类分析,得到了考虑主体功能定位背景下应承担"差别化"降碳任务的省区分类结果。总体而言,整体优化型和部分战略结合型应该首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生态屏障型也应该接受较为严格的降碳目标,而粮食安全型和固农求工型省区的降碳目标呈现出"光谱化"趋势——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混合型应设定较高目标,而粮食安全和战略结合混合型、粮食安全和固农求工型应有较为温和的降碳目标,单纯的固农求工型省区尚有较多发展空间。最后,研究提出,在"十四五"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和2030年达峰目标分解中应将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一个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中;"西部大开发"区域政策应以"西部大保护"为前提,西部省区应该承担相对比较严格的降碳目标,而不是目前的宽松目标。同时,对部分生态屏障型省区还应该提出提升碳汇的要求。     

省级主体功能区人口分布格局探讨——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人口分布、资源环境和经济布局的空间协调是主体功能区划分和规划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合理的区域人口分布格局要实现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容纳和发展适度规模的人口,这不仅受到人口自身数量的变化规律影响,而且还受到区域资源环境的约束,以及经济发展对生活水平的限制。本文以宁夏为例,在预测县级行政区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建设用地面积、城市供水量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粮食产量和农村供水量分别计算各县域内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最优人口容量,将人口预测与人口容量进行综合分析,动态研究宁夏的人口分布格局。结果表明,宁夏北部川区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较慢,大部分县级行政区人口容量受土地因素的限制比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的限制大,人口增长和人口容量的对比分析显示,此地区人口容量大,是未来人口集聚的主要地区;相比而言,南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快,而人口容量受水资源和经济发展的限制较大,人口容量低,是需要转移人口的重点地区。此结果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和区域人口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长江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与层级差异研究

长江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重要空间载体，生态脆弱敏感与经济社会滞后交织，理清生态系统服务与多要素多层级福祉的关系对人地系统协调发展、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四川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基于人类福祉框架识别2000年以来居民福祉水平变化，通过相关分析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效应与层级差异。结果表明：(1)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福祉显著提升，2000～2018年福祉指数增幅达79.99%,但仍以中低福祉层级为主，东西部差异明显，收入福祉偏低是限制福祉水平整体提升的关键；(2)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PESV)与居民福祉呈负相关性，其中与教育福祉负向关联最强；(3)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具有层级异质性，随福祉层级递增PESV负效应趋于弱化，耕地和林地是影响居民福祉的关键生态系统，边际效应方向相反，高福祉层敏感性更强；(4)二三产业比重、城镇化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重要非生态驱动因子，在不同福祉层级均施加显著正向影响，对低福祉层正向边际贡献更大。     

生态示范区内生态工业建设模式探讨

生态工业建设为生态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项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大举措。从生态示范区建设中生态工业的基本定义出发,对生态工业建设层次进行详尽分析;并结合代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地区--吴县市、邗江县和邳州市的具体案例,通过对其产业构成、主导产业、消费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对比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要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实施末端治理逐步推广清洁生产这种较低层次的生态工业建设模式;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其生态工业的建设则要采用生态企业以及生态工业园工这种较高层次的建设模式。为确保生态工业建设的顺利实施,最后从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四方面提出了生态工业建设的驱动机制。     

生态示范区内生态工业建设模式探讨

生态工业建设为生态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一项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大举措。从生态示范区建设中生态工业的基本定义出发 ,对生态工业建设层次进行详尽分析 ;并结合代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地区——吴县市、邗江县和邳州市的具体案例 ,通过对其产业构成、主导产业、消费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对比分析 ,指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要立足当地农业资源 ,实施末端治理并逐步推广清洁生产这种较低层次的生态工业建设模式 ;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其生态工业的建设则要采用生态企业以及生态工业园区这种较高层次的建设模式。为确保生态工业建设的顺利实施 ,最后从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四方面提出了生态工业建设的驱动机制     

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体系构建初探

在分析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需求的基础上,从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保障三个层面构建了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体系框架。初步确立了各类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宏观目标及微观目标;重点研究了环境准入、污染控制、生态补偿、环境经济等政策措施;从环保绩效考核、环境信息公开、资金保障、法律保障等方面探讨了政策保障体系。本研究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可以为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工作提供参考。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下的上海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的大背景下,在"生态门槛"内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生态福利绩效视角出发,选取人均生态足迹和人类发展指数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DEA方法计算二者的投入产出效率,对上海市1999~2012年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多维度、动态化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上海市人类发展指数、人均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但人均生态足迹水平大于生态承载能力,处于严重"生态赤字"状态,并不断恶化;2上海市多数年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处于DEA无效状态,且2005年以来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通道。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发展研究

有别于单纯的"区域竞争"模式,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逐渐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开发应满足前者的基本要求。本文根据各省基于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以2010年为基年,通过建立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协调发展的进展程度。研究发现,城市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以占不到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2以上的人口和3/4的经济产出;农产品主产区的面积占比超过1/4,人口比例接近1/3;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比例接近56%,人口比例低于10%。2010—2014年,从全国范围看,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态势与其功能定位基本吻合,表现为优化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度均有微降,而重点开发区有所上升;各区产业结构均有所优化,但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小于城市化地区。具体到各省,研究发现本文所研究的"协调性"进展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区域划分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同为东部地区的京津冀三地,协调性进展有显著差异,也显示出三地协同发展的难度。相反,一些惯常认为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区,例如河北、青海、山西等地,在经济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性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效走在前列。部分地区低碳发展与其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呈现出相对不协调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保护区都出现了经济集聚度上升、产业结构劣化、CO_2排放大幅度上升、排放强度甚至也上升的趋势。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分配研究——考虑主体功能区环境约束

随着污染物总量控制手段在我国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不同区域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公平合理分配方法是目前污染物总量管理研究的热点。文章从公平性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水污染物削减潜力、主体功能区类型环境目标约束、水环境质量及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构建国家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分配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与改进等比例分配相结合的方法对2015年国家COD和氨氮总量控制目标进行省级行政单元分配。结果显示,COD和氨氮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削减目标分配特征基本一致,但削减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削减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浙江和广东等地以及中西部的山西、陕西、宁夏和青海等部分地区,其COD和氨氮削减率高于全国平均削减率,分别介于9.1%-14.1%和11.0%-21.8%,这主要与其主体功能区的发展要求、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水平和水环境质量状况等因素有关。削减率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西藏、新疆、甘肃、贵州和云南等地以及东部的福建和江苏等部分发达地区,其COD和氨氮削减率低于全国平均削减率,分别介于4.7%-7.7%和6.6%-9.5%。其中,西部五省区较低的削减率与其较小的水环境压力、较高的主体功能区环境目标约束有关,东部两省因其污染治理水平较高,削减率略低于全国平均削减水平。从COD和氨氮分配结果来看,符合不同主体功能区类型对水环境质量的要求以及污染减排的最终目的。该分配方法体系,在考虑公平的基础上同时兼顾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为我国在不同区域间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分配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实现不同地区间协同控制以及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构建新疆阿尔泰两河流域生态保护体系:保护困境与建设策略

截至2014年,新疆阿尔泰两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虽然已有长足进展,但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诸如保护地设立因缺少系统规划而存在空缺,已设立的保护地因投入不足而管理效率低下,蓄水调水的水利工程建设中缺少对生态保护的充分考虑,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危及流域生态系统健康,部分生态保护政策落实不当无法扼制流域生态系统的退化。基于对阿尔泰两河流域生态保护所面临问题的分析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本文提出要从流域生态系统层面着眼来开展阿尔泰两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分"抓点-连线-带面"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建立流域生态保护体系。其中"抓点"即完善关键生态热点区的保护地建设;"连线"即构建以流域水系为纽带的保护地网络;"带面"即推进阿尔泰两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流域生态保护体系建设的思路或将为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