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基于陕西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指导,空间上划分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范围并对其进行旨在生态补偿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现阶段对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大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相对不足,该制度2009年实施以来已有七八年时间,具备了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文章以陕西省3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样本,在按各县级政府财政收入高低进行分组之后,实证分析了整体样本、高财政收入样本和低财政收入样本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促进效应。整体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自2009年以来,呈现"基本稳定,逐渐好转"的趋势,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作用密不可分,同时,财政收入水平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转移支付对生态效益产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影响系数要大于低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这表明将转移支付拨付给高财政收入组更有效率。因此从效率角度看,现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标准即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符合公平原则,但相对缺乏效率,以财政收支缺口为补偿标准的方式不利于转移支付效率提升,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最后文章基于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生态保护激励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动态激励效应分析

中央政府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提供转移支付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与生态效益的区域错配问题的重要措施。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实质上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和作为代理人的县级政府签订一个长期的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契约。中央政府可以依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的努力程度和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对县级政府进行考核和奖罚,以激励县级政府对生态保护投入更多的努力。文章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施为例,通过引入上一期的生态效益产出,构建了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的动态委托代理模型,对生态保护中的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行为选择进行理论分析,求出县级政府的最优努力程度、中央政府的最优激励支付比率和相应的生态效益产出水平。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一是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激励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努力,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二是县级政府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提高了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投入,同样能够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三是中央政府应重视对县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激励,制定合理的激励方式和激励水平,将生态效益产出和生态环境质量统一纳入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政绩考核体系中。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了三个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激励考核与监督机制;二是增强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政府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县级政府财政收入;三是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明确县级政府社会福利包含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两部分,并逐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比重。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施成果的巩固及持续推进,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政策效果评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主产区,也是促进绿色减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战场,探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以2007—2015年中国县级行政单位为样本,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总量和人均两个层面考察政策实施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利用事件分析法、基于Bootstrap方法的安慰剂检验、对照组筛选等方法检验了结论的稳健性。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总量和人均两个层面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实验组经济发展水平。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更高强度的财政支出水平和投资水平是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政策实施降低了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此外,文章以县级PM2.5和林草覆盖率为观测,研究了政策实施后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有助于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赢。进一步地,文章考察了政策实施对水土保持型、水源涵养型、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和防风固沙型四类生态功能区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对不同类型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均起到了促进作用,总量层面和人均层面的影响程度分别在4.51%到7.38%之间和5.45%到6.48%之间。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引领示范作用等政策建议。     

关于我国区域生态补偿财政政策局限性的探讨

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介入生态补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建设和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工具在解决生态补偿问题中,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是财政体制基本上还是"建设财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地区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上,而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明显不足;二是尽管在财政理论上提出了平级区域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但是存在理论缺陷:①存在区域产权,区域产权规定了区域的公共财政收入只来源于本区域(经济),因此区域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严格限定在本行政区域之内。②生态服务具有"俱乐部物品"性质,或者具有"全国性公共物品"性质,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不支持一个区域为其他区域的生态服务提供财政转移支付;三是分税制体制使得基层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导致其进行生态补偿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体系构建初探

在分析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需求的基础上,从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保障三个层面构建了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体系框架。初步确立了各类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宏观目标及微观目标;重点研究了环境准入、污染控制、生态补偿、环境经济等政策措施;从环保绩效考核、环境信息公开、资金保障、法律保障等方面探讨了政策保障体系。本研究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可以为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工作提供参考。     

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及差异性——以武汉、荆门和麻城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和黄冈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大部分农户比较重视农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保护,但对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较匮乏;2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经济补偿时其参与意愿会提高;3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情况、农业收入比、了解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和是否知道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中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托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首要任务,但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故其生态保护目标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值得关注。为回答该问题,该研究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DID）评估该生态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双赢局面,这一结论在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国土空间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及要素集聚效应促进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不同的地理空间及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存在异质性。水土保持型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均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升,水源涵养型、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仅提升了环境质量,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则仅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优化分配方式 提高资金环境绩效

十一五期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下达近91亿元,为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和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随着财政资金使用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部和环保部对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已从过去以评审为中心转变为以绩效为中心,无论在资金投向、分配方式、过程管理、绩效评估等方面都紧密围绕环境绩效这一中心开展。本文在对十一五期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资金分配总体情况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分析了资金分配方式制约绩效发挥的主要问题,以改革创新资金分配方式、提高环境绩效为目的,对中央统筹法、项目申报法、因素分配法等三种分配方式提出了若干改革优化的建议。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介于683.10~6 169.60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划分为17个支付区和25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44.03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中国西部环境政策回顾及建议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而屏障作用显著.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对过去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政策进行回顾和总结,辨析其实施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今后西部国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年)主要是开发带动治理,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前(1978-1999年)逐渐由开发转变为以保护为主,西部大开发十年期间(2000-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②在空间上,通过自然保护区设置、生态移民、财政转移支付和差别化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在各项政策和工程实施下,西部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明显缓解,同时,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得到较大提高,在生态环境治理、全社会参与、环保投资等方面探索出诸多成功经验;④生态环境政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建设多以各个部门主导,缺乏统一规划和政策协调,有些政策缺乏充足的科学依据,生态补偿政策缺乏总体还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环节还较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建议.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60年

在总结建国初期及起步阶段环境问题及环保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与环境政策的形成: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环境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环境保护同环境破坏艰难博弈,环境外交与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生态文明。中国环境政策的特点是:充分运用命令-控制手段;努力筹集环境保护资金;明确保护环境的责任;鼓励"防治结合"和"综合利用";较早体现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文章归纳了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过程,地位从基本国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从偏重污染控制到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并重,方法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范围从点源治理到流域和区域的环境治理,手段从以行政命令为主导到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导。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是环境保护的出路和目标。     

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现状、经验与政策建议

在总结分析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针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短板和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目标,加快建立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基础、以"经济调节、公众参与、体制保障"为配套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预防方面,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保护目标体系、统计体系与核算制度,建立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将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准则等;在过程严管方面,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实绩的领导干部政绩评价考核制度、科学严格的环境污染排放标准体系,以及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制度体系等;在后果严惩方面,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审计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等;在经济调节方面,建立绿色财税金融制度体系,推动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建立平衡生态产品生产者与受益者利益关系的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公众参与方面,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公民环境权利,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与立法听证等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方面,要从上层建筑入手,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涉及的顶层重大关系,在中央层面明晰资源、环境和生态三个领域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调整环境保护系统内部的管理机构设置。     

三峡工程建设期库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效果评价

针对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基于三峡工程建设前后库区生态环境变化，对17年工程建设过程中，库区及上游开展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效果进行总结评价。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有力得当，移民及工矿搬迁环境压力降低，干流水质基本稳定，地质灾害防控得当，库区及上游生态恢复加速，库底清理清漂彻底，媒介生物密度下降，人居环境逐步改善，库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趋好。鉴于库区“限制开发区域”的国家主体功能区定位、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滞后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特从管理、技术与经济三方面对三峡水库运行管理期内的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建议，旨在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财政主体对社会保障及服务的资源配置绩效评价

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它是中央财政为建立和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目前的考核机制是以经济增长目标为宗旨的,而且追求的是高投资、低消费和高增长的模式,从而使得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极有可能被任意的挪用和挤占,而产生资金的"瞄偏性"问题。本文从社会保障资金配置和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提升效率这两个方面,构建了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绩效评估指标结构体系,从而对转移支付绩效进行DEA评估。由所得的离散系数可知,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和提升状况效率的赋权分别为0.592和0.408。由于100个样本县市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的均等化程度不高,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应赋予更大的权重。笔者认为,摒弃部分旧的评估指标、建立新的绩效评估机制是提高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效率的关键。     

“十五”期间国家环保确定十项具体目标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近日透露 ,“十五”期间我国环保发展共有 10项具体目标。1.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全面达标 ;2 . 10 0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和水环境质量按功能区达标 ;3 .建设 5 0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 2 0 0个环境优美城镇 ;4.淮河流域水质按水环境功能区达标 ,海河、辽河流域城镇集中式引用水源地满足使用功能 ;5 .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力争到 2 0 0 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 2 0 0 0年减少 10 % ;6 .北京市水体、大气及声环境按功能区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城市和郊区生态环境有较明显改善 ;7.渤海近岸海域水质按海洋环境功…     

基于RSEI的地震区生态环境质量恢复研究——以汶川县为例

"5.12"地震对汶川县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的恢复程度是汶川县灾后重建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基于TM和OLI数据,利用ENVI平台的主成分分析技术,计算出研究区3个时期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用于分析2003～2017年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及恢复情况.结果表明:(1)2003～2017年,汶川县的生态环境质量以中等及以上为主,3个时期中等及以上等级所占比例分别为90.21％、82.01％、94.65％;(2)3个时期的RSEI指数的均值分别为0.627、0.617、0.716,生态环境质量经历了未恢复到恢复提升的过程,且研究末期的生态环境质量超过研究初期.(3)2003～2017年,汶川县生态环境质量中的较差、中、良这3个等级的面积转移明显,差和优两个等级变化不大.T1时间段,中等和良等向较低等级转移;T2时间段,较差、中、良等均向较高等级转移;T3时间段,除优等以外,其余等级均主要向较高等级转移.(4)海拔1 498～4 466 m和坡度15.～63.之间,是生态环境质量恢复最明显的区域.     

长江黄河渤海列入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规划重点

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规划确定 ,长江、黄河、渤海将成为“十五”规划中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十五”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推行总量控制 ,确保污染物排放总量稳定下降 ;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契机 ,全面推进清洁生产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 ,实施“三区”(特殊生态功能区、重点资源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 )生态保护战略 ;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 ,有效控制农业环境污染 ;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保障环保产品有效供给 ;强化核环境安全管理 ,积极防治电磁辐射污染 ;加强能源建设 ,提高环境管理现代化水…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作为国家资源安全保障的战略核心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内页岩气、锰、钒、钛、钨、锡、锑、稀土、锂、磷等矿产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但受长期以来高强度开发影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目前面临着开发布局结构不尽合理,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总体不高,以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较大等问题。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下,亟需优化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空间格局,推动矿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功能区划角度出发,在分析总结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特征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考虑了矿产资源本底、生态环境重要程度、交通优势度、缺水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要素,构建了以矿业空间格局优化为目标的功能区划指标体系,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采用判别分析法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重点避让区、扶贫开发区、矿业疏解区、限制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等五类功能区,分别以生态保护、资源扶贫、高端引领、统筹协调和绿色转型为主导任务统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并针对各功能区特点提出了分区引导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