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污染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在空气质量达标中的作用

本文以大气固定源污染物排放管理为研究对象,论证了满足大气固定源连续达标排放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政策内在机理,以及在空气质量达标中的作用,在参考美国南加州区域清洁空气激励市场(RECLAIM)计划的基础上,建议建立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基于PM2.5和O3达标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政策框架设计。     

美国区域排污权交易市场“RECLAIM计划”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是最早实践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国家,在南加州地区实施的区域排污权交易市场"RECLAIM计划",通过激励固定源NO_x和SO_x持续减排,最终实现空气质量改善,形成了完善的交易机制和政策体系。RECLAIM计划在政策目标设定、管理对象纳入标准、削减目标制定、初始配额分配、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监测数据核查以及排污许可证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和论证,对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优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排污权交易市场、制定科学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内容、颁发区域固定源排污许可证等对策建议。     

以《清洁空气法》为例简析美国环境管理体系

以美国<清洁空气法>(CAA)为例,从立法与行政的角度分析美国环境管理体系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美国在空气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排污交易、排污许可证、分类管理、技术标准等具体管理手段上的应用与创新.最后,总结了美国环境管理的特点,分析了其发展动向,并结合中国实际做了简要对比,以期为中国下一步的环境管理,特别是空气环境管理改进提供借鉴.      

对中国实施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探讨

二氧化硫污染和酸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有限的大气环境容量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为了寻求经济有效的环境管理手段，中国从1993年开始进行了大气总量控制下的排污交易的试点工作。这篇文章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二氧化硫排污交易项目成功经验，对中国实施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的可行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排污交易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     

湖北省实施排污权交易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湖北省排污权市场的交易频率与交易规模都亟待提高。本文选择全国首家排污权交易中心一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作为比较对象,分别从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交易制度设计和激励机制等三个方面对两地的具体做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湖北省在实施排污交易的过程中,初始排污权的分配难以体现公平与效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并非当前的最优选择;重平台、忽激励的交易制度设计埋下了市场交易冷清的隐患。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内蒙古排污权交易初探

面临污染物减排与经济大发展的突出矛盾,内蒙古推行排污权交易具有紧迫性。由于区域分布和产业发展特征明显,并且一直在重视排污权交易的调研和实践,内蒙古有条件走在实施排污权交易的前列。为了促进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推行,需要在合理分配初始排放权,培育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对排污交易行业作总体的进度安排,排污权交易的分区实施,建立排污交易中介机构,强化环境监管执法等方面作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建设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中心发展CDM项目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项目的合作形式,是一种“双赢”政策。文章首先简述了清洁发展机制及与碳交易市场的情况,接着论述了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设全国的碳排放交易中心及意义,从而促进CDM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排污权交易体系模式及选择研究

实行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是中国环境管理科学转变的必然。本文对最早且成功实施了排污权交易的美国交易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了ERCs模式、EA模式、DERs模式的特点和优劣,并根据中国的实际和环境管理特点,提出逐步实行兼有行政管理和经济刺激的优点、具有现实应用可能和可操作性的排污削减信用模式(ERCs)的结果。     

中国CDM项目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研究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国际社会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履约机制之一。目前中国已成为CDM市场的主要输出国,但在CDM项目开发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区域分布不平衡、碳排放权交易标准不统一、缺乏激励机制等。在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政府声明将严格遵守《巴黎协定》,正在积极落实已提出的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并向联合国提交了到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行动目标。中国的积极行动推动了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     

一种排污权初始分配结构设计框架

作为一种新型环境政策,排污权交易在美国已经成功地演进为总量控制型排污权交易,这被认为是最接近市场经济的环境管理手段。在国内,排污权交易也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自1988年以来,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先后试点了排污权交易,但多停留在补偿政策,很少有关于总量控制型排污权交易的尝试。在政策设计的技术层面,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排污权初始分配结构设计框架。为此,在区域清洁激励市场计划排污权初始分配结构的基础上,针对渐进式减排战略指导下的总量控制型排污权交易计划,分纵向结构设计和横向结构设计两部分,提出了一种具有通用性的排污权初始分配结构设计框架。这有助于合理进行排污权初始分配。     

从碳排放权交易角度谈治理兰州市大气污染的应用研究

随着城市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京都议定书》认定的碳交易机制,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分析配额型碳交易在美国的成功应用的基础上,针对兰州市的污染现状,构建兰州市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来治理大气污染：核定兰州市大气环境容量,确定总量控制目标;确定交易单位;确立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机制;制定交易规则,建立监管机构;政府监管并进行相应的惩罚。     

潍坊市农业源排污权交易体系研究

随着总量减排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农业源污染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水体污染的首要原因.通过对农业源排污权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探讨了农业点源与工业点源之间、农业点源与农业点源之间、农业面源与工业点源之间、农业面源与农业面源之间四种交易类型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建立了包含农业源排污权交易管理机构、排污权交易平台、一级交易市场、二级交易市场在内的排污权交易体系框架,最后针对农业源排污权交易体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水质交易与太湖流域水污染物排放交易

水质交易是美国提升和保持水质的创新性政策工具。美国水质交易政策完善,实施时间长、范围广,其中不乏成功案例。太湖流域化学需氧量排放交易已在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正式开展,江苏省太湖流域化学需氧量排放交易项目正处于积极准备中。太湖流域水污染排放交易应该借鉴水质交易的经验,妥善解决交易基准、交易方资格、排放权价格、交易区域和交易比率等关键问题。     

排污权交易制度在中国的推行建议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有效控制污染、改善环境的环境经济政策．在很多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阶段,中国排污权交易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但仍然存在配套制度缺失、法律政策滞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初始分配方法不明确等问题。结合国外的实践经验和中国的特点．在中国推进排污权交易需要在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快培育排污交易市场、加快制定促进排污权交易的激励政策、加快研究初始排污权的分配方法等方面做好工作。     

排污权交易初始价格定价方案研究

排污权交易初始分配价格的合理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并使排污权交易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手段的最大效用。初始价格的确定依据应为结合排污权时限及贴现率下的不同污染物的社会平均污染治理成本,并兼顾区域经济发展、行业水平、企业公平等因素。文章从定价方式、时限、发布与调整机制、配套措施等方面研究排污权初始价格的定价方案;并以某市为例,通过调查排污量占全市排污量85%以上的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根据所研究的方案获得该市COD、SO2等排污权交易初始分配价格。     

中国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发展及问题探析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增长,排污权交易已成为当前中国环境质量控制的重要环境经济制度和治理手段。基于排污权交易的发展历史,文章介绍了排污权交易的起源、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国排污权交易的发展历程、中国排污权交易种类和范围,综述了中国近年来对于排污权交易实践的积极探索,探讨了当前中国排污交易权政策和实践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提供借鉴和参考。     

排污权交易总体框架研究

通过分析排污权交易试点省的业务工作,对省级排污权交易管理进行研究阐述,从整体的角度提出排污权交易管理工作的总体框架,从细节的角度对排污权交易的数据逻辑框架进行研究,为排污权交易由试点转向全国推广积累经验。     

排污权交易指标关联要素探讨

目前,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作为各地环保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热点,是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环境保护的有益尝试。本文从指标来源、指标使用期限、与污染减排的关系、技术支撑以及指标交易后续监管五个方面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指标关联要素,得出交易指标与国家政策、污染减排以及环境监管密切相关的结论,从完善国家政策、强化与污染减排衔接和突出指标后续监管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Watershed-based pollution trading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trading programs

Watershed-based pollution trading is a very recent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development — preliminary guidance for its use was issued by the EPA in 1996 and final trading guidelines were expected to be published in late 1999. As innovative and flexible methods of maintaining water quality in unique water-sheds, the few existing watershed-based pollution trading programs are extremely distinct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outcome. The diversity of the existing trading programs exemplifies the flexibility that exists to conform trading programs to manage nearly any site-specific watershed pollution problem. Although the use of watershed-based pollution trading is relatively unproven, observation of the existing trading programs indicates that trading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water quality in heavily impaired watersh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