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利益相关者行为抉择博弈探析

面对环境污染,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明晰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机理,选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成供应链系统和消费者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基于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环境价值诉求的识别及行为策略分析,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供应链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考虑消费者的行为策略对三方博弈的影响。运用三方动态博弈模型解析了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各博弈方的博弈均衡策略以及各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个体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会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为保障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顺利实施,各利益相关者应协同合作。通过对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协同机理的探讨,提出了促进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实施的对策建议,即中央政府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地方政府应发挥监督主体作用、企业应发挥投资主体作用、消费者应发挥监督推动作用。     

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逐步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外部制度压力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因素。那么,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和企业自律系统的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吗?本文从沪、深两市68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环境数据,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用以衡量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运用内部控制指数及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及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逐年提高之态势,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市场化进程与行业特征对内部控制功能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市场化进程快或慢的地区,内部控制均能显著促进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内部控制的正向作用略强;无论在重污染行业还是在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重污染行业的正向作用更大。为此,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企业为回应监管部门、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应强化内部控制建设,尤其是要加强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信息的需求。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法,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困境。分析发现:正是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监管职责;企业层面重视经济利润,轻视社会责任;农民层面重视生计诉求、轻视安全需求;城市层面突破政府管制,转嫁污染成本;环保组织力量资源有限,难以提供环保功能以及科研院校重视环保技术研发,轻视科技推广,才导致了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因此,只有明确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环保功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才能克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博弈状态,进而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环境善治的内涵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其实质是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构建起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双强"模式。通过构建这种"双强"模式使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达成利益均衡共识,彼此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环境的善治之道,以此彻底改变现在的乡村污染面貌,最终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生态良好农村战略构想。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使社会环境参与者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加深,监督力度也随之加强。政府、创新企业以及公众消费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利益关系,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准则也将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因此,探究三方利益相关者对绿色创新行为以及绿色创新扩散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社会系统中参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权利分析,构建政府、企业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根据演化的仿生学研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探究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行为,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影响,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演化博弈以及仿生演化模型进行数学推导求解并赋值仿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的污染抵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高强度的污染税收、低强度的公众环保宣传与适度的创新激励补偿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最明显;公众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广促进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政府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过度推广,则会降低绿色创新扩散效率。本文的研究对社会环境监管参与者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政府作为绿色创新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机关,应注重把握监管力度,合理选择环境规制手段、规划环境规制成本,防止过激手段的实施对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阻碍;第二,公众消费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广泛,因此,消费者应从自身做起,杜绝非环保产品,不断推动社会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第三,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己任,努力研发环保类产品,减少环境污染及能源的消耗。     

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环境规制研究也是当前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政府赋予被规制对象自由裁量权空间从小到大,可以将规制工具分为纯粹政府规制、元规制、自我规制、无约束的自由四种类型。既有研究对传统的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相比而言,对元规制和自我规制等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从俱乐部物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视角出发,探讨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一种俱乐部物品,实践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克服企业的“搭便车”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分别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探究①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②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内外部动因。对比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环境规制领域具有长期使用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的传统,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实践较为欠缺,目前在中国实践较为广泛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仅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化工行业的“责任关怀”体系。最后,本文基于现有对于中国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我们认为既有对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更多关注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而对其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因果机制识别不足;此外,现有文献很少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纳入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应当多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深入。     

企业环境行为:环境政策研究的微观视角

企业环境行为是是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的压力．而采取的宏观战略和制度变革、内部具体生产的调整等措施和手段．是环境政策效果的具体体现。政府、公众和市场压力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工业绿色化的初级阶段以政府压力为主。随着公众和企业更多地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来自市场及社区的压力逐渐成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导驱动力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环境问题突出．必须积极开展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探求环境压力与企业环境行为转变的内在关系．找到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最优方式，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

以往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均以年报为样本,本文首次以我国112家重污染上市公司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采用指数法依据2006年全球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三版)——G3对其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进行了量化评价,并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不高,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外部监管和压力较大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显著好于深交所;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实际控股人性质与所在地区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影响不显著。因此,为了提高环境绩效披露水平,应尽量发挥外部监管机构的推动作用,沪深交易所均应加大引导和推进环境绩效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力度,颁布更为科学、规范、可行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和操作手册等,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质量。     

中国七大流域水环境效率动态评价

本文通过加强松弛变量限制,在EPI环境效率变化模型的基础上提出S-环境效率变化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七大流域1998 - 2009年水环境效率动态变化,揭示务流域环境效率变化的趋势及动因,为环境经济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通过分阶段分析,发现我国七大流域水环境效率在整个研究阶段有年均1.53％的改善,呈现前期效率下降,中期效率提高,后期效率持平的特点.三个阶段环境效率出现下降的流域分别为:1998 -2001年,黄河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2002 - 2005年,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2006 - 2009年,珠江流域、海河流域.主要结论是:①流域水环境静态效率受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影响较大,而减排才是解决流域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②问题流域的不断变换表明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存在事后治理和大灾才大治的问题,缺乏事先干预;③根据流域环境压力种类、程度与流域经济结构特点,主动而有针对性地缓解各流域环境压力,可以有效促进流域动态环境效率的提高.     

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响应

生态补偿是调整利益相关者利益、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付费项目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类型。基于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和湖州生态补偿实践的调查,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辨识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并揭示原因。按照影响力、参与度和经济利益性的不同,将生态补偿补偿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次核心I、次核心II和边缘型。结果表明,三地实践中,市、县(区)政府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与我国地方政府权威具有一致性;现行补偿制度没有赋予乡镇和村等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讨价还价的资格,成为其在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项目上有限响应的法律约束条件;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I(媒体、环保NGO、科研机构)虽然有主动响应的积极性,但参与度还不高;农户的利益相关者属性和类型因地而异,且农户、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响应比较微弱。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和属性亦存在冲突,不同地区利益相关者在监督与审计、制度调整以及环境治理和民生投入方面的响应也不完全一致。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与生态补偿制度安排、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政府偏好等深层次原因紧密相关,这也是今后我国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需要重视的问题。随着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不断发展,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应注重增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公众参与度,注重生态补偿制度安排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融合。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之道: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

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对环境管理提出的需求出发．论述了环境管理制度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的必要性．分析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内在矛盾．进而依据环境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稀缺性和竞争性特征．提出环境管理制度向公共管理转型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必然性．认为产权缺失是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本原因、有效环境权益结构的构建是实现环境资源公共管理的基础。     

日本企业减少环境负担的举措和启示

摘要本文分析了日本企业在环境管理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执行的政策，并对比中国企业环境管理的现状和我国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严重性。提出了规范企业环境管理、采用3R原则及ICA法进行产品设计开发生产等建议。     

从政企合作看中国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要求我国政府继续保持强大的环境管制压力.同时,充分调动企业自主环境管理的积极性也成为“十二五”期间管理性减排的核心任务之一.认真研究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设计的方向和目标,实现政企环境合作已经成为当前环境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现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是我国借鉴日本经验试行的一项旨在提倡政企合作的环境政策工具.我国目前企业环境管理总体趋势是背向自组织环境管理的,强化面向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直接管制应当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总体趋势.由于我国企业自主环境管理面临着外部约束力不够、内部动力不足的困境,现行政企合作的制度目标应当直接定位为政府环境管制工具.基于这一定位,环境监督的对象企业应当由污染物息量和种类标准转为达标排放标准;职责范围应当根据企业规模进行差别设计,规模以上企业以推进政企环境信息沟通为主,中小企业应强化其监督功能,另设企业环境管理人员履行执行功能.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制定过程的特征分析——以陕西和云南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为例

近年来,省级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逐渐增多。在数量繁多的各类问题中,省级政府的决策者如何能够充分认识到某个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进而出台一项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相比,省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有何特征?本文通过研究两个案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个案例是陕西省制定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另一个案例是云南省正在制定的类似政策。研究表明,在省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倡导者往往不是省级政府决策者,而是省级政府中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政策倡导者建立政策的途径是说服作为决策者的省级政府相关领导,进而使之批准政策出台。其说服方法是建立由相关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支持联盟,通过科学研究阐明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和政府职能的相关性,并提出具有科学基础和立法基础的政策方案。这一过程既区别于中央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又与省级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不同。     

环境管制对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加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不会损害企业竞争力,实际上通常还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本文利用1993-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市场占有率、亏损率指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增强1%,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高0.7%,企业的亏损面会降低0.15%;环境管制对利润率指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加强我国的环境管制,走绿色发展之路。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环境剥夺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地大量增长的自然保护区实质上是一种环境剥夺现象。受环境考核体系与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加大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是地方政府能够采取的比较成熟的环境保护手段。但是．通过博弈模型，可以推导出．受地方财政刚性预算约束．政府在地方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中不能对环境区原有居民落实各项补偿．也难以投入必需的保护性管理费用。于是．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中．保护区居民与管理机构之间博弈形成的纳什均衡是：居民违反有关规定，尽可能延续以往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济活动。以抗衡自然保护区建设对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济模式的压制；管理机构则实施开发性管理，以求自身努力。增加经济收入以保障自然保护区各项基础研究和管理活动。由于经营活动迎合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因此。在目前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各种形式的开发性经营管理活动。但是．由于一些制度缺陷．在这种开发性管理战略中，一些环境区变相为政府权力支配下的环境资源．并借用可持续开发管理名义进一步转变成为某些地方机构与组织的私有环境资产。其后果是使自然保护区制度偏离了政策目标，也使环境区居民丧失了传统的环境支撑作用。对此论点．研究通过对近十年地方自然保护区建设数量的情况分析予以了经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