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区域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政策倾向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影响区域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地方财政金融因素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对地方城市化进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明显,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效不显著,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证检验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区域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调整地方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本文建议:1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2建立规范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体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3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决策配合地方财政政策统筹安排的机制,全面推动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实现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成都市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三次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都有正向作用;从分项研究的结果来看,林业、渔业、建筑业成为阻碍成都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地区差异、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至2007年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城市化水平低于0.456时,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城市化的提高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中低城市化水平向较高水平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东北和东部沿海省区的城市化已经超过0.456的门槛水平,中西部大部分省区也在0.40左右。因此,应当加速城市化进程,发挥城市化缩小收入差距重要作用。     

呼和浩特市产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关系的研究

选取1991年至2012年相关数据,以呼和浩特市三次产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构建VEM误差修正方程,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型与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对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促进作用;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正向的反作用于第一产业的发展。在长期,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具有反向作用;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则有正向作用。而第三产业的弹性相对较大,可知第三产业的发展除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外,还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呼和浩特市发展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采用变异系数、马尔科夫链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2000～2018年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及其差距时空演变规律,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1)城、乡收入总体差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但城镇收入高于农村、农村收入差距高于城镇,且城、乡收入"核心-边缘"格局具有较强稳定性.(2)不同城市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格局,高值区的下降与低值区的扩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缩小;不同城市城乡收入演变的差异,表明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要因"地"制宜.(3)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政府影响和对外开放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差异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因"时"制宜.此外,一体化深入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强化城市之间的互动.     

山西省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格局分析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地域单元,两者共同推进了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但城乡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利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采用GIS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山西省2013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县级行政区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中间低、东西高的空间特征,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第一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些空间滞后变量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均GDP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对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均等化的影响

我国城乡间基础教育供给的长期非均衡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和农村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作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力量,城市化不仅导致要素向城市集聚,也有可能加剧社会经济政策中的"城市偏向"。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GMM)估计方法,从人口、经济和土地三个维度分析城市化对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如不考虑变量的内生性,人口和经济城市化对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距有显著的缩小作用,而土地城市化对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在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后,人口、经济和土地城市化对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距的影响在当期和滞后一期表现出一定差异。     

城市是幸福的“围城”吗?——基于CGSS数据对中国城乡幸福悖论的一种解释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条件差距不断扩大,但一些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本文将这种悖论式的事实置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实之中,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城乡幸福悖论主要源于城乡居民不同的主观心态:控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个体特征等相关变量之后,城市居民并不比农村居民更幸福,然而,一旦加入城乡居民对"命运"、"家境"和"进取心"等主观心态,城市居民幸福感会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另一方面,如果控制包括主观心态在内的其他条件,在那些绝对收入超过16 013.7元的居民中,农村居民幸福感要强于城市居民;当绝对收入低于16 013.7元时,城市居民仍然比农村居民幸福。分析结果启示我们,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都只是发展的路径而非发展目的,城市化进程有可能是建造"幸福围城"的过程,从而违背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初衷。就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言,城市化也不是发展的唯一路径,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服务,在农村同样能增强人们的福祉。     

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准确把握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模型和已有相关研究,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倒U型"关系理论假设出发,进一步理清城镇化进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为验证这一假设,以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为例,基于2000—2018年城市尺度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效应分析发现,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较强空间溢出效应,且在核心区与边缘区均显著存在。(2)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基于"核心-边缘"的对比发现,不同因素效应存在差异,如交通状况在核心区效应的不显著与边缘区的显著等。(3)总体上,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为"U型"、间接效应为"倒U型",且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0.842、0.648,这可能与研究期较高的城镇化率有直接联系。对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的不同区域对比看,较为发达的核心区二者之间始终呈现"U型"关系、边缘区则为"倒U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0.843、0.877与0.481、0.673,但均处于城镇化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阶段。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但在此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城市之间的协调,特别是消除边界壁垒以提升要素流动便捷度。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不同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由多个来源部分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收入来源各部分变动的综合反映,透过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揭示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是递增变化的,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是目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却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完善城乡间收入再分配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启示.     

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差异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利用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机制、方向及程度。研究表明:(1)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整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城镇化协调度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幅度较小,之后增幅明显加快。(3)城镇化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整体上,协调度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4)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的提高对城镇化协调度提升的贡献最大,原因可能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拉大则会显著降低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原因可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方面会使得城镇相对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寻求收入上的相对均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降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弱化社会经济活力,阻碍土地城镇化进程,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城乡间的资源分配,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影响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关键经济结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是影响东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城乡居民储蓄额/GDP(金融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提高均有最大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分区域对症下药。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2003—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以PM_(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运用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拟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能源利用、环境规制等变量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明显带来大气污染程度提高,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治理大气污染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趋同性,需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基于夏普里值过程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分解

认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并研究引致收入差距的因素,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内蒙古和甘肃2个省1500户农户的截面数据,采用夏普里值过程对Gini系数、Theil指数、Atkinson指数这三个不平等指标进行回归分解.分解结果稳健地发现,以县域为代理变量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非农劳动力、培训比和家庭男劳动力比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度较大,而平均年龄、家庭人口和平均教育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较小.作为社会网络的人情收支和作为物质资本的人均土地面积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极小.从缓解中国西部农村地区间的不平等的角度看,长期而言,支持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土地问题,避免作为物质资本的土地成为引致不平等的因素,对于未来控制不平等状况有重要意义.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_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居民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3)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消费、投资、出口占GDP比重变化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本文编制了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投入占用产出表,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模型,模拟分析了调整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比重变动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增加总收入水平的角度看,扩大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对于我国居民总收入有正向拉动作用,而扩大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则会减少我国居民总收入。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看,扩大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扩张投资和净出口则不利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迁移密切相关，中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其根源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地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诸因素之发育程度及所起作用不同。本文运用平行数据《panal》模型，对影响中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城市化发展的请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①各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非常显著。②在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推动作用；而在沿海地区，则由第三产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③对外开放政策对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起了显著作用，在沿海省份表现尤为突出。由此可以推断。中、西部开放力度的加大将推动当地城市化的发展。④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对城市化起补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则起替代作用。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