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丰湖底栖动物与环境因子间相关性初步研究

2013年3、6、9、12月对汉丰湖调节坝未运行前的底栖动物和环境因子进行了4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汉丰湖底栖动物平均密度为325.17±140.22 ind./m2。各采样点平均水温为20.62±5.00℃、电导率为493.84±175.51μS/cm、溶解性总固体为0.370±0.143 mg/L、溶解氧为8.03±0.49 mg/L、TN为1.584±0.323 mg/L、氨氮为0.392±0.229mg/L、硝氮为0.912±0.263 mg/L、TP为0.083±0.029 mg/L、磷酸盐为0.049±0.021 mg/L、高锰酸钾指数为3.771±1.57 mg/L、叶绿素为19.15±13.03 mg/L、水深均值为5.63±4.59 m、流速为0.048±0.056 m/s、流量为1.25±1.47m3/s。应用典范对应分析(CCA),环境变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硝氮(F=6.49,P=0.002)、水深(F=4.21,P=0.010)、总磷(F=3.64,P=0.016)是影响汉丰湖底栖动物密度的主要因素;在NO-3-N梯度上,软体动物的最适值比水生昆虫和寡毛类高,在水深和TP梯度上,寡毛类的最适值高于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同时对汉丰湖调节坝开始运行,湖体水位稳定后,影响底栖动物的主要环境因子进行了分析预测。     

女山湖围网养殖对水质和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对女山湖围网养殖内外水质的差异和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及生物多样性差异进行监测。2009年3—5月,以黑白瓶法测溶氧(DO),重铬酸盐法测耗氧量(COD),紫外分光光度法测总氮(TN),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总磷(TP),PHS-3精密数显酸度计直接测定pH值,重量法测定悬浮性固体和溶解性固体;1/16 Peterson采泥器取样,对底栖动物鉴定、计数,并计算密度和生物量。结果表明,围网内外水质的理化指标存在差异,围网内酸度、COD、TN、TP、有机质高于围网外。检出大型底栖动物18种,网围养殖区底栖动物群落组成与非养殖区差异较大(Jaecard指数为0.46)。围网内大型底栖动物密度、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低于围网外。建议通过湖泊围网的合理布局提高湖泊生产力,恢复和维持湖泊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雅鲁河呼伦贝尔段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水质生物学评价

在呼伦贝尔市境内雅鲁河流域设置12个点位采集大型底栖动物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水质状况进行生物学评价。共采集到底栖动物24种,隶属于8目22科,其中水生昆虫19种,占总数79.2%,各点位种类不丰富。各点位优势种不同,但基本都以对水质敏感类群和中等耐污类群为主。各点位密度和生物量差异较大,底栖动物平均密度为89~493ind/m2,平均生物量为0.42~11.69g/m2。调查区域大型底栖动物以集食者和捕食者种类较多,分别为6种;各功能摄食类群分布受空间资源位的限制。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评价结果为上游点位水质为轻-中污染型,下游点位水质为中-重污染型,BI指数评价结果显示除南大河水质为中度污染外,其余点位水质均为清洁。     

黄浦江上游底栖动物与沉积物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

为了解黄浦江上游水源地沉积物的潜在生态风险及底栖动物的分布特征,对该范围内主要河道的表层沉积物重金属质量比和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布进行了调查,探讨了重金属分布对底栖动物的影响。除Hg采用冷原子吸收法分析外,其他金属都用等离子发射光谱法测定。由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得出重金属污染程度从高到低为Cd、Hg、Pb、Cu、Zn,区域整体的生态风险等级为"极微污染"~"中度污染",其中位于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处及黄浦江支流的区域生态风险整体较高。Cd和Hg是研究区域生态风险的主导因子。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8种,其中环节动物3种,软体动物4种,节肢动物1种,大部分属于耐污类群。多样性指数H'基本小于1,属于"重污染"水平,其值与Pb、Hg、Zn的质量比成正相关关系,与Cd、Cu的质量比成负相关关系。大型底栖动物不同纲目的密度对沉积物中不同种类的重金属响应不同,多毛纲和瓣鳃纲密度与5种金属质量比都呈负相关关系,寡毛纲(以霍普水丝蚓为代表)密度与Cu、Hg质量比呈正相关关系,腹足纲(以铜锈环棱螺为代表)密度与Cu、Hg、Zn质量比及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呈正相关。     

烟台玉岱山湾潮间带底栖动物调查

2019年8月对烟台市芝罘区对玉岱山湾潮间带的底栖动物进行了调查,共发现潮间带底栖动物27种,优势种是褶牡蛎,栖息密度为27.8个/m^2。本次调查研究发现玉岱山湾潮间带底栖动物物种相对2013年同期数量有所增加。     

凡河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与环境因子响应关系分析

大型底栖动物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生物类群之一,其是河流生境与水质生物监测与水生态健康评价的重要生物指标。以辽河典型生态保护型河流——凡河为研究区域,对大型底栖动物和环境因子进行调查,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与生境、水质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凡河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组成在空间和不同水期呈现差异,其中物种丰度(NO.taxa)等指数空间差异性显著,丰富度(dm)、EPT(Ephemeroptera,Plecoptera and Tricoptera)和科级生物指数FBI(Family Biotic Index)在枯、丰水期间呈显著性差异。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表明,总磷(TP)、生化需氧量(BOD5)、溶解氧(DO)、生境复杂性(HC)为枯水期和丰水期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组成的共同驱动因子。驱动因子与大型底栖动物相关性及典范对应分析(CCA)表明,TP、BOD5与EPT、FBI分别呈显著负、正相关关系(p0.05),且与摇蚊科(Chironomidae)、颤蚓科(Tubificidae)等耐污类群存在明显响应关系。溶解氧及生境复杂性与物种丰度、丰富度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扁蜉科(Heptageniidae)、纹石蛾科(Hydropsychidae)、石蝇科(Perlidae)等清洁类群响应关系明显,且在丰水期对大型底栖动物影响较大。     

京杭大运河(邳州段)生物多样性调查与水质生物学评价

对京杭大运河邳州段的水生生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邳州港作业区水生生物的多样性最高。应用底栖动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的多样性指数和BI指数进行水质生物学评价,表明京杭大运河邳州段的水质情况总体处于轻污染状态。     

大型底栖动物在近岸海域环境质量评价的应用

围绕国内外利用海洋大型底栖动物评价海域环境质量的研究与应用成果,评述了环境污染和工程扰动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以及利用大型底栖动物评价海域环境质量的方法。结合目前我国涉海项目环评及环保验收调查中环境质量评价要求及各种方法特点,大型底栖动物污染指数法及β、γ多样性指数法等在近岸海域环境质量评价中具有较强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可比性,从调查时间、站位布设、采样方法等方面提出了需注意的问题。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三峡库区消落带植被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

选择农业种植(玉米)和造林(竹柳)两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探讨其对三峡库区消落带植被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造林地消落带植被的物种数量、平均高度和生物量显著高于农业种植;(2)造林地消落带优势种依次为狼杷草、空心莲子草和苍耳,而农业种植优势种依次为马唐、雾水葛和叶下珠;(3)Simp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和Pielou指数在造林地和农业种植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但造林地Patrick指数明显高于农业种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显著地影响着消落带植被群落基本特征及多样性,差异主要与农业种植的人工干扰(除草)和造林对消落带微生境(光照、温湿度等)改变有关。相对传统农业种植,人工造林地消落带有着较高的物种数量和生物多样性。     

生物滴滤塔填料改性前后NOx去除效果的对比试验研究

选取活性炭作为生物滴滤塔中微生物的载体,采用不同浓度的硝酸和氢氧化钠为改性剂对活性炭填料表面进行改性,分析对比不同改性条件下活性炭的物化性质及附着生物量,从而优化改性条件,并探讨填料改性对生物滴滤塔净化NOx工艺运行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硝酸和氢氧化钠中,1 mol/L的氢氧化钠改性效果最佳。改性后活性炭填料的形态、密度等基本性状均未发生较大变化,但比表面积较改性前增大了2倍左右,更适合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附着生物量最多。经最佳改性条件改性后的生物滴滤塔对NOx的去除效率明显提高,且稳定在87%~90%。在800~5 000 mg/m3范围内随机改变进气质量浓度,改性后的生物滴滤塔系统较改性前运行更稳定,抗负荷冲击能力更强。     

干旱草原区查干淖尔湖滨植被景观格局及种间关联性分析

对查干淖尔湖滨地区的植被分布及优势种的种间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滨植被自湖边向外可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植被区域,呈现出"纵向上分带,横向上分区"的特点。随着水分的减少,植物多样性呈现先增加之后又有所减少的趋势。中-湿生植物群落建群植物以单优建群种为主,旱生植物群落以多优建群种为主。7种优势植物种间整体关联性为显著的负相关,由其组成的21对成对植物间也以负相关为主,不同物种间相互作用较弱,表明本区域植被处于演替中的初级阶段,群落环境较不稳定。本研究可为查干淖尔湖的生态恢复和植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芦苇种植对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控的效应研究

加拿大一枝黄花在自然环境中竞争力极强,使本土多种杂草灭绝,逐渐形成单一优势群落,影响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是一种恶性杂草。在绍兴镜湖新区道路边的荒地设立试验样地,建立20m×4 m连续观测点,分别在2014年5月、6月、7月、8月通过对芦苇和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混种实地观测,对它们的叶龄、叶色、株高、分株率、节间距及先期出芽率等生长指数按期测量记录,并记录水层深度和出穗期,在混生群落中收割4 m×4 m样地加拿大一枝黄花和芦苇植株各20株,用于生物量统计和生长指数测量,并对这两种植物生长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芦苇和加拿大一枝黄花混生群落中芦苇发展近似于单优群落,芦苇以较高的平均株高和密度抑制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混生群落逐渐趋向于芦苇单优群落。混生群落芦苇平均每株生物量近似于单优群落,加拿大一枝黄花平均每株生物量显著低于其单优群落,光合作用受到显著抑制,植株生长缓慢。加拿大一枝黄花和芦苇都具有较强的种间竞争和拮抗作用,在混生试验地中芦苇比加拿大一枝黄花更具有竞争优势,具有将加拿大一枝黄花排除出去的趋势。在芦苇和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混生环境生态区域,本土植物芦苇具有在本区域内生态压制和排挤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的作用。     

福寿螺牧食对沉水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lata)是我国南方水体的主要入侵物种之一,为了探究福寿螺对沉水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通过室外模拟试验研究了不同密度(0、15 ind/m2、29 ind/m2、58 ind/m2)福寿螺对苦草(Vallisneria natans)、穗花狐尾藻(Myriophyllum spicatum)、轮叶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组成的沉水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福寿螺显著降低了沉水植物群落的总生物量,并对3种沉水植物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对苦草和狐尾藻有极显著性负影响,对苦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对狐尾藻叶的影响大于茎,而对黑藻也具有显著性影响,但影响趋势不同。福寿螺为低密度时,促进黑藻的生长,但这种影响随福寿螺密度增加而减小。研究表明,福寿螺可严重地影响沉水植物群落生物量和种类组成,从而影响水体生态系统功能,因此,在浅水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管理中必须严格控制福寿螺种群的入侵和发展。     

白洋淀湿地芦苇根际土壤微生物电子传递体系(ETS)活性的研究

微生物电子传递体系(ETS)活性是反映微生物活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解湿地环境中微生物活性的特征,探讨湿地植物根际土壤微生物活性对湿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影响,以白洋淀湿地典型植物芦苇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水位条件下芦苇根际土壤微生物ETS活性的季节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根际土壤ETS活性季节变化明显,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ETS活性在夏季较高,8月前后出现最大值,淹水区、水陆交错区和台地的最大值分别为0.08 mg O_2/(g·h)、0.084 mg O_2/(g·h)、0.13 mg O_2/(g·h),随后逐步下降;在冬季较低,淹水区、水陆交错区和台地的最小值分别为0.027mg O_2/(g·h)、0.037 mg O_2/(g·h)、0.045 mg O_2/(g·h),出现在12月前后,最大值约为最小值的3倍。相关性分析指出其活性变化与气温变化呈显著正相关(p0.01)。不同水位条件下ETS活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台地、水陆交错区、淹水区。其中,台地区和水陆交错区根际土壤ETS活性与淹水区相比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其活性分别为淹水区的1.8倍和1.2倍。芦苇根际沉积物TN、NH+4及NO_3~-质量比呈现相似的季节变化趋势。最大值出现在6月1日,淹水区、水陆交错区、台地区TN质量比峰值的范围在2.8~3.4 mg/g,NH_4~+质量比峰值的范围在72.0~78.3μg/g,NO_3~-质量比峰值的范围在20.0~28.5μg/g;最小值出现在9—10月,淹水区、水陆交错区、台地区质量比最低值的范围在0.6~1.6 mg/g,NH+4质量比最低值的范围在8.1~15.0μg/g,NO_3~-质量比最低值的范围在5.1~9.7μg/g。其中,水陆交错区ETS活性与土壤中TN和NH+4质量比的相关性极其显著(p0.01),淹水区ETS活性与土壤中NH_4~+质量比相关性极其显著(p0.01),其他条件下ETS活性与土壤中氮素质量比均无显著相关性。由此可见,湿地植物根际土壤ETS活性不仅受到水位和气温变化的影响,还可能与土壤中TN和NH+4含量相关。因此,在评价湿地土壤质量变化时,除考虑土壤微生物量等敏感指标外,还应获得环境因素等其他信息,为正确快速评价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土壤质量变化提供参考。     

新建民航机场吸引鸟类原因的探讨

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采用样带法对二连浩特赛乌苏国际机场围界内草地及周边7 km范围内的鸟类种类、数量及群落组成进行了调查。在机场围界内草地记录到鸟类42种,在围界外草地记录到鸟类18种。围界外草地主要有角百灵、短趾百灵、毛腿沙鸡等适应于干旱草原生境栖息的鸟类;而围界内草地不仅有围界外的鸟类,还增加了灰斑鸠、喜鹊、猎隼、赤颈鸭等在建筑物、林地及湿地栖息的鸟类。机场围界内草地鸟类的种类、数量、密度和多样性指数均显著高于机场围界外。研究表明,新建民航机场吸引鸟类的主要原因是机场建设后形成了生物量较高的次生植被环境,此外也与机场管理和周围建筑物有关,可通过人工加快植被次生演替、全封闭管理垃圾废弃物、人为驱赶等驱鸟措施减少新建机场对鸟类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