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原则之适用

惩罚性赔偿原则主要指向对侵权行为人行为的惩戒性和特殊预防性,它是传统"同质赔偿"原则的补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环境侵权责任一章中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不仅体现了绿色原则,还是对私益权人利益的重要保障.此外,在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时应当参照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危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具体适用,以遵循...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及其司法认定

<正>新颁布的《民法典》规定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该制度在处罚环境侵权人、遏制损害发生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法学界关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范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应扩展到重大过失;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应只限定在“故意”的范畴内。在故意的侵权中,     

《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审视——以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司法适用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2条明确在环境侵权中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但具体适用的规定不足。通过梳理文献以及结合我国首例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案例，可知惩罚性赔偿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请求权主体不明、赔偿数额不定以及赔偿归属者含糊等问题。为使民法在承担环境公益保护功能同时，减少滥诉、过分阻遏或重复赔偿等问题，应当建立完善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体系。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完善路径

针对当前我国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功能定位模糊的问题,提出要确立惩罚性赔偿损害填补主功能定位的建议。研究结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32条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条文,分析该制度的双重功能属性,通过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功能分析法,对于现有规定所导致的影响环境立法表达准确性、妨碍环境污染侵权人享有合法权利以及消解环境法治行为规范作用等问题,在确立损害填补的主功能导向、适度扩展环境赔偿的考量要素以及细化损害填补的对象和标准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期编制更严密的环境法律制度,发挥环境法治的行为规范作用,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民法典》规范下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立法研究

民法典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相关规定凸显了时代价值,也说明民法典由原来的私益保护,逐渐转向公益保护.同时,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也为环境公益诉讼奠定了理论基础.惩罚性赔偿规则的建立,体现了环境保护的预防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规定,使得受到污染的环境能够通过修复最终得以恢复.在责任承担方式上谋求创新,体现了保护生态...     

我国环境侵权专门立法构想

我国环境侵权规范分散于相关立法,存在体系性不足和制度性缺陷等问题,因此,必须出台环境侵权专门立法。在构成要件方面,必须构建环境侵权二元规则,即人身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财产损失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在责任承担方面,故意违法排污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侵权责任法》第67条适用于环境共同侵权内部责任份额的确定。环境侵权专门立法应当规定环境公益诉讼。     

“桑吉”轮引发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探析

2018年1月发生了"桑吉"号油轮撞船事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虽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作为处理事故的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显露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相关概念及关系不明晰、评估鉴定机制不健全、赔偿和修复制度不足等问题。解决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路径在于:厘清海洋生态环境概念,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赔偿机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尺度等对策。     

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经验及启示

贵州省作为七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在赔偿磋商机制建立、赔偿权利人、赔偿诉讼规则、鉴定评估、环境损害修复治理机制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并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重点介绍了贵州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实践中所存在的经验,并归纳了贵州在试点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案例启动条件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体系不健全,赔偿资金管理困难,生态修复技术选择难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环境标准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中的效力研究

我国环境标准在生态环境责任认定中的效力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而《民法典》在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使用“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实则是从立法层面肯定了环境标准作为国家规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的法律效力，但对于其效力边界的判断，仍需要结合传统侵权法的理论和环境标准的设立逻辑进行分析。因此，按照污染类型和效力层级的角度对环境标准进行分类讨论，得出以下司法使用规则：强制性环境标准及推荐性标准及行业标准中的污染控制要求强制性生态环境标准或者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引用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的，应当被认定为“国家规定”;地方强制性标准作为执行标准时，也应被视为“国家规定”。     

环境民事侵权赔偿原则新论

我国现行民法中规定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赔偿原则为同质赔偿，这对于环境民事侵权责任来说，由于其特殊性质所决定，同质赔偿已不能满足适当补偿被侵权人以及保护环境、警示环境侵权人的现实司法需要，由此笔者提出了应在环境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原则中把补偿性和惩罚性原则相结合，恰当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原则，并对这一原则运用的合理性、适用范围等相关问题做了分析。     

德国环境设备责任制度初探

德国《民法典》确定了一般环境侵权的规则——行为责任,再以《环境责任法》确立了特殊的环境侵权的规则——设备责任。设备侵权是危险责任的一种,其构成要件有两个:设备运营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导致损害;人身、财产受侵害。设备责任的承担不要求设备运营人的过错。设备责任归责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缺陷及其完善建议

《刑法》第338条以污染环境罪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现行环境犯罪体系存在环境立法观念偏颇、法益保护范围过窄以及刑罚力度不足三方面的缺陷。在我国环境问题依旧严重的今天,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刑法环境犯罪体系的重构已经势在必行,应当以刑法的规范观念为指导,以污染环境罪为基础建立我国体系化的环境刑法,同时根据社会危害性配置更加严厉的刑罚。     

陕北能源开发生态环境补偿对策研究

本文从陕北能源开发入手,通过对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的分析,论述了生态环境补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生态环境补偿的依据。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生态的损失补偿是企业产品成本的构成部分,而不应是社会责任承担。阐明了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主要应包括征收范围、征收机构、征收标准、管理使用和罚则等五个方面。     

新疆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的探讨

文章对新疆矿产资源开发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根据目前我国现有的矿产开发中经济补偿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生态保护及生态补偿的要求,建议新疆今后对矿产资源开发应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基金制度、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和矿区(矿业城市)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恢复补偿统筹考虑,针对不同区域制订不同的补偿办法.     

瑞典环境损害评估与修复制度及其启示

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行政机关第一时间应清除损害并进行评估与修复,但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立法规定相对粗糙,难以具有执行力。而《瑞典环境法典》则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其环境损害评估与修复制度,污染发生后环境监督机关迅速进入污染区域调查并制作报告,明确事后治理责任主体,并通过环境质量标准确定损害修复应达到的水平并开展损害修复工作。瑞典经验启示我国应发挥行政机关在环境损害评估与修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制度,明确损害修复的责任主体,同时根据不同的环境损害情况实施相应的修复方案,保证修复的顺利展开,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赔偿资金的归属，我国实践中有环保部门主管、纳入国库、纳入法院指定账户、纳入专项账户等不同归属模式，但在其管理与使用方面，我国尚且存在诸如地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名称不统一、资金使用系统不透明、社会公众査询难、地方行政机关干预过多、资金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拟建议设立"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对环境公益诉讼产生的损害赔偿金以及各地方未统一管理的环境保护资金等相关资金进行统筹与规范，以期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制度的完善。为此，需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使用、监督机制，明确环保部门的监督职责，构建资金使用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环保组织的监督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以规范并指导基金的有效运作。     

陆海统筹视域下海洋与陆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协同研究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海洋环境问题较强的涉外属性决定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适格主体、管辖法院等方面存在特殊的规定,此种特殊规定不宜废除。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轨并行的关系造成了海陆交叉污染案件存在适格主体、管辖等争议,且存在两诉协同上的挑战。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在地理概念上的海域,这割裂了同一污染行为下陆地与海洋的联系。陆海统筹理念要求打通陆地与海洋之间的联系,以陆海一体化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可对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进行陆海一体化调整,以克服陆地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轨并行造成的协同问题。具体而言,在海陆交叉污染案件中可以损害发生地为判断标准,当损害发生地在海洋时,则以海统陆,属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当损害发生地在陆地时,则以陆统海,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论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政府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实质是政府作为公共环境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对维护公共环境利益所负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政府的环境安全保障义务,政府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以过错推定为归责原则,责任构成的核心是政府负有其职责范围内特定的环境安全保障义务,因未尽环境安全保障义务间接引发生态环境损害。由于政府未尽环境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并非直接也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所以政府一般仅根据自身行为的可责性及其程度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补充性的赔偿责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政府不负有特定环境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     

How Useful are the Concepts of Familiarity, Biological Integrity, and Ecosystem Health for Evaluating Damages by GM Crops?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consequences of the releas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crops,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difficult to pin down. We discuss some established concepts and criteria for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such damages. Focusing on the concepts of familiarity, biological integrity, and ecosystem health, we argue that,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concepts are highly ambiguous. While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mostly understood as significant adverse effects on conservation resources, these concepts may not relate directly to effects on tangible natural resources but rather to parameters of land use or ecological processes (e.g., the concept of biological integrity). We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disclosing the normativ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damage concept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damages by GM crop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should precede its operationalization. We recommend an unambiguous definition for damage developed earlier and recommend that evaluation criteria be based on this. However, a general damage definition cannot replace case-specific operationalization of damage, which remains an important future challe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