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入宪的必要性与建议

生态文明入宪是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法依据的内在要求。由于生态文明已经入党章,因此入宪是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全面衔接和协调的要求。关于入宪的思路和方法,可以采取理论阐述与原则规定相结合的方法,内容体现党章的要求,表述符合宪法的风格,并梳理现有政策和法律的规定,提炼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和根本性规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对宪法的"序言"和"总纲"的内容做出补充和修改。     

新时代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统筹协调与集成创新的进展和建议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内,生态环保法律体系通过内外协调,进入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全面升级时期。绿色、循环、低碳要求的统筹协调和集成创新不断加强,明确了一些流域或区域的综合保护立法。对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法制建设不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法制建设不足,一些改革措施并未写入法律法规,一些概念和部门的职责并不清晰,一些特殊区域和流域缺乏综合性保护专门立法,影响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综合绩效。建议全面开展法制梳理,提升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类法律法规的衔接性和互助性,促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法律法规的兼容性和协同性,针对特定流域和区域的保护、重点行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及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等领域开展专门立法;界定有争议的概念,区分相关监管和监测职责;加强一般立法与流域、区域保护立法的衔接。     

基于行政层级构建“橄榄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框架

当前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和实践中,一方面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指数构建方法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刻意追求统一的指标体系而忽视了不同行政层级间的差异性,对层级间指标衔接等问题缺乏考虑。依照生态文明内涵以及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要求,提出各行政层级构建“橄榄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框架体系。该指标体系强调国家的顶层宏观引导作用,并以市县级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为基础,向上构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向下构建乡镇级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体现“国家—省—市县—乡镇”之间的整体性、衔接性、协调性,真正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是“自上而下引导力”和“自下而上推动力”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服务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开展和长效管理。     

以制度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涉及到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从近几年的实践看,生态文明建设"硬件"投入较大,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文明建设"软件"相对不足,主要表现为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生态文明价值观不够强烈,决策程序不够科学民主,考核方法和制度滞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健全,环境执法监管不到位。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应该从文化制度、决策制度、评价制度、考核制度、协调制度和监管制度等方面着手,以制度建设和创新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旅游资源法律体系:结构、问题与对策

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一直存在诸多问题,旅游资源法律体系建设不足既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改善这些问题的根本手段。旅游资源法律体系建设既是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依法兴旅与依法治旅的有效途径。基于我国现行旅游资源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旅游资源法律体系建设环境,构建我国旅游资源法律体系,以《旅游法》为基本法,包括旅游资源保护制度和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制度,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公约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所构成。虽然我国旅游资源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不和谐、法律规范体系不和谐、法律层次体系不和谐、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不和谐问题。建立内外和谐的旅游资源法律体系,需要从适应性、系统性、层次性、可适用性四方面完善相关立法,整合协调法律体系内外部关系,健全我国旅游资源法律体系。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由制度构成的一个相互配合、有机联系的整体。本文基于文献统计分析与实地调研咨询,从广义和狭义层面,分别对生态文明制度进行梳理。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与省级层面实际情况,本文将广义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分为源头保护制度体系、损害赔偿与激励体系、追责考评制度体系和污染治理制度体系四大板块,并针对国家与省级重点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生态资源保护制度链与污染防治制度链。同时,对制度地位、制度衔接、相互关系及其优化选择进行分析,以提高环境管理效能,推进生态文明研究纵深发展。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发布

<正>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制定本方案。     

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改革的“四然”问题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问题导向性、目标适应性、统筹兼顾性,既是现实的环境问题所迫,也是生态文明理论和建设目标的内在要求。近两年来,为了促进生态文明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系列文件。其中,《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因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科学性和民主性相结合,制度规范与考核评价相结合,成为统帅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系列改革文件在治理理念、治理策略、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依据、治理方法、治理功能和治理体系的运转方面,逻辑自洽,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十三五"时期,要使改革的措施和要求落地生根,须在营造氛围和措施的具体推进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     

如何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必须按照系统性要求进行,依据生态系统内在的高度多样性和复杂性规律,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制度是否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先进性,是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为此,2013~2014年,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共同开展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课题研究,课题报告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亲自批示。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正>我国当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存在重视不够、站位不高,课堂教学形式单一、内容表层化,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脱节和一体化生态文明教育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系统性的对策。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回顾与展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于近期正式出台,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框架、程序规范、权限责任等。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大致经历了督企为主、督政督企并举、党政同责三个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突出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震慑,突出边督边改、取信于民等基本特征。为强化成果应用,全面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难点,本文设置7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对首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所指问题的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剖析问题产生原因,并从督察对象、督察内容和督察体制方面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了展望。     

水行政执法中违法建筑的探究与化解路径

强化水行政执法制度建设,推进河道违建专项整治旨在恢复水生态环境、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河道违法建筑作为一种“顽疾”,破坏水生态环境、影响防洪排涝,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通过完善涉水法律法规,以河长办与政府部门协调联动执法为主,提升水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与加大法治教育宣传力度为辅,确立司法强制为保障的多元方式,妥善地处理违法建筑,恢复和保护水生态环境。     

我国70年环境立法：回顾、反思与展望

70年的中国环境立法,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进入生态文明新阶段。起步阶段是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发展阶段是从1979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进入生态文明新阶段是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历史表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环境立法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提到工作日程,并取得一定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取得历史性进步。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反思,发现我国环境立法依然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立法体制机制不够合理、实施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为此,应当根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明确新时代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加快环境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切实提高环境立法质量,补齐生态保护立法的短板,积极推进相关法律的生态化,加强配套环境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加快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实现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生态文明进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十年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了阐述。本文系统梳理了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推进工作的历程和成就,数据显示我国在水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成绩。我国通过健全立法、调整结构、联防联控、专项督查等手段应对突出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保护等问题,其中健全党内法规和环保立法、实行党政同责与一岗双责、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与专项环保督查以及统筹优化区域资源是关键的手段。党的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新的判断,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并作出行动部署,为美好中国的目标提供了体制和制度保障。     

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框架构建研究

生态保护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重要内容,但我国目前尚未开展系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核算。本文首先梳理了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核算的国际经验,指出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面临统计口径不完善、统计体系尚未建立、统计主体和对象仍不完整、统计数据呈部门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主体、支出分类、支出资金来源等方面初步构建了支出账户核算体系,并以2013年为例进行了初步估算。结果表明,我国财政资金用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支出总量不足,仅占当年GDP的0.25%。为推动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工作,建议应从预算科目、统计口径、统计主体、统计对象等方面不断完善生态保护与建设统计体系,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的构建与核算,并争取尽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的进程,促进我国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长庆油田生态油气田建设探索与实践

介绍了长庆油田生态油气田的建设目标,阐述了具体做法: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依法合规抓项目建设,分步分类解决油田突出环境问题,打造生态文明示范样板,强化环境风险防控,建立生态环境考核体系。得出:坚持正确的保护理念是建设生态油气田的前提,打造生态油气田示范工程,持续推进生态建设、丰富生态保护内涵是促进生态油气田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思想、不触碰生态红线、积极履行生态油气田建设与保护的职责,是企业促进绿色、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70年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艰难历程与辉煌成就

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文明、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质、挑战、应对和成效。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整体上表现为农耕文明特征,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短缺、城市化水平低下。为了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新中国的缔造者带领人民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拓荒垦殖,问题得到缓解但没有得到解决,贫困落后依然,没能彻底摆脱"马尔萨斯魔咒"。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化加速发展,使农民得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同时也使土地得以从农民手中部分释放出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土地资源价值,也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自我生态修复。虽然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幅提升了生产力、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逼近工业文明的生态红线、环境底线和资源上线,可持续发展挑战不断凸显。2010年后,中国全面启动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的转型发展进程,高质量、大力度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     

英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演进对中国的启示

本研究采用文件分析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英国环评制度的历史演进进行剖析,并从环评产生背景与使用目的、制度基本特征、相关制度间衔接、制度演进方式、灵活多样性五个方面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建议,中国要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契机推动环评制度改革,推动环评去审批化回归环评本质,构建内嵌式和结合式环评制度,推动环评制度与规划体系融合,完善反馈路径和机制,加强环评导则和指导文件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