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和税收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频繁且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雾霾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从经济学视角为雾霾治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首先将全国分为东北、京津、北部、东部、南部、中部、西北和西南八大区域,进而建立了中国动态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以研究技术进步(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清洁技术)和税收(二氧化硫税)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数据方面,本文综合使用了2015年发布的GTAP9.0数据库和最新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在情景设置方面,本文对直至20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基准情景设定,同时设定了2 000元/t和5 000元/t的硫税情景、能效提高情景、清洁技术进步情景,以及包含三者的综合情景。研究发现:①征收5 000元/t的硫税能够使全国总体和绝大部分区域的PM_(2.5)浓度在2030年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②改进能源清洁技术进一步巩固了治理大气污染的政策效果;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较小,但配合其他政策使用时能有效地降低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加强大气污染相关法制建设,只有完善的法制基础才能保障污染治理政策的有效实施;其次,适时提高排污税税率,并分地区、分行业制定不同的排污标准和税收标准;再次,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大幅提高与治理大气污染有关的科研投入;最后,区域间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加强联防联控工作。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征收环境税对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影响

河北省的环境状况在整个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环境税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为了研究征收环境税对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影响,本文构建了河北省动态CGE模型,利用其2010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了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根据现有最新政策文件设置基准情景,重点模拟了征收单一碳税和碳税、硫税组合对经济发展以及污染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的同时有必要辅之以硫税,碳税、硫税的实施可以大幅降低污染气体的排放,抑制能源消费,有利于能源产业结构转变,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不大。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大气环境效益分析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电比例)、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CO_2、SO_2、NO_X和PM_(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减少了温室气体、污染气体的总排放量和颗粒物浓度,在补贴的基础上辅以硫税不仅可以有效地增进大气环境福利效益,而且还能抵消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使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各个行业排放的CO_2、SO_2和NO_X均下降;但这一替代效应在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对有限,这也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减排压力较于其他产业(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更大;补贴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提升,进而优化能源结构,这是增进大气环境效益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意味着短期内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补贴与税收双管齐下以增强减排力度。而可能面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则意味着中期内要实现补贴方式逐渐向定额补贴、绿色证书模式过渡,利用市场机制确定补贴标准;长期内需最终取消补贴政策,倒逼技术进步,推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煤炭消费与大气环境突出问题浅析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主要一次能源煤炭的消耗量也不断提高。内蒙古盛产低硫分、低灰分、高热量的优质煤,煤炭贡献量连续数年稳居第一,为国家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低效率使用,大气污染问题日渐凸显,SO2导致的二次污染和烟尘污染尤为突出。而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治理大气污染不能简单地限制煤炭使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才是适应我国国情,破解当前大面积雾霾天气、缓解大气污染的有效途径。     

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估算

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着满足经济增长和降低能耗的双重压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迫在眉睫。那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节约能源消费量吗?文章基于我国1992-2011年数据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能源效率提高能节约能源消费量,但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显著存在,我国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介于9%-75%之间。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进行扩展,提出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包括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和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两部分,理由是:根据现有能源效率分解方面的经验研究,能源效率提高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一是技术进步效应;二是结构调整效应。因此,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也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即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进而节约能源消费量,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也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对能源产生新的需求,部分地抵消了所节约的能源。最后,基于中国1992-2011年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要远大于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同样能节约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也显著存在,由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对节约能源贡献不大,不同年份中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呈现出较大波动,绝大部分年份中的结构调整回弹效应处于两种极端情况,即大于100%或为负值。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碳税是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力推荐的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但征收碳税可能会对征收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各国普遍担心的,也是各国能否顺利实施碳税政策的重要政治考量。文章对碳税对OECD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借鉴OECD国家碳税政策实施经验,为中国碳税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文章在对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引入一组碳税政策变量构建了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计量模型,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征收碳税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选取9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区位敏感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明显。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对我国碳税政策制订的启示:适当使用缓解和补偿措施;合理使用碳税收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形成完善的碳税税制。     

长江流域能源利用效率研究

考察长江流域四川、重庆、湖南、湖北 、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七省二市能源利用效率，比较分析其差异以及原因，寻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途径。首先定义能源利用效率为能源通过要素优化配置产生的技术效率，然后利用数据包络DEA和全要素效率SFA方法进行测度，最后通过比较拉氏指数与迪氏指数的优劣，采用迪氏指数法对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解。计算出七省二市及六部门1997~2006年GDP能耗、能源技术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并分析了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进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结构调整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有力措施；（2）技术进步和制度进化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3）能源利用效率研究方法应尽量统一并不断改进.     

大气污染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中国经济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也消费了过多的化石能源,为我国的大气污染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各省市发展极不均衡,东部能耗多,而西部能源资源较多。本文建立省级面板数据,并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大气污染、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研究了各省市之间的差异。此外,本文探讨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大气污染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是大气污染的重要驱动力。增加科研投入额可以有效地降低能源消费量与污染物排放量。     

城市机动车限行政策对雾霾污染治理的成效分析

自2013年以来,中国频繁出现大规模和持续性的雾霾天气,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雾霾污染,其中包括广为效仿的机动车限行政策,但其实施效果在不同城市却显示出较大差异性。本文对实施限行政策的11个典型城市的PM2.5浓度进行结构突变点的筛选,并通过控制风速、雨水、湿度、温度等气象因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分析PM2.5浓度与机动车限行政策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气象因素对于各城市的雾霾污染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风级、降雨、温度在大部分城市是负向且显著的影响,湿度在部分城市是正向且显著的影响。本文根据限行效果的不同将11个城市分为三类:限行有效、限行无效和限行效果不显著城市。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典型城市限行的效果为何不同,选取了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从经济、产业、能源以及交通等四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城市由于城市形态及雾霾成因各不相同,雾霾污染的治理措施也需要"因地制宜"。基于此,本文对不同形态的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提出以下建议:(1)当城市发展处于高经济-低污染形态时,机动车限行政策是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但治理的根本在于控制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优化城市发展职能,降低城市人口密度;(2)当城市发展形态处于高经济-高污染形态时,机动车限行政策不是城市治理雾霾污染的最有效手段,政府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能源消耗结构,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力度;(3)当城市发展处于中、低经济-高污染阶段时,机动车限行政策无效,城市发展应注重优化投资结构,转变产业发展模式。     

“2+26”城市雾霾治理政策效果评估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其后续“攻坚行动方案”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回归结果发现:(1)“方案”的发布对于“2+26”城市的空气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构成雾霾的主要污染物PM_(2.5)、PM_(10)和AQI的改善程度最明显,SO_(2)、CO和NO_(2)的改善幅度次之,但O_(3)浓度在政策处理期内不降反升,说明近年来O_(3)污染程度加剧,亟须引起关注。(2)长期视角下SO_(2)和NO_(2)的治理效果较短期情况下相比有所提升,说明有些大气污染物仍然具有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印证了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久的“攻坚战”。(3)引入空间DID分析,通过空间杜宾和双重差分的嵌套模型,放松个体相互独立的假设,从空间维度探讨“方案”的政策效果,对比空间视角下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得出,区域联防联控大气治理手段相比单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政策而言能够使得治理效果事半功倍。(4)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方案”通过减少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达到空气质量改善的两种作用机制。最后,文章为接下来进一步有效治理大气污染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煤制天然气发电对中国碳排放和区域环境的影响

PM2.5治理与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然而并非所有的PM2.5治理措施都达到低碳的效果,煤制天然气项目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类。本文梳理了煤制天然气产业政策与现状,采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法,对煤炭和煤制天然气发电过程中的CO2、SO2、NOx排放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每发1 k Wh电可以减少SO2排放9.73 g,减少NOx排放0.45 g;但同时将多消耗142 g标准煤,增加CO2排放406.2 g。煤制天然气项目对天然气使用地的大气污染防治具有正面作用,但却给煤制天然气生产地带来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从而,煤制天然气的生产与消费是一种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转嫁,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煤炭使用量和CO2排放量。定量评估显示,如果将各地建成、在建或拟建的所有煤制天然气项目全部投入生产,每年约消耗8.1亿t原煤,用这部分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所增加的CO2排放将占2010年全国CO2排放量的3%-6%。因此一味地使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来达到雾霾治理这一目的,忽视其将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资源环境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问题,我国环境保护与低碳发展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恶性循环。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最为优先的措施。煤制天然气应该用来替代分散的煤炭使用,以此来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目标。在发电行业,应该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实现比使用煤制天然气更好的环境效益。从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看,煤制天然气项目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决策。     

区域大气污染空间效应及产业结构影响

目前,中国大气污染问题愈发严峻,由大气污染所导致的公共健康风险及经济损失日益突出,探询污染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是制定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针对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PM10进行研究,特别探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本地与异地之间PM10交互影响的问题及产业结构影响。首先,分析全局空间相关性,发现地区间PM10存在着空间自相关,且逐年增强;其次分析局域相关性,发现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高-高类型的集聚,主要集中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9个省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低-低类型的集聚,主要集中于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等5个省份。虽出现个别年份的波动,但从长期看,各集聚区均处于较稳定状态;第三,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PM10进行比较全面的模型数据分析,包括经济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气候等因素对PM10的影响,以较为新颖的视角刻画PM10的形成,发现地区间PM10的交互影响存在着"负效应",分析表明这种"负效应"具有短期性,而且"负效应"与"溢出效应"可能存在联系。此外,重点分析工业中对PM10贡献较大的典型行业,以及以典型行业为代表的工业结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PM10的影响特点,与劣质煤进口量逐年增大的事实相结合,阐述了降低PM10的困难所在。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论证影响不同地区PM10的主导因素,空间因素对PM10的影响,长期看在部分地区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降低PM10的不可行性;论证中,以北京地区为主要分析案例,发现交通拥堵程度以及空间因素是其出现高雾霾的重要原因。根治雾霾,区域间的联合治理势在必行。     

环境规制下中国煤炭发电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研究

煤炭发电是中国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十一五"期间中国环保部门通过命令控制型的脱硫设施安装计划、经济激励型的脱硫电价补贴和排污费促进煤炭发电企业减排,大幅降低了中国煤炭发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决策行为形成约束,进而影响成本技术效率。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减排措施和成本技术效率的影响能够为未来制定有效、且对企业负面影响较小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参考。本文利用2007—2012年中国煤炭发电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空间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命令控制与经济激励型二氧化硫减排政策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煤炭发电企业减排行为和成本技术效率受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煤炭发电厂通过降低煤耗率、减少产出的行为降低二氧化硫排放。而脱硫设施的安装主要由命令控制型的规制政策决定,脱硫电价补贴和排污费征收的经济激励型政策造成的影响较小。此外,基于成本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表明,重点减排地区煤炭发电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相对于非重点减排地区受到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更大;发电企业降低煤耗率和产出的行为都显著降低了成本技术效率;但依据行政指令安装脱硫装置的行为对成本技术效率起初产生负面影响,随后转变为正面影响,最后影响消失,总体上促进效率提高。因此,安装脱硫装置相对于降低煤耗率、减少产出的行为对煤电企业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最小。命令控制型的脱硫设施安装计划不仅实现了二氧化硫减排目标,并且相对于征收排污费对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小。     

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碳交易政策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倒逼排放主体实现减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市场型政策工具,碳交易政策能否对碳排放强度以及PM_(2.5)和SO_(2)等大气污染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以2006—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3个子样本,探究区域异质性,并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探究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政策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实现PM_(2.5)与SO_(2)协同减排;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作用大小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③碳交易政策对地区降污减排的中间作用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和碳强度、SO_(2)、PM_(2.5)的显著中介效应。这些结论表明:在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要将区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另外,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立足点,获取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碳交易制度,优化污染物协同减排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我国煤炭利用特点及防治污染对策

我国能源构成以煤为主,煤炭燃烧产生的大气污染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特征;同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构成是我国长期的能源政策。因此,必须将能源利用与保护环境结合起来,采取集中供热、发展城市燃气、推广型煤利用、改造锅炉和除尘设备等综合对策,以使我国大气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     

“2+26”城市治霾方案效果评估:以山东省为案例的研究

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为对象的区域性雾霾专项治理已经开展两年有余。要判断“2+26”城市治霾方案的实施是否取得了显著成效需要通过科学的实证分析加以验证。采集山东省13个内陆城市2016—2018年每日空气质量指数(AQI)、六种单项污染物(PM 2.5、PM 10、SO 2、NO 2、CO、O 3)浓度以及气象条件等数据,以其中属于“2+26”城市的7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余6城市作为对照组,基于双重差分法,对“2+26”城市治霾方案在山东省相关城市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试图分离方案实施所带来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2+26”城市治霾方案的实施总体上有效,对污染传输通道7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指标的降低发挥了显著作用。②“2+26”城市治霾方案对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PM 2.5、PM 10、CO浓度的降低有显著贡献,但对SO 2、NO 2和O 3指标的改善贡献并不明显。③对方案进行分时段动态效应分析发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发布并未对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落实和执行才是“2+26”城市治霾方案显著见效的保障。该研究在严格遵守双重差分法前提条件的同时,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双重治理体制下政府碳排放监管博弈分析

中国式分权管理、官员晋升考核的经济锦标赛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多目标决策时更关注于经济增长而非环境保护,致使环境规制政策难以有效落到实处。基于国家和企业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和2017年后逐渐形成的阶梯式碳税体系,构建了中央、地方双重治理体制下,中央、地方环保部门同碳排放企业间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双层治理体制下实施阶梯式碳税政策对不同主体行为的影响。模型均衡分析和仿真研究发现:双重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会导致地方环保部门放松环境监管,弱化了环境规制的碳减排绩效;实施阶梯式碳税时,企业偷排行为与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成本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成本正相关,与偷排惩罚系数反相关,合理的碳排放标准对约束企业的偷排倾向和偷排量有重要影响;实行阶梯式碳税比单一的标准碳税对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绩效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而单纯的经济手段无法激发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积极性,还应辅之以行政手段等其他约束措施。为强化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切实达成预期的碳减排目标,必须从制度上打破环境规制的中央-地方双层治理体制,改变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探索实行环保部门的中央垂直管理并合理划分双方权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激励;尽快建成完善的碳税体系和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科学制定阶梯式碳税标准和配额标准;同时还应加大执法力度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力度,引入第三方参与以降低环境规制的监管成本等。     

节能评估对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不仅会对生产侧的能源消耗状况产生影响,还可能会抑制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促进投资需求向低耗能的方向转变。基于2007、2010、2012、2015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省级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节能评估政策如何对各行业需求侧隐含能源强度产生影响,从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探究节能评估影响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潜在机制,并探讨了节能评估政策效果在不同类型行业或省份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消耗能源的粗放式进一步向集约式转变。②机制分析表明,节能评估政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主要体现为提高能源单要素生产率和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等,但并未显著降低高耗能行业产品中间投入占总中间投入的比重,对行业的非能源中间投入结构影响不大。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节能评估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隐含能源强度影响更显著,且在节能压力更大、市场化程度更低、财政分权度更低、政府规模更大的省份实施效果更好。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同时注重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节能评估政策发挥作用、取得实效。     

基于“双碳”目标的碳排放控制政策设计

该研究采用环境政策分析的一般模式,对"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控制政策进行了初步设计。在完成碳达峰目标过程中,已有的碳排放源主要通过采用较先进的技术,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式控制碳排放;新排放源则需要采用最先进的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才能被准许进入市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产业逐渐成熟,开始规模化地替代化石能源;但只要使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源的减碳成本仍然低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碳排放源就需要继续减排。空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础政策主要是固定源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分行业制定碳排放绩效标准是可行的,但仅依靠单独的政策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是有局限的,将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则是有必要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管理可完全忽略传统空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异性。碳减排是国家尺度的政策,不需要将国家尺度的目标分解为区域目标,具体减排目标是分行业制定的。碳排放源本身的减排贡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在边际减碳的同时为国家能源转型提供动力和资金应当是主要目标,碳税具有实现上述目标的天然优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由于其具有更好地刺激先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减少碳排放的特点,也有其应用的必要性。建议两项政策并行实施,对于选择碳交易政策的企业,可以豁免碳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