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栏效应”:产权分割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哈丁的"公地的悲剧"理论模型说明在产权不明晰时,个人使用公共资源付出的成本就会小于社会为其付出的总成本,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有效的产权界定,经济系统最终就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科斯定理的理论基础上,各国对于草原牧区的管理都注重产权的界定。为了对牧区草场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我国也相应的建立了以"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草原牧区管理体系,在各大牧区推行"双权一制"的产权模式,鼓励牧民设立围栏来明确自己对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这一产权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地的悲剧"问题,但是围栏的设立却忽视了生态外部性问题,其对于生态系统内部平衡的扰动以及破碎化等一系列负的外部性完全交由自然承担。这种"围栏效应"具体表现为:对牧区野生动物的取水、觅食以及迁徙等活动造成严重影响;影响物种的自然选择与繁殖,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破坏草原食物链,不利于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使得草原牧区生态质量参差不齐,并与游牧民族传统放牧方式相冲突,影响牧民的生活方式。通过"围栏效应"可以发现,科斯定理在指导人类社会实践中面临着考虑外部性问题不全面、机制设计不健全等问题,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对科斯定理进行修正。为了解决围栏设立所带来的生态外部性问题,需对牧区草场管理进行制度创新。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建立社区共同管理的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将各合作社草场划分为生产性草场和保护性草场,分别进行管理;在各个自然保护区之间建立生态廊道等。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抑制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成为减少牧区牲畜养殖数量和保障草原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政策监督执行成本高等问题,还能形成减畜的集体行动从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探讨社会资本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474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社会资本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监管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社会网络在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对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和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是否草场流转、非牧业收入占比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发放方式,加强政府对牧户减畜的监管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

经过15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怎样?西部大开发是否显著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哪些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模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构建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教与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五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使用从1997到2013年31个省市的指标数据,并计算出综合评价值来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各个省份整体发展的影响。从评价值排名上来看发现只有重庆、陕西、四川和内蒙古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提升明显,而新疆、宁夏和青海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其他省份排名变化不大。从分类指标来看,西部地区整体上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与生态提升较为明显,说明中央对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二是选取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这三个主要政策作为计量模型的政策变量,分别考察西部大开发整体和分项政策对于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通过系统GMM方法估计整体西部大开发整体政策效应,以2000年前后对比,政策实施对GDP增长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综合发展水平也没有收敛。而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DID估计分项政策,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税收优惠提升相对较弱。本文建议: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继续对西部地区予以倾斜,特别是建设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地区的交通大通道;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较少干预企业投资决策;加强对于西部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加强扶贫工作。     

中国西部环境政策回顾及建议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而屏障作用显著.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对过去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政策进行回顾和总结,辨析其实施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今后西部国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年)主要是开发带动治理,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前(1978-1999年)逐渐由开发转变为以保护为主,西部大开发十年期间(2000-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②在空间上,通过自然保护区设置、生态移民、财政转移支付和差别化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在各项政策和工程实施下,西部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明显缓解,同时,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得到较大提高,在生态环境治理、全社会参与、环保投资等方面探索出诸多成功经验;④生态环境政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建设多以各个部门主导,缺乏统一规划和政策协调,有些政策缺乏充足的科学依据,生态补偿政策缺乏总体还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环节还较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建议.     

邻里效应对牧户载畜率决策的影响——北方牧区的经验证据

草畜平衡管理已经在中国实施近20年,但天然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然是制约北方草原生态恢复和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进一步降低牧户载畜率,实现草畜平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社会经济学视角,理论分析了牧户载畜率决策邻里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牧户载畜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并利用2020年在内蒙古、甘肃两省牧区对820户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均值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牧户载畜率决策存在邻里效应,表现出"近墨者黑"特征,且这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后依旧存在;牧户会受邻里高载畜率、高超载过牧比例的消极驱动呈现出高载畜率和高超载过牧概率,从而陷入超载过牧的恶性循环。(2)机制分析表明,邻里效应通过提高牧户畜牧业预期收益和降低牧户的心理负担提升牧户载畜率。(3)调节作用分析表明,邻里效应会受到榜样群体的调节,村干部、党员、富人和能人等榜样群体的负向示范强化了载畜率决策的邻里效应,抑制牧户降低载畜率。(4)异质性分析表明,邻里效应在低载畜率、贫困牧户、汉族牧户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牧户群体中作用更小;当政府外部生态监管严格和村域内部非正式制度健全时,邻里效应对牧户降低载畜率的抑制作用更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在微观草畜平衡管理中,通过打造高效畜牧业样板、树立生态典型、强化舆论压力、改善生态监管和注重政策瞄准等方式,破解载畜率决策邻里效应的负面影响,降低牧户载畜率。     

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分析

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正确评价其实施效果不仅能对后续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参考,而且还能对其他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鉴。在此,利用1992—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合成控制法从西部整体和单个省份两方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就西部大开发对不同地区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整体上来说不显著。但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后,分省进行评价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对内蒙古、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净政策效应显著,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呈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广西、云南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亦显著,但对地区经济发展呈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四川地区的净政策效应不显著。随后,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不同省份投入要素作用机制呈现差异化特征,但普遍上促进了西部地区开放程度的提升和固定投资的增加。对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为正的地区来说,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弱,且对于人力资源具有吸收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为负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强且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地区,政府参与程度较弱,对人力资源挤出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入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软环境"的建设,同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权力的界限,通过深化地区市场机制体制的建设与内地发达地区建立有效合作,构建长效援建机制。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     

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态足迹动态预测模型构建与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生态足迹的动态预测能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但其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以武汉市为例,选取表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建立了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在对武汉市1978～2004年生态足迹时间序列计量的基础上,应用偏最小二乘算法构建了生态足迹动态预测模型,并根据VIP值的大小分析了各指标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武汉市"十一五"规划期间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其中规划期末2010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810 5 hm2,高于全球生态阈值(人均生态足迹为2.200 0 hm2);根据VIP值得出人口、能源消费量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并就如何实现武汉市"十一五"规划目标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将科技进步贡献率、能源消费量等重要因子纳入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弥补了在生态足迹定量测度中忽略社会、经济、科技因素对其影响的不足;另一方面,引入偏最小二乘算法中的VIP值更准确地评价了各指标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为生态足迹动态预测研究作了进一步地完善与改进.     

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以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为例

生态移民工程是近年来移民和生态环境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之一,它是在生态脆弱性地区面临"生态"和"贫困"双重短板下,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而形成的一种由政府主导的系统的保护生态和扶贫的专项工程,着重实现生态脆弱性区域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而实现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生态移民工程中的生态可持续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生境破碎化、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福利绩效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反馈机制,并以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为例对移民前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仿真模拟。对模型进行的结构适合性和行为一致性检验表明,模型真实有效地反映了生态移民工程中生态系统的实际系统结构和功能。最后,通过调整生境破碎度指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生态恢复因子和生态发展因子四个政策变量的取值,从而设定了六种模式以进行生态移民生态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模拟。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政策模式1～6反映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的增加,有助于降低生态移民区域生境破碎指数和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政策模式3～6反映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应侧重于移民迁入地的生态发展投资,适当降低移民迁出地的生态修复投资比例;政策模式5～6说明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运作效率,影响生态移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大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调整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生态投资比重对于实现生态移民生态系统重建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态投资运作效率是促进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最佳政策模式。     

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测度研究

构建了涵盖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五个维度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消费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处于1.530-4.702之间,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但贡献大小依次降低。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及变动幅度在不同区域、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均值依次为4.216,2.517和1.973,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呈现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渐递减的状态。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地区,而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地的生态消费发展存在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由Moran’s I散点图分析可知,72.9%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高和低低集聚分布为主),生态消费分布的"两极化"空间特征明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消费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积极践行生态消费,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寻求生态消费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代表性浓度路径情景下宁夏草地动态演变的预测与模拟

西部地区是我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生态屏障.因此,遏制由于长期过牧导致的草地退化,保障西部地区生态系统功能,促进西部地区畜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典型区,收集了宁夏土地利用数据、自然环境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创建了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了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草地过牧与退牧过程的驱动机制.驱动分析结果显示对于草地过牧过程,气候因素是草地面积退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压力也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交通条件较发达的地区,人类活动较频繁,对于草地生态系统破坏也相对较严重;而宁夏退牧过程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区域原有生态环境,经济要素也是决定退牧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政策是退牧过程的外在推动因素.基于宁夏土地利用规划和1PCC公布的RCPs情景数据,设计估算了规划情景和气候情景下的土地利用需求,然后基于草地动态演变的驱动机理,本文应用土地系统动态(DLS)模拟系统预测了2010-2030年在RCPs情景和规划情景下研究区域草地面积和草地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规划情景下,研究区域草地面积随时间呈逐渐减少的态势,AIM气候模式下草地面积的变化态势与规划情景相似,但是减少的幅度比规划情景小,而MESSAGE气候模式情景下草地面积变化呈先减少后有小幅增加的态势.三种情景下,草地面积减少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低密度草区,部分是在中密度草区.总的来看,无论是哪种情景,未来2010-2030年过牧与退牧这种相逆的现象不断减弱,但是并没有消失.这些研究结论将为西部干旱区生态环境保护、草地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畜牧业发展规划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信息.     

生态政策下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不断深入,人地关系耦合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等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成为目前研究的新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这一概念也已经受到不同领域学者们的关注,但是由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量难度较大,很少有人把这一概念运用到实践中去。本文尝试将社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优势循环过程,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测量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并以中国西北草原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研究生态政策对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状况的影响,并模拟未来10年,在不同国家生态补偿标准下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可能情景。结果显示:(1)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连续激活和停用的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模型的主循环并验证对主要变量的影响,确定最终循环优势转移的过程,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法;(2)国家在草原地区实施的生态政策对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具有明显的效果,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由不稳定逐渐趋于稳定,恢复力逐渐增强,国家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农户生态环境意识提高和生计方式的转变,使得草原社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对自然环境的冲击有较强的缓冲能力;(3)综合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各方面因素,盐池县草原在未来10年,随着补偿标准的提高,农业人口几乎不变,羊只存栏数呈下降趋势,草原产草量和植被覆盖率都呈缓慢增加趋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有明显增加,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逐渐增强。综合五个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指标发现,在当前生态补偿标准下,草原未来10年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更强。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全要素生态效率的测度评价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生态足迹指标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之中,提出Shephard生态距离函数,并由此构建全要素生态效率指标。同时运用基于Shephard生态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2000—2014年中国区域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生态足迹总量在2000—2014年呈现出递增趋势,增长速度在2006年之后有所放缓;中国各省市在生态足迹平均值和年均增长率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2)中国及其中部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波动"的变化趋势,东部的生态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西部的生态效率在整个研究期内基本上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中国全要素生态效率的地区分布大体上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逐步提升的态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份由于区域间的污染排放转移而出现生态效率塌陷现象。(3)全要素生态效率与环境规制呈"U"型关系,加强环境规制在长远上有利于生态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机构和外资规模均对全要素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大力扶持发展第三产业,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科学升级,同时立足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地制宜承接相关产业,并加强对转移企业的环境监管,禁止污染排放的跨区域转移;出台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提升外资在本地企业中的优势,同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甄别和监管,避免污染排放的跨国转移;各级政府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压倒性位置,出台更加严格有效的资源管理政策,并进一步细化各类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排放的约束和监管。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评测与福利效应

区域生态协同发展是新常态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下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形式,京津冀作为中国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其生态协同发展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作者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协同学,以新常态下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区域生态协同度测量模型,科学评估2006—2018年京津冀生态协同水平的动态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生态协同度对区域发展的福利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①京津冀区域生态协同度普遍逐年上升,发展态势良好。津冀和京冀系统生态协同速度加快,但京津系统生态协同发展后劲不足,增长缓慢。②北京生态协同发展水平最高,已进入中度协同发展阶段;天津、河北仍处于低度协同水平,协同发展不稳定。地区内部各子系统发展不均衡,制约着协作效应的发挥和地区的整体发展。③生态协同度的提高对京津冀的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福利效应显著存在。④生态协同度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天津、河北的福利效应显著大于北京,表明京津冀生态协同度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天津、河北与北京的发展差距。为进一步提高区域生态协同水平,未来应创新区域发展的协同模式,实施生态协同发展模式,打造京津冀绿色发展的新动能;营造有利于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嵌套的适配创新生态系统的软环境,全力构建以北京、雄安为两极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合理分工、差异定位、积极融入;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区域利益均衡机制,以支撑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保护建设路径的探讨

中国西部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点而形成的生态地理单元,在中国乃至于整个亚洲地区的生态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西部地区是中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依然存在水资源失调,干旱灾害严重,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蔓延等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降低了整个西部地区对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使自然灾害强度加剧并且频度增加,造成社会经济的突出损失、增加了社会发展成本、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方向.由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刻不容缓.鉴于此,本文分析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以及实施生态保护建设的意义,阐析了生态保护建设目前的概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西部生态保护建设存在的问题,结合西部地区的现状给出了相关建议:西部地区生态保护、建设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建立中央宏观综合管理部门统一主管的、地方政府负总责和执行的政策框架;不断加大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力度;协调好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积极发展西部地区农业的替代产业,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降低农村特别是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地压力,迅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将替代产业发展纳入到生态建设工程之中;建立西部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全面评估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为未来的生态建设规划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对草场退化及牧户生计的影响

近年来草地租赁市场在牧区出现并逐渐发展。然而,作为调节牧户资源的市场制度,其对草原社会生态的影响莫衷一是。Agent-based model(ABM)是社会科学领域先进的定量分析模型,可用来模拟复杂环境中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及作用结果。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内蒙古牧区“人-草-畜”关系,揭示了牧区社会生态的复杂性,之后在此基础上,运用ABM模拟草地租赁中“人-草-畜”关系,通过调节干旱发生概率及牧户草地出租意愿,分析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对草场退化及牧户生计的影响。为了更合理地展示和模拟牧区实际,本文结合2015—2016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的调研数据和部分文献、年报数据,对ABM中相关的参数进行设定,构建了用于模拟干旱冲击下牧区草地租赁的模型:①控制干旱概率,调节出租意愿的模型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缓解干旱导致的草地退化,提高牧区草场的总体生产力,并提高参与租赁户的生计水平。②控制出租意愿,调节干旱发生概率的模型结果则表明,当干旱加剧时,仅有单一的草地租赁制度无法阻止草场退化和牧户收入下降,草地生态及牧户收入仍然会受到干旱冲击的较大影响。因此,完善草地租赁市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旱冲击对草地退化的影响,提高牧户收入。但为了保障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还需发展牧业合作社和草地合作小组等其他制度。ABM可以通过对现实变量的参数化来模拟现实状况,对指导类似草原牧区等存在多个主体交互关系的社区实践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