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口扰动影响

本文以微观人口结构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对城乡不同年龄段人口扰动趋势的描述及经验分析,提出近三十年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属于以劳动力供给冲击为主的浅层城镇化模式。随着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存量的下降,此模式或不可持续。未来,如何适度调整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供给面向需求面转移是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此过程中,由历史等原因形成的我国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扰动趋势变化需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农村老龄化及城镇幼/学龄人口扰动加速等。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基于PDE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研究

准确的人口结构预测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论文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设定生育率低中高三种不同方案进行推演,预测了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走势。结果显示:若实行较低的生育率方案,即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到2050年我国人口结构将呈现非常严重老龄化状态;若实行中等生育率方案,即实施二胎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将会得到明显改善,到2030年之后我国人口结构将逐渐年轻化,呈成年型人口结构;若实行较高的生育率方案,即实施较二胎政策更宽松的计划生育方案,我国人口结构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人口结构符合年轻化人口结构的特征,但将带来大量的新增人口。比较三种不同的预测结果,基于我国国情,认为实施二胎生育政策比较理想。     

“全面二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消费的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在改变,"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全面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政府颁布"全面二孩"政策的当下,探讨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年数据的整理和比较,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少儿抚养比显著提升,老龄化程度得到一定减轻,但不能改变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趋势。通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不能解释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但能部分解释住房面积水平的变化;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住房消费面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消费面积没有明显影响。由于"全面二孩"的实施会提高少儿抚养比,因而从长期来看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商品房消费水平。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需求基础。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可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增加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将商品服务结构逐步向老年市场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应对老龄化对住房和经济市场的冲击。     

人口变化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以德国为例

在分析人口变化如何影响德国的城镇和区域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如何应对人口变化的主要结果--人口缩减和老龄化的。人口减少对二战以来东德和西德的区域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但是,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以前,两德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一直是建立在人口增长的假设之上。两德统一以后,人口缩减和老龄化对城市和农村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首先,研究了人口缩减和老龄化的起因和结果,由于人口变化在东德更为显著,因此以东德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其次,重点讨论如何应对人口衰减和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对于城市地区而言,可以采用两种模式--“紧缩式”和“穿孔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通过减少建筑面积和增加绿色空间或利用强度较小的土地类型来提高生活质量。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则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方式来应对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一条可行的路径是通过撤销公共服务设施等方式,有计划地舍弃部分村庄,将村民在城镇中进行集中安置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城镇蔓延与滞留型城镇化人口

在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城市蔓延概念的城镇蔓延。在户籍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政府主导的城乡空间转化,将造成其中人口城乡身份识别的困难。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人口聚集与城市空间增长的动态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推动下的城镇空间扩张对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镇蔓延中除了造成城镇空间的扩张,还产生两类"半"城镇化人口:滞留型城镇化人口和未市民化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与"离土离乡"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不同,滞留型城镇人口"不离土不离乡"却由于生存空间划分为城镇地区而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地区的变动规模进行分解,发现因为城镇蔓延而产生的的滞留型城镇化人口规模超过进入型城镇化人口,成为农业户籍城镇化中最大群体,且该类人口主要集中在镇区。对这类人口的忽视,将对理解我国城镇进程及其作用产生偏差。而城镇蔓延造成的复杂人口结构需要社会重新考虑我国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从空间管理向人口管理、率先解决滞留型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问题以及严格控制小城镇土地城镇化现象,将推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城乡统筹视角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运用GIS空间技术、土地利用动态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武汉市1996~2009年城乡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变化、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是土地利用变化（LUCC）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区域城乡建设统筹规划及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整体规模扩大,城镇建设用地比重上升,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下降;城市与建制镇扩张较快,主要源自对农用地的占用及独立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整理。(2)外城区城-乡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变化及类型转换特征对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变化起主导作用。(3)人口变化、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及政策等因素对武汉市内、外城区城-乡建设用地格局的驱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     

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差异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利用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机制、方向及程度。研究表明:(1)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整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城镇化协调度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幅度较小,之后增幅明显加快。(3)城镇化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整体上,协调度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4)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的提高对城镇化协调度提升的贡献最大,原因可能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拉大则会显著降低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原因可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方面会使得城镇相对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寻求收入上的相对均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降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弱化社会经济活力,阻碍土地城镇化进程,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城乡间的资源分配,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影响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关键经济结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是影响东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城乡居民储蓄额/GDP(金融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提高均有最大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分区域对症下药。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对农村土地利用影响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人口迁移趋势愈演愈烈。人口迁移导致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对农村土地利用存在威胁。运用情景模拟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对耕地撂荒和宅基地闲置的威胁。研究表明：(1)重庆市未来人口迁移由4部分构成：都市区农村人口向城区迁移;都市区外农村人口向都市区集聚;都市区外农村人口向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镇集中;市外人口回流;(2)未来10 a,重庆市总人口流量46445~48481万,而对土地利用有影响的人口流量约36445~42481万;（3）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存在撂荒威胁的耕地约412~480万hm2;（4）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农村宅基地闲置潜力为597~611万hm2。建议改革限制农村耕地流转的政策,避免耕地撂荒;探索“复垦+流转”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处置模式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农村人口转移及城市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把握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导引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其空间指向。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回归分析两种常见的人口总量预测方法测算湖南省2016—2030年人口总量,比较测算结果发现人口发展方程虽然在年增长率的预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长期人口预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在城镇化率预测上,Logistic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2016—2030年的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口城乡分布的大致状况,进而估算农村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0年间,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有大约980万和567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转移进程均领先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据此,可得出结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发展在推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突显,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城市群集聚,即城市群是引领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经济主体形态,是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引力",是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的"内聚力"。同时,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也呼吁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或是这一变革的最优方案。     

三峡工程建设前后库区城镇发展与环境变化

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分析三峡工程建设前后库区城镇发展类型、时空过程,揭示库区城镇变化的驱动力,探索了城镇扩展与人口城镇化关系,研究城镇环境变化特征。三峡库区城镇规模发展不均衡,库尾城市规模庞大,库中、东部区县级城市规模较小,而乡镇的比例占城镇面积24%;在过去15 a中,建城区规模扩大172%,高于全国省会城市发展水平72%;三峡库区城镇规模扩大的同时,东西城镇规模差距逐步缩小,三峡工程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城镇发展以侵占了优质耕地资源为代价,耕地占城镇变化83%;城镇用地变化与人口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城镇空间发展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不及全国省会城市平均水平,在2007年城市化率低于全国水平13%,差距进一步扩大;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受地形和土地资源的限制,城市分维数和坡度分别增加12%和104°,城市向潜山区扩展或搬迁的同时,城市空间的完整性下降     

上海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1993年上海人口自然变动在全国率先进入负增长,自然增长率为-0.78‰,并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是长期以来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推行起着重要的作用。上海除了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数量外,还要调节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不断使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平衡、资源利用等方面达到协调发展。由负增长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程度加剧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倒U”影响效应——理论机制与中日韩比较研究

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典型的人口老龄化国家,日本老龄化程度最高,韩国老龄化速度最快,中国老龄化人口规模最大,人口老龄化对三国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中日韩三国197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以及各国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程度,发现三国的拟合图形呈现"倒U型",即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先正后负,转折的临界点在10%左右。当跨过临界点后,随着老龄化水平的不断加深,人力资本投资减少的速度将加快,当老龄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老龄化水平每提高1%,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会减少1%。同时,由于三国在公共教育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区域分布等个体特征的差异,中国、韩国和日本分别处于倒U型的上升阶段、平稳阶段及下降阶段。日韩两国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教育支出发展呈现近似"倒U型"的趋势验证了公共资源存在代际竞争的结论。为了缓解老龄化对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两国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多年来形成了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两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丰富,但也存在许多教训。日韩两国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态势预示着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借鉴日韩两国经验,在控制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构建完善的老年人法律保护体系,维护老年人权益,协调公共资源分配,改善教育投入结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投资趋向的可能改变,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番禺近3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研究

根据1980年、1995年、2010年3期的TM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分类结果,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变化幅度、转移矩阵和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番禺198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从1980年到2010年,耕地和城镇用地是番禺面积变化最大的两种土地类型,耕地呈递减的趋势,向其他地类的转化以农村用地和城镇用地为主;城镇用地呈递增趋势,其迅速增加的来源以耕地和农村用地的转入为主。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城镇和耕地面积比例与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地均GDP、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人口密度、城镇人口、农业人口相关性显著。     

徐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徐州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老龄化对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低生育率、医疗卫生和经济因素与徐州老龄化的关系密切。建议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提高市区老年人口社保参保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保障机制,用足现行生育政策。     

中国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影响研究

从人口结构角度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影响碳排放量的人口因素,有的放矢地制定碳减排政策,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我国1995-2007年碳排放量、人口总数、人口的城市化率、老龄化率和反映人口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对我国人口结构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1995-2007年间,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城市化率、人口的消费结构、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对碳排放量均存在正向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在模型中却表现为负效应;②相对于人口规模,人口的结构特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口的城市化率对碳排放量的正向影响最大,说明中国的碳排放量与城市化的进程存在着密切关系;③人口的老龄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负效应,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对长期碳排放有抑制作用,所以在未来实现碳减排会逐渐成为可能.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的碳减排策略,以期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因素对我国碳排放增长的影响.     

重庆市人口老化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

目前,重庆是我国"最老"的城市,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2.42%,高于全国其他省份,且老年抚养比已达到17.36%,老龄化的趋势明显。老年人口的增多给政府支出带来极大的负担,2011年,重庆养老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6.3%。为了研究重庆的老龄化状况及对政府支出的影响,本文使用Cpps人口预测软件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行预测并使用Stata 11对重庆老龄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到2030年,重庆市老年抚养比将接近30%,且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将导致政府财政支出上升大约0.4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