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及其波动影响的比较分析

运用协整和VAR模型,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具有反向修正机制,东部地区经济有更强的自我稳定机制;②东部地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投资见效快,对经济的影响能持续4年;人力资本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中发挥的作用更大;③西部地区自身的经济增长状况还不能吸引大量投资,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的大量投入,投资变动是引起经济短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投资见效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而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小于东部。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评价的实证研究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对2(106年我国27个省(区)的农村投入水平、政府效能发挥和新农村建设绩效进行客观综合评价,运用相关分析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关性,运用聚类分析探索各个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表现水平和对比情况.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和结论:①我国新农村建设绩效相对比较均衡,中部省份略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②农村投入水平的产出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西部地区的投入水平(相对水平)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③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呈不均衡态势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中部地区政府效能发挥更加明显,而西部地区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相对较弱;④农村投入水平和政府效能发挥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

现有的研究中忽视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具有的内在联系,结果主观的拆分了劳动力投入增加和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并在研究过程中对二者的增长路径和传导机制模糊化处理,也就出现了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情况。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人口红利和结构红利增长效应的代理变量,对我国四大经济板块进行误差修正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红利的产出效应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资本积累效应在各个地区均不显著;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行业,空间)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效果较明显,其他地区甚至是负作用。资本要素(行业,空间)转移作用不明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出现抑制作用。土地要素的形态(用途)转移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却呈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各省环境效率及环境效率幻觉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深刻理解环境效率的含义,本文以全新视角对中国各省环境效率进行测量、分析。首先,基于中国各省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利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测算2011年至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其次,利用影子价格衡量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的优点,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出的环境效率测度公式,研究各省的环境负荷、环境效率,针对环境效率在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过程中的缺陷,提出环境效率幻觉概念,结合二者对全国各省进行综合评判,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各省环境效率值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整体上环境效率值在东中西部呈递减,但东北各省的环境效率值已普遍低于西南各省,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出现环境效率幻觉的省份较少,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其数量在增加。再次,利用环境效率的上升和环境效率幻觉的下降判断,中国仅二分之一的省份环境质量在真正好转。最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人均收入以及对外贸易水平与环境效率正相关,政府规制与环境效率负相关,对各地区的影响却呈现出较大差异;政府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东部大于中部,而西部地区却存在负效应;产业结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西部大于中部,但是东部地区却存在着负效应;对外贸易的继续增加对东中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消极的影响,且东部大于中部,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增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3地区内部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程度和趋势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迁移谜题"。国内学者们大多数更倾向于认为人口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并因此可以促进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不这样认为,单就劳动力投入要素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将最终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本文基于人口迁移提出了一个对人均产出进行剥离的分析框架,考察在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及总产出的变化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增长差距的变化。结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显著地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三大地带间差距、以及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只有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因为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显著地缩小了。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当前教育投资结构中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问题突显。本文在索洛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内,引入教育投资结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变量进行研究。研究采用1998-2005年间的分省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中职业教育投资占整个教育投资的比例越大,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因此,应增加职业教育的政府和社会投入、提高职业教育效率。     

中国30个地区环境技术创新能力分类特征

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增长的关键,是区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本文通过搜集环境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与关联的相关变量和数据;利用Q型聚类方法,提取最具代表性的变量指标;然后对缩减后的变量作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随之,按照各区域的主成分值进行聚类,确定各区域所属类别,并采用判别分析方法,对各区域所属类别进行检验、调整.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主要包括海南在内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相对较少的我国西部地区;第二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与吸收能力强、区域内企业实力强、人力资本积聚能力强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三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但随着农业向工业快速发展,所遭受的环境破坏也愈发严重的中部地区;第四类地区主要包括辽宁、四川等我国工业制造业最集中和发达的地区;第五类地区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完善、环保方面的经济活动表现相对较优的东南沿海地区.最后,结合各类别地区环境技术创新的实际状况与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为提升各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