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突发环境事件频发,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暴露出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充分,对谣言回应不及时等不足。此外,谣言的广泛存在与传播,使得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效果难以实现最大化。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法律规定与实践不足、信息传播不对称与集体行为等。对此,体系化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建设与完善显得尤为重要。为减少突发环境事件中因信息公开不足及谣言产生的危害,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扩大信息公开主体范围、明确信息公开程序、对象等措施强化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开展谣言与集体行为方面的研究,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提供有效支撑。     

风险治理中的信息公开

环境风险的应对与治理超越了单纯的政府职能范围甚至单一的民族国家范围,需要重新构思一种开放参与型的风险治理框架。信息在环境风险时代成为宪法性的权利客体,信息权同时具有自由权、社会权和参政权的复合属性,涵盖了现代治理结构中的消极知情、信息服务和民主参与的规范要素。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为探索环境风险的公开透明治理之道提供基础性的制度支撑。     

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信息治理变革——从信息公开到公共服务

环境信息治理发展历经三个阶段:自给自足、信息公开与公共服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处于环境信息公开向环境信息公共服务的转型与变革。这次变革的核心是以公众为本位,表现为环境信息需求的公众主导,以及环境信息供给的公众参与,包括参与环境信息的供给决策、生产过程、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价等全过程。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变革的目标路径重点包括5个方面,即提高公众满意度、优化环境信息公开、严格环境信息质量控制、整合环境信息资源、实现多元供给。     

浅析环境信息公开的作用

环境信息公开能提高环境保护参与者的环境意识,改变他们的环境行为和行动,解决"市场失灵"、"政治失灵"的问题,教育环境保护各利益相关者,推进决策过程中的民主进程。要提高环境信息的作用,应公开公众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公开的环境信息必须可靠,有关的环境信息必须对公众有用且方便获得,政府机构应关注公众对环境信息的反馈。     

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研究——基于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视角

在分析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背景的基础上,指出农村地区已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对其进行防范和疏导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以浙江的三个典型事件为例,对该问题进行了案例剖析,从法律保障体系、公众参与机制、信息公开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和法律救济制度五个方面提出了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     

危机事件影响下环境政策变迁的过程、模式及机制研究

全球化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得人类与生态之间的矛盾愈加严重,环境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不断上升,如何应对危机成为当今社会公共管理的主要议题。本文从环境危机事件的内涵与制度学诱因出发,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对危机影响下环境政策变迁的过程、模式以及机制进行评述。研究表明,制度供求不匹配所带来的制度非均衡是导致环境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之一;环境危机事件有利于打破原有环境政策渐进性过程的路径依赖性,通过改变政府、公众、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体的机会格局与资源条件从而为主要政策变迁提供可能性。因此,危机事件影响下的环境政策变迁过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政策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正处于"非稳定状态"的环境危机多发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理论模型进行本土化研究,加强多学科之间的融合和有关理论的实际应用,为具有不同经济制度发展水平的地区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论环境信息公共服务

中国环境信息行业发展历经三部曲：自给自足、信息公开与公共服务。当前正处于环境信息公开向环境信息公共服务的转型与变革期。相较环境信息公开,环境信息公共服务强调以公众为本位的“信息流再造”．要按照公众需求来重塑环境信息流,安排环境信息的生产、公开,服务与反馈等信息活动;强调制度构建,重点包括建立政府统筹协调下的干系人参与网络、以公众环境权益保障为中心的信息体系、信息质量和信息标准、信息流的全过程管理及价值显现与补偿机制等。发展环境信息公共服务,顺应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改革需要,是大势所趋。     

论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不可少的制度，也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措施。然而，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很多不足：公开义务主体范围狭窄、公开内容少、公开方式不明确、监督机制缺失、惩罚力度轻等。以国内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现状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结合立法实践，深入分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目前的问题，并阐述相关建议，逐步完善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农村环境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构建

文章主要论述农村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的构建过程,首先讲述了农村的环境现状及农民的环境弱势地位,分析了农村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同时还考察了国外农村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法规,最后结合实际情况,从农村环境信息公开法律的立法以及农村环境信息的管理体制、机制上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逐步完善农村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     

建立政府主导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主导的强制性企业环境排放信息公开制度以公众环境知情权为理论基础,是欧盟等国外环境信息公开立法所普遍采取的基本模式。我国有必要建立政府主导的企业环境排放信息公开制度,以改变目前企业环境排放信息无法为公众充分、及时、有效获取的状况。而此过程需要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稳步推进。     

制度建设常态化——环境信息公开下一站

2009-2010年度,中国113个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水平总体上继续提升,部分城市的公开状况明显改进。但环境信息公开的进展还不均衡,呈现出一定的分化趋势。政府层面的信息公开与企业公开数据的缺失,成为最突出与最薄弱的两大环节。信息公开要走上常态化之路,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是中国顺理成章的选择。     

环境认证制度与企业环境行为的自律

除被动地服从外在的强制性环境治理制度以外，企业也会主动地从事约束自身的环境行为，即实现环境行为的自律。环境认证制度的作用在于，它向市场提供了企业的环境行为自律的信息。环境认证制度是一种运行成本较低而环境治理绩效较高的非强制性制度，是现行其它治理制度的有效补充。     

环境信息公开：我们向美国学什么？

我们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弊端，很多企业并没有重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信息监管已经成为了美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监管模式．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例如美国的《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制度）、环境影响评估、政务公开的法律法规、许可证制度和产品标识是其五种主要的信息披露工具。我们应当学习美国在大力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经验，建立健全信息监管措施和必要的争议解决机制，鼓励广大公众的参与、支持与配合。     

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与执法——“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的启示

"什邡事件"、"启东事件"折射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的缺失。立法需要从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中有关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程序和内容做出进一步改进,执法则应当认真遵循立法所设定的原则和标准,这样才能比较好地防范或者说有效地处理好这类事件。《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及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状况调研:政策工具的视角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实现"美丽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政府、社会、村民的多方协同治理,政策工具的选取、组合、使用,决定了协同模式的构建。本调研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考察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状况,根据所得数据科学研究分析,科学合理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以期为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实证借鉴。     

美国EPCRA法案对我国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启示

本文围绕美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项法案——EPCRA法案和在该法案要求下建立的、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核心制度——有毒污染物释放清单制度(TRI),分析总结了发达国家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理念、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技术支持、信息平台等方面的经验,并将其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项制度《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进行了对比分析,识别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基础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不足,且结合我国下一阶段推动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工作需求、推动排污许可改革等工作任务,就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建议。     

论环境教育法制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治理

加强环境法制教育有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理念,促进环保社会治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环境教育法律依据、教育内容、教育职责、教育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我国大陆开展环境教育法制建设,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党、政府、社会、公民和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解决组织主体、参与主体和经费保障等关键问题,符合实际并发挥实际作用。在党内法规方面,要制定与国家立法相衔接的环境保护党内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国家立法的建设方面,制定专门了《环境教育法》或者《环境教育条例》,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环境宣传教育权利和义务,把环境宣传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社会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等制度和机制,采取有针对性和可接受的宣教方法与机制,促进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制度得以运行。     

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综述

环境社会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突出短板。2020年11月13日,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成功召开,多位专家学者从多种角度围绕“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对推动环境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启示:一是环境社会治理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手段,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完成从“物理”到“人文”的转变,体现平等参与的价值观。二是在转型期社会力量博弈变迁的背景下,环境问题须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并配套相应的环境社会治理新策略和手段,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坚持系统性思维,以目的为导向、理清治理主体和客体作用,协调布局环境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以环境社会治理核心要素、重点关注内容为抓手,构建环境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有必要进一步重点加强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环境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研究、全民行动体系研究、关键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等内容。     

雾霾治理需构建系统战略和长效机制

PM2．5污染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有强烈的政治意愿,也需要从系统及长期的角度进行污染控制策略的制定和有效实施。政府应该从PM2．5的信息传播中体味公共事件中信息公开的益处,汲取经验、改进管理。在污染控制策略制定过程中．应基于科学认知改进、社会损益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势等,制定基于区域发展成果共享、环境责任共担、长期行为改变激励的区域污染控制战略．建立实现区域污染控制目标社会成本最小化、减排责任公平化、控制标准一体化、发展权益均等化的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合作机制。     

环境信息公开与行政公益诉讼——由“启东事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以江苏启东发生的因环境信息不公开,民众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切入口,指明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下,政府若怠于履行环境信息公开的职责,公民为此寻求司法救济,由于在法律制度上对公民申请资格存在严格的限制,诉求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因而有必要建立环境信息公开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基于此,本文详细介绍了环境信息公开的行政公益诉讼内涵,建立的法理基础和制度基础,并就建立此制度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