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县域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管制策略——以江苏赣榆为例

从县域出发,深化主体功能区概念应用,探究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其管制策略对深化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主体功能区与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关系,借助C-D生产函数考察江苏赣榆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并差别化提出管制策略。研究表明,主体功能区建设实质是“以地为本”,功能区划理念下土地资源空间配置应遵循边际净收益相等的转化度,具有增进用地效率、减少自发优势竞争效率损失的可能。对赣榆区研究发现,不同主体功能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数量存在过量配置,具有帕累托改进空间,其根源在于现行土地计划管理缺乏弹性机制调节指标,造成实际落地中的空间错配。因此,赣榆区应从全区统筹主体功能定位,协调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优化开发区“革新土地空间结构,转变经济与产业发展方式”、重点开发区“助力城镇工业化进程,确保土地资源利用效益”、限制开发区“着力粮经产品安全,创新农业生产用地经营模式”、禁止开发区“划定生态空间红线,探索农旅生态用地结构布局”。     

聚落“双修”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以祁东县沙井村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凋敝对城乡协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寻求乡村发展路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迫在眉睫的核心任务。在厘清乡村聚落物质要素修补与非物质要素修复的聚落“双修”内涵基础上,针对乡村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通过“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人口”“土地”“产业”和“配套设施”的转移及建设,来探究根治“乡村病”的科学模式与振兴路径：对标双修、绿色发展以振兴乡村生态;六位一体、文化繁荣以振兴乡村文化;高效输出、对口回流以振兴乡村人才;横向联合、纵向推进以振兴乡村产业;三治融合、多元共建以振兴乡村组织。以祁东县沙井村规划实践为例,从人、生、文、地、产、设等六方面提出修复修补策略与措施,以达到修复乡村生态、培育乡村文化、恢复乡村社会朝气、振兴乡村产业经济、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目的。     

石漠化治理区土地利用变化安全性评价——以花江、红枫湖、鸭池石漠化治理区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的安全性是可持续土地利用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以花江、红枫湖、鸭池三个石漠化治理区为例,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石漠化治理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安全性开展评价,为评估石漠化治理区土地利用变化效应和改进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地利用方式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明显。花江、红枫湖、鸭池三个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例分别为2.85%、3.34%和37.88%,表现为林地和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和未利用地减少。（2）土地利用变化对不同治理区的综合安全性和生态、经济、社会安全性的影响不同。花江治理区和红枫湖治理区的综合安全性分别提高1.44%和0.46%;鸭池治理区的综合安全性下降了1.9%。花江治理区的生态、社会安全性有所提升,经济安全性有所下降;红枫湖治理区的生态安全性有所提升,经济安全性变化不明显,社会安全性有小幅下降;鸭池治理区的生态安全性有明显下降,经济安全性有小幅提升,社会安全性有小幅下降。（3）各治理区的生态、经济、社会安全性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其中生态安全性对土地利用变化最敏感。揭示石漠化治理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安全性的影响最明显。在后续石漠化治理和土地利用规划中,应重点关注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及生态服务价值研究——以福州新区为例

分析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及带来的生态服务价值转变,是快速城镇化地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三生空间”管控的重要依据。论文基于福州新区2000、2009和2015年3期Landsat ETM+/OLI遥感数据和“三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应用GIS定量研究了福州新区15 a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特征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结果表明： 1）15 a间福州新区的生活生产空间增长迅速,面积增加了11 224.63 hm²,增长率达82.31%;生态生产空间面积出现先下降后增长趋势,总体增长了19.94%;生活生产空间的增长源于对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的侵占,生态生产空间的增长源于对湿地、海域等生态空间的侵占。2）15 a间福州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了21.69%,其中生态空间下降总量最大,减少了6.822 8亿元,生活生产空间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92.10%。3）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提高和下降两种相反趋势,导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生活生产空间对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的侵占,贡献率分别达38.60%和18.77%,其次为生态生产空间对生态空间的侵占。4）推进福州新区“三生空间”协同布局,应加强区内生态林地、闽江河口、海岸线等重点生态空间的保护,稳步推进新区核心区域生活空间基础设施优化,集约利用生产空间,增加产出效益。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有效阈值——以改革试点区宜城市为例

宅基地退出是有效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在梳理宅基地有偿退出路径的基础上构建宅基地价值补偿体系,按照政府能承受、农户能接受、工作可持续的原则,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科学测定在不同模式下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有效阈值。结果表明：（1）宅基地退出补偿阈值是农户能接受的最小值和政府能承受的最大值所组成的补偿范围。（2）农户退出宅基地损失的机会成本和退出总成本之和小于最小阈值时农户愿意有偿退出,最大阈值低于宅基地、地上附属设施权利价值和退出总成本之和。（3）“异地改造”模式下,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资金来源较少,实际补偿金额接近最小阈值。“一户多宅”模式下,政府和农户诉求相当,补偿金额偏向中位数。“整体搬迁”和“社区化”模式下,农户处于主导地位,政府补偿资金来源较多,实际补偿金额趋向最大阈值。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综合福利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及国际比较

基于强可持续研究范式,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进行绩效测算和评价,打开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基于综合福利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实证研究部分选取200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进行纵向分析,与此同时,选取4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横向的国际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0.986）整体水平一般,均未实现DEA有效,但“十二五”期间已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国际比较层面,瑞士（1.647）、印度尼西亚（1.365）、爱尔兰（1.039）依次排名前三位,中国（0.297）排名相对靠后,位列倒数第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出“OECD国家（0.677）最高、G20国家（0.611）次之、金砖国家（0.417）最低”的态势。（2）从分阶段效率来看,无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对比,均发现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明显低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3）与传统的单阶段、径向或非径向DEA模型相比,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综合考虑了径向和松弛变量问题,测算出来的效率值更为精确,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对于其他领域涉及两阶段或多阶段生产系统的效率或绩效评估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成都市县域土地利用碳收支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基于2014年成都市县域单元土地利用遥感图像和能源消耗统计数据,论文分析了碳收支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回归模型构建,对碳收支、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协同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成都市碳汇土地面积占比为56.97%,高于碳源用地,区域碳源/碳汇用地空间差异明显。土地利用强度为2.40~3.33,呈现“东高西低、中心最高”的空间分布特征;2）成都市净碳排放2.43×10⁷ t,呈现“东高西低、中心最高”分布特征。各县域单元碳补偿率为0.06%~11.58%,碳生态承载系数（ESC）为0.05~8.60,呈现“东低西高、中心最低”的特征;3）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ECC）为0.26~1.45,呈现“中心高、周边低”的特征并且空间差异较小;4）碳排放与GDP极显著正相关（P<0.01）。ESC与土地利用强度极显著负相关（P<0.01）。ECC与土地利用强度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6。耦合协调度和人均GDP回归关系极显著（P<0.01）,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碳排放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强度的耦合协调度。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福建省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研究

区域的功能定位对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存在重要的影响。论文以福建省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四大功能区功能定位发展目标为基础,采用地均投入产出技术效率表征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剔除非期望产出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福建省2009—2015年四大主体功能区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进行差异化评析。结果表明：1）福建省2009—2015年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有所提升,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优化开发区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最高,而农产品主产区最低;农产品主产区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增速最快,而优化开发区增速最慢,表明建设用地利用程度与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存在一致性。2）福建省各主体功能区内要素投入产出存在显著空间分异,且呈现高低值格局之分。根据不同功能定位的区域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特点提出针对优化对策和建议。     

土地利用研究的国际比较

土地利用研究是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研究中的重要内 容;分析不同国家土地利用研究动态,对于识别土地利用研究的国际差异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基 于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对比了全球和世界主 要国家土地利用研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近10 年的时间里,世界土地利用取得了快 速发展;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挪威、澳大利亚、德国、瑞士、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的科 学家在开展本国土地利用研究的同时,也开展了许多中国土地利用的研究;但是,与此相对应, 中国科学家在开展土地利用研究过程中,注重对国内土地利用的研究,但是对其他国家土地利用 的研究明显相对不足。在未来土地利用的研究中,中国科学家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土地利用 问题的研究,更需要拓展国际化视野,加强全球和其他国家土地利用的研究,重点开展全球土地 利用数据库的建设、全球土地利用变化与粮食安全、全球土地利用变化与碳排放、国际河流土地 利用变化与生态安全、重点区域或国家的土地利用对比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以期在推进我国土地 利用研究水平提升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国际化战略的迫切需求。     

土地利用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管控效果分析——基于一致性与有效性的复合视角

为了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管控效果,论文从规划目标一致性与实施有效性两个视角出发构建概念模型,选择GIS空间分析方法与Logistic计量模型作为技术支撑,对江苏通州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一致性视角,从空间规模与空间结构控制效果来看,通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2002—2010年间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管控效果较差,对具体地类而言,新增城镇工矿用地的管控效果要优于农村居民点用地;2基于有效性视角,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影响,规划确定的建设预留区对建设用地扩张起到了明显的空间引导作用,但与预期相反,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却未发挥出应有的约束作用;3综合来看,规划实施的一致性较差,且规划管控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处于不完全理想的状态;4对比可知,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空间区位变量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会相对更强,意味着集聚发展可能成为必然,有必要强化规划实施的空间管控效果。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评价土地利用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管控效果,可为完善规划实施评价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提供参考。     

基于“三生”适宜性的县域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分析

精准识别潜在土地利用冲突有利于预警权衡和协调冲突用地,有利于科学进行国土空间规划。以“三调”修正数据为基础,基于生产、生活、生态视角,构建高植被覆盖率县域生产、生活、生态即“三生”适宜性评价模型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并选取横峰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横峰县“三生”适宜性用地的空间分布与面积构成差异显著,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叠加特征,暗示着研究区土地利用存在冲突;（2）从潜在冲突识别的结果来看,土地利用适宜区、冲突激烈区、冲突中度区、冲突一般区及冲突微弱区面积占比分别为64.02%、9.66%、17.19%、1.66%、7.48%;（3）各个冲突类型区空间分布、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决定了冲突和解的对策也需因地制宜。研究结果可为相关及类似县域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Land use as a mitigation strategy for the water-quality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a scenario analysis on two watersheds in the Ohio River Basin

This study use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study the water-quality impacts of future global climate and land-use changes. In this study, changing land-use types was used as a mitigation strategy to reduce the adverse impa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resources. The climate scenarios were based on projections made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dley Centre's climate model (HadCM2). The Thornthwaite water-balance model was coupled with a land-use model (L-THIA) to investigate the hydrologic effects of future climate and land-use changes in the Ohio River Basin. The land-use model is based on the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curve-number method. It uses the curve number, an index of land use and soil type, to calculate runoff volume and depth. The ArcView programming language, Avenue, was used to integrate the two models into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n output of the water-balance model, daily precipitation values adjusted for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served as one of the inputs into the land-use model. Two watersheds were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one containing the city of Cincinnati on the main stem of the Ohio River, and one containing the city of Columbus on a tributary of the Ohio River. These cities represent two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Ohio River Basin with different land uses experiencing different rates of population growth. The projected hypothetical land-use changes were based on linear extrapolations of current population data. Results of the analyses indicate that conversion from agricultural land use to low-density residential land use may decrease the amount of surface runoff. The land-use practices which generate the least amount of runoff are forest, low-density residential, and agriculture; whereas high-density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land-use types produce the highest runoff. The hydrologic soil type present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runoff and non-point-source pollution. A runoff-depth matrix and total nitrogen matrix were created for Cincinnati and Columbus to describe possible land-use mitigation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differences in Cincinnati and Columbus were due to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 location, air temperature, and total runoff.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be useful to planners and policy makers for defining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future global climate and land-use changes on water resources.     

PRA和GIS在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应用

论文借助PRA,结合实地测量和GIS,以宁夏南部山区的上黄村为例对小尺度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初步研究。重建和恢复了其25年来各时期的土地利用过程,绘制了上黄试区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图,并对其土地利用的数量及空间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从数量上看,耕地和林地变化最为显著,年变化率分别达到了8.0%和9.2%;从空间分布变化来看,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草地及园地转变。     

龙须菜对锥状斯氏藻抑制作用的机制

摘要：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了共培养体系中龙须菜（Gracilaria lemaneiformis）对锥状斯氏藻（Scrippsiella trochoidea）生长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显示,当龙须菜起始生物量为0.5g?L-1时,在彼此隔离的共培养体系中,锥状斯氏藻的生长受到明显的抑制,与对照组相比,细胞最大密度降低并且对数生长期缩短;但这种抑制作用明显弱于在藻体直接接触的共培养体系中的抑制作用,说明藻体直接接触所产生的克生作用是导致龙须菜对锥状斯氏藻抑制作用的主要原因。当龙须菜起始生物量为0.2g?L-1时,对隔离共培养体系中的锥状斯氏藻胞内营养盐含量的测定结果显示,单独培养组锥状斯氏藻胞内硝酸盐含量是共培养组的1.5倍,说明龙须菜能够通过竞争性吸收环境中的硝酸盐来降低锥状斯氏藻胞内硝酸盐的储存含量,从而有效抑制其生长。     

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分析和耕地保护机制研究

土地利用变化包括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强度两个方面,是土地利用类型从低生态位层次向高生态位转变的自组织行为。对不同层次的土地利用生态位进行控制与协调,才能实现一定耕地保有量下土地利用资源场的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得以实现的前提。在生态位势理论与系统边界理论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土地利用经济生态位的模型,并以江苏省锡山市为例定量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相互作用的强度。研究显示,经济发达区非农用地与农用地生态位差较大,城市化进程加快,使耕地更易损失。从资源流动的场论分析角度,探讨了建立耕地保护机制的途径和方法。在目前的水平上,把土地利用生态位作为土地利用/覆被研究中的一种新方法论更有意义。     

国际粮食贸易背景下的市场整合与虚拟资源流动——以中国巴基斯坦大米市场为例

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会通过比较优势整合市场、提升效率,还会带来农产品贸易中虚拟资源的流动。以中国—巴基斯坦大米贸易为研究对象,使用两国大米贸易数据,首先检验中巴粮食市场整合程度,其次分析中巴大米贸易带来的虚拟水和虚拟土地的流动。结果表明：（1）中巴之间大米市场已经高度整合,且价格存在长期均衡,但巴基斯坦大米价格比中国波动大,其对中国大米的价格弹性为1.097;“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巴方大米价格7.8%的下降,增加了穷人的福利。（2）贸易带来了虚拟水土资源的流动。中国累计从巴基斯坦净进口大米354万t,相当于净进口国内52万hm²、巴基斯坦96.4万hm²耕地,以及国内34.4亿t、巴基斯坦101.7亿t水资源。中国应加大技术支持和扩散的力度,具有促进粮食安全,节约全球资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