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杂网络的全球稻米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启示

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采用2000—2016年国际贸易关系数据构建了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分析了全球稻米网络格局演化特征及中国在全球稻米贸易格局中的角色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6年全球稻米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相互依赖性加深,网络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明显,核心节点对网络稳定性有控制作用;（2）印度、泰国、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美国是网络核心节点,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保持着全球稻米贸易核心区地位;（3）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划分为六个主要组团,地理临近是组团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组团内部呈现出口国主导、进口国跟随的特征;（4）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家,进口来源相对稳定。建议今后我国继续挖掘全球稻米贸易潜力,充分发挥贸易网络的优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增加进口、优化出口,提高贸易网络的复杂性,从而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2000—2019年全球猪肉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复杂贸易网络分析视角

基于2000—2019年全球猪肉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全球猪肉贸易网络格局演变及中国猪肉贸易网络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扩大猪肉进口的潜在贸易伙伴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过去近20年来,全球猪肉贸易网络核心国相对固定,猪肉贸易网络呈“碎片化”特征。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猪肉进口国,且进口呈现北美、西欧、南美“三足鼎立”的来源格局。未来中国扩大猪肉进口,潜在的贸易伙伴可选范围比较广泛。一方面可以继续巩固和深化同德国、西班牙、美国、巴西等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拓展朋友圈,增加从意大利、比利时等其他出口国及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的进口,以打造更加多元高效的猪肉进口网络。     

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及其演化分析

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选择谷物、油料、纤维、糖料、果蔬、肉类6大类57种农产品,用1986—2013年间的贸易数据,构建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定量分析了这个复杂网络的特征和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1986—2013年,全球农产品贸易总量增加了2.26倍,其中油料作物增加幅度最大,增加了4.97倍。参与到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地区）逐年增多。2）拟合节点累积度分布的幂函数曲线,表明全球农产品贸易节点度分布具有不均匀性,节点度小的节点数量多,节点度大的节点数量少,满足幂律分布。“枢纽”节点不断成长。3）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上升、平均路径长度下降、多元化趋势加强、网络结构复杂化等特征日益突出。4）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地区）集中程度较高,农产品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进口来源国（地区）的数量,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另一方面强化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范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全球人口与粮食的空间错位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心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方法,系统分析了1990—2017年全球人口与粮食的时空格局、空间错位特征及影响因素等。结果表明：（1）近30年来,全球人口与粮食均呈增长态势,两者的时序变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全球人均粮食产量的区域差异特征显著,多数国家的“人粮关系”矛盾突出。（2）在全球尺度,人口与粮食重心存在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征,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反向错位发展的态势。（3）在国家尺度,人口与粮食的空间错位格局呈现由南至北依次为“正错位区—负错位区—正错位区”。负向高错位区稳定在印度、日本等国家,正向高错位区稳定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4）全球各大洲人口与粮食的空间错位格局基本稳定,空间错位指数发生转向的国家分布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和非洲。（5）自然环境、国际环境、农业发展、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致使人口规模和粮食产量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区域差异,促成全球人口与粮食的空间错位格局。政策启示：中国有必要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农业竞争力和粮食自给率,合理统筹配置两种资源和处理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建立规避世界粮食贸易波动和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策略,构建中国农业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体系。     

“一带一路”海洋能源产品贸易格局与复杂网络特征分析

应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2017年"一带一路"海洋能源产品贸易网络进行研究。依托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海洋能源产品贸易额数据,构建出"一带一路"海洋能源产品贸易有向网络,对网络的网络密度及互惠性、中心性、中介性与集聚性等复杂网络结构特征指标进行分析,并采用连续的核心-边缘模型对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相关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     

基于网络组织视角的粮食产业化模式与优化路径

在全球粮食安全状况严峻以及中国人多地少的形势下,探讨粮食的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网络组织视角出发,梳理了中国粮食产业化模式并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粮食产业化发展是一个网络化的成长过程。基于网络主体控制与参与网络的能力、融资形式以及立足或服务的空间尺度,可以将粮食产业化模式划分为“国家调控跨国公司组织模式”“地方主导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模式”和“市场主导私营企业推动模式”这四类主要模式,分别对应介于市场组织与等级制组织之间的全球—区域—本地网络组织,并以跨国公司、本地龙头企业、产业化联合体、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等产业化组织形式呈现。进一步建议从提升网络主体开始,通过优化网络结构、强化网络载体、完善网络治理来指导粮食产业化的高质量发展。     

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区域间贸易碳排放转移网络视角

利用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以各省份为节点,省份间的碳排放关系为边缘,碳排放转移量为权重构建区域间农业贸易碳排放转移网络,将投入产出理论与复杂网络理论结合探究各省在农业贸易碳排放转移网络中角色对各省份农业直接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7～2017年期间我国农业直接碳排放量整体较大,且大部分省份农业直接碳排放处于上升趋势.根据三大功能区农业贸易碳排放流入和流出分析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更多的是区域内部自产自消,其次是供给粮食主销区,最后是供给粮食产销平衡区.而粮食主销区更多的是消耗粮食主产区,供给相对较少.粮食产销平衡区更多的是消耗粮食主产区,供给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我国碳排放流向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等中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西部地区的新疆、内蒙古等省份主要是由东部等发达地区流入.农业贸易碳排放流入强度、城镇化水平、农业机械投入强度以及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产量对农业直接碳排放有促进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直接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农业贸易碳排放流出强度、传输介质能力以及影响力对农业直接碳排放没有显著性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时空格局演变

东南亚既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枢纽。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研究全球最大粮食消费国、进口国以及世界稻米最重要主产区和出口区之间的粮食生产和贸易发展态势,对中国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改善地缘安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FAO数据库中国-东盟各成员国1961-2013年粮食生产与贸易数据,利用集中化指数与回归分析法,定量揭示中国-东盟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时空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从粮食生产来看,50多年来自贸区粮食总产增长4.06倍,至2013年底总产达到8.09×10⁸ t;就粮食贸易而言,1961-2013年自贸区贸易量增长3.19倍,其中粮食进口量年均增长率为2.95%,粮食出口量增长2.40倍,粮食进口总体大于粮食出口,受中国粮食进出口战略调整的影响,自贸区各个子区粮食贸易日趋均匀化。2）从空间格局来看,自贸区主要粮食生产国集中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其中中国的玉米、水稻比重占明显优势;中国的粮食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其贸易重心开始转向东南亚。3）自贸区的粮食生产与粮食进出口量关系密切,具有显著相关性,但国别差异明显。其中,中国粮食出口量受国内粮食生产与需求影响较大,是自贸区粮食贸易变动的晴雨表。     

新旧常态中国产业全碳足迹复杂网络比较

国民经济是由多个性质迥异且相互依赖产业构成的复杂系统,科学识别产业碳排放关联传导结构对于实现中国碳减排目标具有的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为此,首先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综合定义全碳足迹,基于能源消耗及生产服务修正直接消耗系数,创立函数改进容许性,及时更新投入产出表,夯实数据来源基础。再设计平衡性投入产出产业全碳足迹生命周期模型测算产业全碳足迹,基于WT指数法构建新旧常态中国产业全碳足迹复杂网络,继而从网络整体、节点地位、社团结构等角度分析新旧常态中国产业全碳足迹网络特征。经比较发现,构造的新旧常态中国产业全碳足迹复杂网络整体结构合理;较旧常态而言,新常态产业全碳足迹联系更为紧密,核心关键产业控制影响力更强,社团结构则总体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综合衡量产业全碳足迹、全面顾及个体及整体特征、重点关注核心关键节点和充分考虑产业社团特征的对策建议,以求更有效提升新常态中国产业协同减排效率。     

中国省际天然气供需网络构建及结构特征分析

天然气产品分布的不均匀性和运输的特殊性使得天然气供需网络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从网络角度分析天然气的布局问题,基于引力模型,构建了各省份间天然气联系量指标,并从宏观角度建立了包括全国具有天然气消费的省份的天然气供需网络。此外,引入了社团网络分析(SNA)方法对天然气供需网络统计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分别从节点入度与出度、节点中心性和聚类系数三个角度给出了天然气供需网络布局的具体建议。并进一步对天然气供需网络进行了社团分析,认为天然气供需网络中存在明显清晰社团结构,为天然气供需网络的维护提供了方向。     

中国矿产资源贸易网络演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矿产资源国内外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成为大国资源博弈的焦点。现阶段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产进口国和重要的矿产出口国,了解矿产资源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市场网络直接关系到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基于2001—2016年UN Comtrade世界矿产资源贸易数据,分析中国矿产资源贸易网络特征及其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2001—2016年间,中国在世界矿产资源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高,这与中国持续增长的矿产资源贸易量和贸易国家数量有直接的相关关系;（2）中国矿产出口逐渐展现“市场分散”的策略,而进口逐渐从“多来源产品集中”演化为“少来源产品分散”的策略;（3）友好的国家关系和国家间互动频率会降低制度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友好的国家关系会降低矿产贸易的交易成本。基于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中国矿产出口可以采取进一步分散市场的策略,避免出口到少数国家被压价的情况;（2）矿产进口可以考虑在原有进口国家中进一步多进口新的矿产资源产品,并拓展新的矿产来源国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矿产资源需求,同时避免国家关系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3）在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方面,中国要考虑到国家间制度差异所带来的贸易成本,并通过增加海外矿产资源投资、维护好国家间关系和促进交流来稳定矿产资源贸易。     

全球跨界水合作的时空结构：领域变迁与尺度分异

在当前全球性淡水危机加剧、水冲突频发的背景下,跨界水合作成为化解水危机,实现国家间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利用跨界水条约数据,基于网络视角,从全球尺度、区域尺度与国家尺度对跨界水合作的时空结构进行研究。结论如下：（1）1820—2017年全球跨界水合作持续增多,覆盖范围明显扩大,合作领域从边界与水量向联合管理与水质保护转变,合作目的由以规管性为主导向规管性、程序性和原生性并进转变。多边合作与跨界地下水合作是当前全球跨界水合作的发展趋势。（2）同一时期五大洲跨界水合作发展进程与侧重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全球跨界水合作网络涵盖的流域与国家日益增多,但其流域覆盖率仍较低。（3）1820—2017年全球跨界水合作网络大致经历了“网络形成—网络扩张—网络分化”三个阶段;欧洲国家间的跨界水合作联系相对较强,亚洲国家在跨界水合作网络中也愈发活跃,区域性与全球性并存是当前跨界水合作网络的重要特征。伴随着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跨界水合作需求,中国应充分发挥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水合作,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跨界水资源合作领域的地位。     

亚太经合组织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2008—2018年APEC旅游流网络,运用SNA方法和QAP方法,对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APEC旅游流网络密度持续增加但仍旧较低,网络结构尚不稳固。网络中心化趋势有所减弱,旅游供给市场更加多元。（2）APEC旅游流网络节点间中心性水平差异明显,形成了以中国、美国为首的第一梯队,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第二梯队,以新西兰、俄罗斯为代表的第三梯队。（3）APEC旅游流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显著且具有稳定性,核心区节点间的旅游互动最为频繁,边缘区对核心区的反哺效应明显。（4）区位要素是影响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等要素对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有所下降,而对外开放程度对优化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作用有所上升。     

1990—2014年中国煤炭运输网络的时空特征研究

煤炭资源在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富南贫、西多东少”的煤炭资源区域分布特征促成了煤炭运输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论文基于1990—2014年中国31个省（市、区,香港、澳门、台湾缺少数据,未包含）的煤炭输出输入矩阵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煤炭运输网络的整体时空演变特征,以及各网络节点在煤炭运输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煤炭运输网络密度呈现波动状态,经历1990—2000年的快速提升、2000—2010年的先减速后加速与2010—2014年的缓速增长,局部波动原因与煤炭政策变化、煤炭产能过剩、海外进口增多等相关。2）煤炭网络外向中心势显著大于内向中心势,煤炭调出集中控制在少数省区,而煤炭调入具有普遍需求性。3）基于网络凝聚子群分析,中国煤炭运输网络可以分为东北-华北地区、中南地区、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5个子群,各子群之间的网络联系差异较大。4）基于对31个省（市、区）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间中心性的分析,煤炭运输网络核心节点发生了较大变化,山西的网络控制力有所下滑,内蒙古和陕西影响力近年显著上升甚至超过山西,贵州、河北、湖南、辽宁的控制作用提升成为核心节点,河南、四川、宁夏、山东、江苏、甘肃等核心作用明显跌落。     

河北省粮食产量空间格局差异变化研究

为揭示河北省粮食产量空间格局分布特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粮食安全生产政策,论文运用ESDA空间相关分析理论结合GIS技术,分析了1986—2006年河北省138个县的粮食产量空间差异变化规律、特征和成因,并提出相应的粮食安全生产政策与措施。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省域范围内粮食产量Moran’sI指数的平均值为0.346,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格局;粮食产量局部空间集聚显著区主要分布在唐山—石家庄山前平原区高产区(HH)和张家口—承德坝上高原低产区(LL),1986年、1996年、2006年落入HH和LL象限的县分别占总样本数的55.07%、66.67%和71.74%,粮食产量空间集聚效果显著;20 a内粮食产量重心由北向西南方向转移42.7 km;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粮食播种面积等。     

Brazilian biofuels and social exclusion: established and concentrated ethanol versus emerging and dispersed biodiesel

Increasing interest in biofuels trade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spurred worldwide discussions on issues such as subsidies and the ‘food for fuel’ crisis. One issue missing in recent discourse is the pressure exerted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dopt large-scale mechanized farming practices to increase economic efficiencies. Such approaches often exclude small-scale farmers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emerging biofuels market, thus exacerbat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Drawing on both qualitative and technical data, we discuss such pressures using Brazilian ethanol and biodiesel production.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markets to become more economically efficient may contribute towards the erosion of recent schemes to encourage social benefits for small farmers in biodiesel production. We conclude with trad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