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中国海表层海水137Cs分布的影响因素

采集山东半岛附近海域表层海水样品,分析137Cs分布特征,并结合东中国海137Cs比活度数据,探讨影响表层海水137Cs分布的因素。结果表明:（1）山东半岛附近海域表层海水137Cs比活度在0.60±0.18~1.21±0.19 Bq/m3之间,平均值为0.90±0.17 Bq/m3。沿岸137Cs比活度较离岸小,主要受沿岸流影响。（2）东中国海各海域137Cs空间分布受大气不均匀沉降,沿岸流,河流冲淡水等因素影响;随时间变化,整个东中国海表层137Cs活度降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东中国海影响不大。（3）渤海表层137Cs海水析出速率为0.046/a,高于黄海（0.032/a）和东海（0.027/a）,与较高的颗粒物质吸附能力和水体横纵向混合过程有关。     

入乡岂能不随俗? 我国海外投资企业若轻视环境保护将面临规制风险

正中国海外投资具有资源导向性,多集中于污染较重的行业。但近年来,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都已开始加强环境规制和保护。"一些企业在对外投资与贸易往来中,因为种种原因,往往忽视或轻视自身本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最后不但被课以重罚,还从根本上制约了项目的可持续推进。"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宋小智在日前召开的中拉环境和社会责任研讨会上直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海外投资迅猛发展,正在逐步演变为一个重要的直     

丝绸之路甘肃段汉代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封面文章】

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丝绸之路甘肃段汉代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复原与认识,并引入地理探测器进行单因子分析以更准确地探求各影响因子对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决定程度,进一步揭示区域内自然环境要素与人类自身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该段392处汉代村落遗址总体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格局,且形成若干分布核心区。其中,今金塔县东沙窝一带是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集聚度最高地区,密度可达3.036处∙ (100km²)⁻¹;（2）从微观层面看,村落遗址面积规模和文化层厚度数量均有较为明显的等级分布特点,大体呈“金字塔”型,且研究区域东、西部之间受地形地貌、生产方式、历史文化等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3）村落遗址濒水特征显著,且多分布在坡度＜3°的黄土台地、丘陵及冲积平原、绿洲上。水源因子解释力远大于其他各因子,权重占比达28.80%,中心城邑、道路交通依次次之。水源是影响该区域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同时,不晚于汉代村落选址布局虽仍受水源等自然环境因素制约,人文社会诸要素对村落形成发展的影响作用却也日益凸显。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时空格局演变

东南亚既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枢纽。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研究全球最大粮食消费国、进口国以及世界稻米最重要主产区和出口区之间的粮食生产和贸易发展态势,对中国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改善地缘安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FAO数据库中国-东盟各成员国1961-2013年粮食生产与贸易数据,利用集中化指数与回归分析法,定量揭示中国-东盟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时空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从粮食生产来看,50多年来自贸区粮食总产增长4.06倍,至2013年底总产达到8.09×10⁸ t;就粮食贸易而言,1961-2013年自贸区贸易量增长3.19倍,其中粮食进口量年均增长率为2.95%,粮食出口量增长2.40倍,粮食进口总体大于粮食出口,受中国粮食进出口战略调整的影响,自贸区各个子区粮食贸易日趋均匀化。2）从空间格局来看,自贸区主要粮食生产国集中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其中中国的玉米、水稻比重占明显优势;中国的粮食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其贸易重心开始转向东南亚。3）自贸区的粮食生产与粮食进出口量关系密切,具有显著相关性,但国别差异明显。其中,中国粮食出口量受国内粮食生产与需求影响较大,是自贸区粮食贸易变动的晴雨表。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及海外农业资源利用对策

2017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虚拟耕地净进口量达到6784万hm²,对外依存度为33.4%,其中巴西和美国是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以大豆为重点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粮食供给,但要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也应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尽管近年中国海外农业投资逐年增加,但由于缺乏长远的投资战略指导,海外农产品资源的控制能力差,生产风险高。为此,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全球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战略高度,选择最佳海外投资区域,优先开发中国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高的国际大豆和棕榈油等油脂油料资源;扶持多类型企业主体参与海外农业资源开发;在农业投资目的国通过“订单+农户”模式进行深度合作,并融入全球农产品贸易体系。     

2000~2021年黄土高原生态分区NEP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子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定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以黄土高原地区及6个生态分区（黄土高塬沟壑区A1、A2副区,黄土丘陵沟壑区B1、B2副区、沙地和农灌区（C区）和土石山区及河谷平原区（D区））为研究对象,结合遥感、气象、地形和人类活动数据,采用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残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估算区域NEP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及气候、地形、人为因子对NEP时空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时间尺度上,2000~2021年,黄土高原NEP多年平均值（以C计）为104.62 g·（m²·a）^-1.黄土高原及各生态分区NEP均呈增长趋势,其中,黄土高塬沟壑区A2副区NEP年均增长率最大,为9.04 g·（m²·a）^-1;沙地和农灌区NEP年均增长率最小,为2.74 g·（m²·a）^-1.除沙地和农灌区为弱碳源外,其余各生态分区均表现为碳汇.在空间尺度上,黄土高原年均NEP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碳汇高值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塬沟壑区南部,碳源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塬沟壑区北部、沙地和农灌区的大部;NEP的空间变化有显著差异,高增幅主要分布在A2副区中南部以及B2副区的西南部.黄土高原及各生态分区NEP时间变化受人为因素影响最大,人类活动数据与NEP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80,且人为因素对NEP的贡献率均在50%以上;NEP的空间变化受气象因子的影响较大,降水、太阳辐射是影响空间变化的主导因子.总之,黄土高原NEP的时空变化受自然因素和人类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研究结果可为黄土高原陆地生态系统减排增汇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     

北宋后期黄河上游地区耕地格局重建——以河湟谷地为例

黄河上游的河湟谷地是人类活动历史悠久的地区之一,是黄河沿线耕地开垦的最西端,聚落和耕地重建对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梳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建立了北宋后期（1117年）河湟谷地聚落和耕地数据库,以聚落空间分布为基础,运用网格化模型,重建了北宋后期河湟谷地耕地格局。结果表明：（1）北宋后期河湟谷地聚落集中分布在黄河、湟水河干流沿岸海拔相对较低、坡度较缓的河流冲积和洪积平原。（2）河湟谷地的耕地总面积为304.67 km²,分配有耕地的网格仅占全区的16.16%,垦殖率最高的网格仅为24.16%,其中,湟水河谷耕地分布网格约占全部的74.06%,黄河干流约占25.94%,说明北宋后期耕地开垦主要集中在湟水河流域。（3）从聚落分布的海拔高度来看,大部分耕地网格分布在海拔2600 m以下的川水地区,说明当时耕地分布范围不大,海拔高度极大地限制了耕地的分布,耕地主要分布在灌溉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4）基于聚落重建耕地空间格局,其结果符合耕地随聚落分布的事实,更具有可靠性。     

东南亚电力部门低碳转型国际合作现状与建议

在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发展的弊端日益显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国际合作空间逐渐广阔。本文以东南亚各国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电厂机组级别的数据库,梳理了东南亚各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进展,分析了东南亚电力部门国际合作现状和存在的障碍,并从增强合作意愿、推动清洁电力投资、推进绿色金融合作、支持电网升级和清洁电力技术合作、促进绿色能源供应链合作等方面提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建议。     

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演变与地缘博弈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日益突出。21世纪以来,伴随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世界能源安全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成为能源地缘政治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这一认识,对2000年以来全球124个国家能源安全状态进行了系统评价,揭示了世界能源安全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形成机制,并提出了未来能源地缘政治的博弈焦点。结果显示：（1）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能源安全格局演变整体上不断优化,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2010年以来,全球能源安全格局优化趋势更为显著。（2）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与国际地缘秩序区划基本吻合,即能源安全型国家集中分布在西欧和北美经济发达地区,较安全型国家主要分布在中欧、拉丁美洲以及亚洲高收入地区,过渡型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东、东南欧以及东亚等能源体系亟需转型的地区,而较危险和危险型国家集中分布在南亚以及非洲经济欠发达地区。（3）近20年以来,世界能源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主要得益于发达经济体能源使用安全维度的良好表现,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创新能力较低、生产力较落后、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少,其能源安全水平提升空间较小。（4）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将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冲击、能源转型的胁迫以及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程度及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耕地撂荒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全。以我国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区域,在识别撂荒地分布的基础上,测度了撂荒地空间分布格局,并建立耕地撂荒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耕地撂荒对区域粮食产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规模为405.53万hm²,撂荒率约为5.85%;空间上撂荒地规模分布呈“T”字形空间格局,黑龙江东北部、吉林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南部地区为撂荒地主要集聚区。（2）耕地撂荒对于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017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因耕地撂荒损失的农田生产潜力达到1339.15万t,损失的粮食产量高达2265.6万t,损失比例达4.69%;内蒙古自治区成为粮食产出损失量和损失比例最大的地区。（3）粮食播种面积、农田生产潜力和农业技术投入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系数分别为-0.194、-0.025和0.006。（4）应遵从城乡融合以及农业农村发展态势,强化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现代要素投入与政策扶植,构建粮食生产—耕地休耕空间转换弹性机制,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中国对外投资中的环境管理研究

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规模日益扩大,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全球环境问题频发,经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数量大大增加,国际舆论开始关注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环境行为。一些媒体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进行批评,个别媒体还存在恶意歪曲中国形象的嫌疑。通过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我们确实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可能存在着很大的环境风险。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好地解决,将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影响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环境行为需要相关政策进行引导,也需要配套的环境咨询和服务业的支持。我国针对对外投资的环境保护政策还存在缺陷,现行的与环境相关的政策在操作和执行层面仍有待加强,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指南来引导和规范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环境行为,防范环境风险。     

美国对外农业投资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兼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对外农业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研究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特征,既可总结先行之国的发展经验,也可响应并适应主要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为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立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采用Logistic模型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2000-2018年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的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及其对“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启示。结果表明:（1）美国对外农业投资以食品加工等产前产后环节为主,主要分布于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地理临近的发展中国家。（2）美国对外农业投资呈现显著的市场导向特征,同时也受到地理与文化距离、国家治理等东道国因素的影响。（3）对比中美对外农业投资特征,结合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目标,建议中国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链布局,在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提高中国在全球粮安领域的定价权与渠道把控力;进一步深耕既有对外农业投资市场,在降低地缘竞争压力的同时,充分挖掘潜在市场机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技术需求,保证投资目标与东道国的投资需求相协调;尤需解决中国对外农业投资面临的文化与体制差异较大等现实问题,提高“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陕西省植被碳汇提质增效优先区识别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陆地植被生态系统碳汇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方式。为有效识别植被碳汇服务功能提质增效的优先区,利用InVEST模型定量评估陕西省植被碳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分布格局,分析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对碳储量变化的影响,研究林草生态建设碳汇增长空间差异,确定林草生态建设提质增效对象区域。结果表明：（1）陕西省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耕地、林地、草地为主,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变化也主要发生在三者之间;（2）1980― 2020年陕西省生态系统碳储量总体增加91.88×10⁶ t,增幅3.16%,呈现出“总体上南高北低、局部地区明显过高或过低”的地带性分布特征;（3）退耕还林（草）工程对碳汇能力提升效果明显,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一定的空间趋同集聚现象;（4）陕北地区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极优先区和优先区,陕南地区为中等优先区,关中地区为一般优先区。研究基于不同区县生态系统碳汇年均增长率的差异,确定生态治理优先区域,可为实现生态修复工程主导模式的分区管理以及碳汇能力提质增效提供参考。     

随机森林算法在新疆物种丰富度影响因素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及其产品,以2010年新疆地区鸟类与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数据为基础,结合土地利用、植被、气候、地形等遥感数据产品,探讨了影响新疆地区鸟类和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的各环境因子空间分布及其差异.通过随机森林算法对影响鸟类和哺乳动物种数的环境解释变量进行了重要性评估,同时采用探索性回归分析对物种丰富度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建模,比较了鸟类和哺乳动物在草地、林地和耕地三种生境中的主要环境影响因子及其差异.结果显示：影响物种丰富度的环境因子中,植被生长状态与能量转换能力对鸟类丰富度十分重要,且草地的海拔高度重要性最高,为38.38%;耕地所处的气候类型对鸟类丰富度有明显影响,其中年均温重要性达到32.98%;哺乳动物的三种生境选择中气候和海拔条件十分重要,共占重要性的60%以上,最高达76.85%,在耕地中哺乳动物更看重气候而非植被生长情况;三种生境中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最优模型及其影响因子均不同,耕地对于鸟类、林地对于哺乳动物的模型解释力最高,分别为69.9%和68.9%,随机森林和探索性回归分析均显示年均温、年降水量和海拔高度是哺乳动物丰富度差异的重要解释因子.     

基于BEPS生态模型对亚洲东部地区蒸散量的模拟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亚洲东部地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水循环过程发生显著的变化,成为全球变化研究最关注的对象之一。实际蒸散(ET)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该地区ET特征的研究尚不够深入。论文利用遥感、气象和土壤等资料驱动生态过程模型BEPS对亚洲东部地区1982—2006年间的ET进行了模拟分析。利用6个站的通量实测数据验证表明,BEPS模型能够解释ET的81.23%的年变化和86.4%的10 d变化。模拟结果表明:亚洲东部的ET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和西南沙漠地区逐渐减少的分布特征,最小值位于中国的西北沙漠地区;ET与降水量之比从东南和东北地区向西北内陆和西南沙漠地区逐渐增加,其中在中国长江以南的亚洲东部地区,平均值为0.4,而在沙漠地区接近1.0。在1982至2006年期间,研究区年ET总量的平均值为12 045×109m3/a,其中,中国、泛东南亚和印度的ET总量占整个研究区的62.4%;研究区的单位面积ET均值为401 mm/a,在泛东南亚地区最大(1100 mm/a),在蒙古最小(134 mm/a)。在所有的地表覆盖类型中,常绿阔叶林的ET总量和平均值都为最大,城镇地区的ET总量和平均值都为最小。研究区的ET总量呈增加趋势,草地、稀树草原、裸地和城镇的ET明显上升,其它地表覆盖类型的ET变化不明显。     

中国西南纵向岭谷区近百年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

对纵向岭谷地区近百年来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纵向岭谷区年降水量、夏季降水量和冬季降水量第一种主要分布型式呈现出一致偏多(或偏少)的特征。由于受地形阻隔、通道及地形抬升影响,岭谷地区年和夏季降水量以元江-红河流域为界,东部降水量空间分布减小,西部年降水量空间分布增加,其中心在澜沧江、怒江流域摆动,具有经向分布特征;冬季岭谷地区雨量具有纬向分布特征。近百年的降水量变化,年际变化最显著,周期变化主要集中在3.5年以下的高频振荡时域内,其次是年代际变化,最后是气候态的变化,但冬季的气候态变化并不明显;年降水分布第二模态的气候态变化是3个不同时段中最明显的,其次是夏季降水分布的第二种模态。     

世界煤炭资源流动的时空格局及成因分析

基于1990-2016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场理论研究世界煤炭资源流动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其成因,揭示近30年来世界煤炭资源的流动状态及其演变过程。研究结果显示：（1）2016年世界煤炭的输出总量达12.25亿t,比1990年增加了10.13亿t,年均增长6.98%,其中澳大利亚、印尼和俄罗斯等是主要的煤炭输出国,印度、日本、中国和韩国是主要的煤炭输入国;（2）以场理论的位势、流场分布、流动迹线角度分析,世界煤炭资源的流动以北美洲、中南美洲和非洲为源流场,以欧洲及欧亚大陆、中东和亚太为汇流场,在澳大利亚—东亚、印尼—东亚/印度之间形成主要运输航线;（3）资源空间分布、供需匹配程度、空间距离、市场因素和国家政策等是煤炭资源流动的主要动因。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煤炭储量丰富,但是煤炭消费数量庞大,仅可维持72年,必须重视煤炭的进口和储备工作。该研究对于中国科学制定产业政策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对外贸易隐含大气污染转移研究

采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耦合二氧化硫（SO₂）、氮氧化物（NO_x）、可吸入颗粒物（PM₁₀）、非甲烷挥发性颗粒物（NMVOC）排放清单,定量分析了2012年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过程中隐含的大气污染排放转移.结果显示,中国是隐含SO₂、NO_x、PM₁₀排放的输出地和隐含NMVOC排放的输入地.欧盟、东亚和美国购买我国商品（如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重工业和矿采选业）导致的出口隐含大气污染排放量占比约为70%.中国在消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北非、东亚、东南亚和欧盟进口商品过程中,导致上述地区排放NMVOC为3.1×10⁶t,约占我国进口隐含NMVOC排放的69.2%.为了减轻我国对外贸易中承担的环境负担,本文从加强重污染产业管控、发展绿色经济、推进全球绿色供给链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