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基于PSR-灰靶模型的巢湖环湖防洪治理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针对目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的评价指标标准值难以确定以及权重确立存在较强主观性的问题,以巢湖环湖防洪治理工程为例,分析其生态环境影响特点并结合相关数据,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为理论基础,从压力、状态、响应3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借助灰靶模型对巢湖环湖防洪治理工程施工期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定量评价,以增强不同评价单元之间的可比性,并选取常用的综合指数法进行对比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肥西县、包河区、肥东县、巢湖市和庐江县的靶心度总得分分别为0. 779 0,0. 761 0,0. 616 1,0. 688 8,0. 600 1,对应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分别为良、良、一般、一般和较差;(2)对于压力层靶心度高,而状态层、响应层靶心度相对较低的肥西县,对排放的废弃物进行积极治理、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相较于状态层、响应层靶心度,包河区、肥东县、巢湖市、庐江县压力层靶心度低,所以应尽可能合理安排施工场地和时间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从而改善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政策启示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推进低碳经济转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行动单元。着力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机统一,低碳发展水平的排名和评价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重要的理论分析和新型政策管理工具。开展低碳城市建设评价,其重点是要在明晰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导向的基础上,解决如何科学界定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基本模式与分析框架,进而求解以何种速度和规模去推动城市向低碳经济转型。围绕"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本文以城市低碳发展质量(效率)为测量维度,通过突出"探索低碳发展模式、践行低碳发展路径"的政策重点和实践需求,对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内涵进行解析,阐释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导向;采用分类分析的评价模式,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指标设置、评价方法及应用等方面对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国际国内经验进行针对性梳理;构建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技术路径,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评价工作的政策重点和保障措施:(1)厘清气候治理对低碳城市建设的影响机理;(2)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具有最佳拟合优度的指标构建;(3)完善评价程序及对接城市低碳发展蓝图;(4)在明晰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的统计意义和政策内涵的基础上提高已有评价体系之间的衔接与耦合度;(5)加强评价结果的使用,为精准快速把握新型城镇化蕴含的碳生产力机遇、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性——基于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比较

本文构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1一2018年10个贫困县(市),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同模型,测算脱贫攻坚指数、乡村振兴指数以及两者的耦合协同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各县(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井冈山市和吉安县均保持领先水平,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脱贫攻坚指数时间演化趋势基本一致。②两者的耦合协同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11年的中度协同(0.454 7)走向2018年的极度协同(0.803 8),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其最高水平仍为井冈山市和吉安县。不同时序脱贫县(市)耦合协同度及其所处协同阶段差异非常显著,2017年脱贫县(市)经历高度协同、极度协同阶段; 2018年脱贫县(市)要滞后一个阶段,起始于中度协同,最终步入极度协同;而2019年脱贫县(市)和未脱贫县(市)只经历前三个协同阶段。③良好耦合协同度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促共进的结果,实现乡村振兴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能促进贫困县早日脱贫,同时也是构建良好协同关系的重要基础,产业兴旺是影响贫困县(市)脱贫时序、乡村振兴水平及其耦合协同度差异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而生活富裕成为不同时序脱贫(市)的乡村振兴的共同均衡点。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思考:对脱贫较晚的县(市),耦合协同度相对滞后,要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乡村振兴带动脱贫攻坚以激发脱贫的内在动力,未来发展应该抓重点,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加快产业转型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脱贫较早的县(市),其耦合协同度相对领先,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的成果,要突出解决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从而达到五个维度的协同推进,形成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局面。     

城市化进程中的武汉市空气环境响应特征研究

以武汉市2000~2013年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空气环境综合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结构熵权法和响应度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空气环境响应时序特征和整体响应强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2000年后武汉市城市化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空气环境综合指数及其分量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综合指数呈波动中递增趋势;(2)空气环境综合指数及其分量对城市化有着不同的响应特征,其中,空气质量指数与综合指数由正响应转向负响应,2010年为拐点,表明近年来,武汉市空气环境压力变大,空气质量有恶化的趋势;(3)相同城市化进程中,空气环境质量的正向响应相对于空气负荷压力的减小具有不一致性和滞后性,2013年后的武汉市空气质量需要持久努力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减小空气污染排放的压力同时,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并要积极预防城市化扩张过程中的建设施工、道路、裸露地面等扬尘污染。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太原市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为例

推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国城市中有超过200个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的产业、能源结构单一,随着城市资源的日渐枯竭,普遍面临着产业转型难,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面临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挑战。文章构建了综合评估模型,通过厘清城市"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之间多元互动反馈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模型,并以太原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案例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发展理念、关键技术、政策体制、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可驱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转型。同时提出了"增长、生态、低碳、宜居、幸福"的五维太原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作用机理研究——基于PLS与SD的组合

针对目前旅游生态安全研究重视系统要素间的比较与综合,而忽视系统内部作用路径与动态机理分析的现状,以DPSIR的概念模型作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基础框架,将该系统作用机理分解为7条作用路径,并以中国30个主要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偏最小二乘法模型(PLS)描述系统静态作用机理,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SD)对系统动态作用机理进行动态仿真。研究结果表明:①采用PLS模型对DPSIR模型中的7条作用路径进行检验与测度,发现"响应-压力"的负向与"影响-响应"的正向作用不显著,造成系统反馈链条出现断裂,难以形成有效的循环反馈机制。据此,将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的静态作用机理解析为两个部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的单方向的链式作用路径,反映了旅游城市的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依存关系及影响;"响应-驱动力/压力"的发散式作用路径,综合汇总了旅游城市对生态安全系统管理能力。②依据修正的DPSIR模型,构建中国旅游城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模拟,揭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演变路径与发展趋势,并结合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规划设定政策情景模拟方案,探究在政策干预下我国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状况,并评测政府管理策略的实施绩效,识别旅游产业的策略诉求。依据系统发展现状仿真模拟结果表明,生态安全系统状态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游客数量遇到增长拐点而急剧减少,旅游产业协调度呈现曲线下降的态势;依据情景模拟结果表明,设定的"战略导向"与"协调导向"的两种情景模拟方案,均能够有效地改善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现行状况。而"协调导向"通过更加严格的控制游客数量的增长速率,降低产业发展速度,增强环保与基建投入等措施,能够有效地实现游客数量的持续增长,生态系统状况的良性改善,旅游协调度也呈现出优良稳定的态势。     

基于PSR模型的昆明市城市饮用水源区生态安全问题研究

昆明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城市饮用水生态安全问题事关昆明长远发展。本文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应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城市饮用水源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昆明市两大水库—松华坝水库和云龙水库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整体上两者都处于比较安全状态。松华坝水库的生态安全指数为0.895,已基本接近安全水平,松华坝水库准则层,压力系统安全指数为0.816,状态系统安全指数为0.986,响应系统安全指数为0.881,状态系统属于安全状态,压力系统和响应系统均属于较安全状态;云龙水库生态安全指数是0.826,云龙水库准则层,压力系统安全指数为0.937,状态系统安全指数为0.897,响应系统安全指数为0.645,压力系统属于安全状态,状态系统均属于较安全状态,响应系统属于较不安全状态,说明云龙水库的生态压力较小,但保护措施力度较弱,生态环境保护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     

加入WTO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及对策初步研究

加入WTO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也有一定影响。本文通过识别和筛选具体环境影响因子,界定评价范围,从WTO规则和入世后贸易变化两方面,遵循WTO规则-贸易政策/环境政策-(经济活动)-环境影响的链式反应逻辑关系,考察其中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运用投入产出等模型开展定量评估。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环境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出口隐含污染物"量呈先升后降趋势;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环境管理水平;加强环境监管和绿化贸易政策可以缓解环境压力。建议:逐步推动建立我国的绿色贸易政策体系;通过贸易和投资向国外转移部分产能;建立积极的环境与贸易谈判策略及政策制定保障机制。     

深圳红树林湿地系统健康评价

本文以深圳市福田自然保护区红树林为例,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了深圳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并根据熵权法和GM(1,1)模型计算深圳市红树林2008-2018年的综合生态健康指数(CHI)。结果表明:深圳市福田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综合健康指数(CHI)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亚健康状态,个别年份的生态系统综合生态健康指数出现下降,但从整体上看综合生态健康情况呈现良好发展的趋势。     

基于3D理论与SEM的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的耦合机制

为获取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运用路网-栅格集成法的加权时间成本距离模型对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测算，构建了基于“3D”理论的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获取了二者的空间耦合机制，并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各贫困县（区）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且邻近效应突出，骨干路网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县域的县外可达性水平；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发生率呈现中心发散、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程度的改善与地均GDP、市场距离、产业距离、交通分割、贫困分割呈正向相关，与地均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区域空间贫困程度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强度为023，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提升可达性水平和县域间通达程度，可为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空间分异研究

以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江西省在十三五规划当中所涉及的贫困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法，对贫困村的数量、空间分布密度及模式、垂直梯度分异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省际分布有所不同。数量上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并且同时存在典型的“平原型”贫困村和“山区型”贫困村，且在省域、国贫县、省贫县、非贫县、城市圈等多级尺度下的数量特征不同；（2）在城市群或者城市圈内，贫困村分布呈现低值集聚，而省域交界处的山区多为贫困村分布的高值集聚区；在巫山、雪峰山和武陵山的贫困连片分布区，贫困村多呈均匀型分布；在江汉平原地区，出现显著的集聚型分布；（3）贫困村的垂直空间分异显著。贫困村主要分布在海拔<200 m的平原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数量不断减少。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和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贫困村空间格局，实施更为科学的“精准扶贫”战略。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转型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深入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6～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域数量不断减少。（2）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作用力更强。不同区域应合理有序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基于资源理论的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

根据资源理论（RBT）。探讨了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文章依据资源状况特征。将贫困县域分为资源丰富型和瓷源缺乏型两类．分别提出和分析了资源丰富型和缺乏型贫困县域的经济竞争优势获取的不同路径。资源丰富型县域的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开发和保护现有的资源。如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经济作物、传统工艺产品等。来发展贫困县域的经济。同时,创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发展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相结合的发展路径。资源缺乏型贫困县域的经济竞争优势应根据县域的实际情况．构建贫困县域的无形资产，以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和企业家为主，创建地区的产业结构．制定发展战略从而带动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     

中国农村贫困的测度与模拟:1995-2003

本文介绍了基予GQ Lorenz曲线的参数方法测度贫困的基本原理，测算了1995—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商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商的家庭。贫困分解的模拟分析表明：不仅收入与贫困发生率有关，而且分配不合理却增加了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其政策涵义是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上。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 pathway to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In a major deviation from conventional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approaches where the emphasis of management is on provision of forest products to the participating villagers, the Tamil Nadu Afforestation Project (TAP) focused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s the principal mean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AP’s strategy in improving the ecology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of forest fringe villages using a diverse set of research methods.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a span of four to seven years, there was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orest cover, biodiversit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e project villages have also shown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various indicator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however, suggest continu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on of alternative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to place the programme on a stable ground. Meeting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local villagers through strong and durable institutional linkages is also suggested for the programme to sustain and succeed.     

省域旅游扶贫工程研究

旅游扶贫工程是解决贫困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广东为代表，在省城范围内开展的立体化协作旅游扶贫工程是一个实践创新，上个月政府主导、区域协调、系统动作、产业扶贫等特点和优势。本文在广东三年多来的实践基础上，首次提出“省域旅游扶贫工程”概念，并对这一新兴的旅游扶贫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了其运行机制，分析了其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误区，最后提出了基于政策实践的相关建议。     

贵州省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2003～2015

研究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脱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贫困发生率为研究指标,采用变异系数、空间统计模型、空间变差函数、双变量LISA模型等定量方法对2003～2015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在加深,区域差异日益加剧,在空间上呈东部、南部、西部高,而中部和北部低的"U"形空间分布格局。(2)县域贫困化重心在107.047 2°E～107.174 4°E,26.668 5°N～26.713 2°N之间变动,总体上向东南方向移动,贫困化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3)农村贫困化空间格局演变同时受到随机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其空间分异主要体现为南—北向,而西北—东南方向则较为均衡。(4)农村贫困化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粮食产量与农村贫困化的负相关关系最为明显,各因素与农村贫困化的双变量LISA聚类图的空间差异明显。最后,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定差异化扶贫措施和走产业扶贫的道路等方面提出了破解贵州省农村贫困的对策建议。     

The poverty of forestry policy: double standards on an uneven playing field

Can policies designed to maximize exploitation by elites benefit the people who live in forests? Forestry policy throughout the developing world originates from European “scientific” forestry traditions export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se policies were implemented by foreign and local elite whose interest was to maximize and extract profit. In spite of reform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period, policies on the environment usually remain biased against rural communities. Even when more recent policies are fair, the rural poor face severe biases in implementation. In addition, they must compete on an uneven playing field of ethnic and other social inequities and economic hurdl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orestry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maintain double standards on this uneven playing field in a manner that permanently excludes the rural poor from the natural wealth around them—producing poverty in the process. Change that would support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forest-based communities require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forest policy so as to counterbalance widespread regressive policies and structural asymme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