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 Cs在我国滨海核电周边海洋生物的富集及生态风险研究

铯-137(~(137)Cs)是滨海核电站液态流出物中主要人工放射性核素和重要监控指标之一,易被水生生物累积,有关核电周边海域内海洋生物的核素富集状况备受关注。通过分析海洋生物富集放射性~(137)Cs的方式、生物富集系数的种群特征、人工放射性核素在生物体内的辐射剂量率状况,结果显示:1)滨海核电周边海域内~(137)Cs的放射性水平较低; 2)海洋生物对于~(137)Cs的富集未呈现显著的种群规律; 3)目前对放射性铯的富集能力较高的生物主要是底栖生物; 4)核电厂周边海域内海洋生物通常未达到可导致电离辐射损伤的辐射剂量率水平。随着滨海核电在我国的大力发展,对能够快速反映环境放射性状况的指示生物的筛选、生物放射性质量安全及其生态健康风险需进一步关注。     

浙江省市级饮用水源地氨基甲酸酯农药的分析、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分析水体中痕量氨基甲酸酯农药,在5min之内完成15种氨基甲酸酯农药的分析,回收率为80.4%-120.7%,相对标准偏差为0.7%-12.0%,检测限为0.005ng·1-1 -0.2 ng·1-1.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浙江省市级饮用水源地水体中氨基甲酸酯农药污染现状及健康风险,结果表明,涕灭威、灭多威、克百威检出率较高,浓度分别为O.86ng·1-1-29.0ng·1-1、＜0.1ng·1-1 -170ng·1-1、＜0.01ng·1-1-14.0ng·1-1.河流型水源地水体中氨基甲酸酯农药污染比水库型水源地严重.饮用水源地氨基甲酸酯农药污染最大个人平均年风险为1.4×10-11a-1,涕灭威贡献率最高.     

洞庭湖区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洞庭湖区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根据2014年30个县级以上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数据,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推荐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洞庭湖区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由毒性物质所致总健康风险在8.77×10-10—7.42×10~(-5)a~(-1)之间,平均为1.07×10~(-5)a~(-1),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10~(-5)a~(-1),但高于部分机构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10-6a~(-1),总体属中等风险;总健康风险的大小顺序为地下水型河流型水库型,澧水松澧洪道资水湘江沅江汨罗江长江华容河,下游上游,常德市益阳市岳阳市望城区,中部东部西部;毒性物质总健康风险主要来自化学致癌物As,因此,As应作为水环境健康风险决策管理的重点;优先选取水库和河流作为城市饮用水源是降低洞庭湖区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的重要途径,加强上游城市污染治理和城市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对保障下游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具有关键性作用.     

田湾核电站周边土壤及植物中137Cs含量调查及人群内辐射风险评价

为了调查田湾核电站运行后土壤环境中核素137Cs放射性水平的变化及评估其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风险,采用现场采样测定的方法,分析了田湾核电站装料2年后周边土壤及植物中137Cs的放射性水平,并与运行前的本底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同时利用放射性核素对人群内辐射风险评价模型结合田湾地区居民饮食情况对人群辐射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核电站运行2年后周边土壤中137Cs的放射性水平与运行前相比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但个别村镇点位的137Cs放射性水平升高;核电站周边植物中137Cs的放射性水平均远低于我国相关国家标准(GB14882-1994)和运行前的本底值;田湾地区高公岛居民核素137Cs的年总摄入量为18.62Bq·a-1,远低于我国国标成人限值(GB14882-1994).通过摄入137Cs引起的人群内辐射总致癌风险较低,为1.51×10-7a-1,其中超过50%的风险来源于摄入鱼类海产品.     

珠江流域湖库型水源集水区酞酸酯(PAEs)类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以饮用水源集水区为中心,沿支流采集水样,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暴露风险评价方法,结合该地区的参数计算环境健康风险。结果表明:(1)所有采样点均检出PAEs类污染物邻苯二甲酸正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OP)和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其中DOP高于DBP和DEP。(2)该饮用水源集水区3种PAEs污染物质量浓度均高于流域内其他乡镇饮用水源,在国内外同类地区也属于中上水平。DOP是集水区内需首要控制的PAEs类污染物。(3)在人类活动干扰少的地区河流污染物的环境健康风险水平较低,而在人口密集区和工业集中区风险水平较高。河流上游风险值低,中游高,下游和库区又逐渐回落。该水源集水区的PAEs类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值未超过USEPA规定,但与国内外其它地区相比属于中上水平,存在一定的潜在健康风险,需要根据PAEs的可能来源在水源地环境风险管理中加以防范。     

珠江三角洲河流饮用水源中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及其风险

在极低的环境暴露水平(ng·L~(-1)—μg·L~(-1)),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EDs)就能对水生物的生殖、发育功能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威胁到饮用水源的安全。为深入了解珠江水源水中EEDs的污染现状,采用全自动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FASPE-GC/MS)法对珠江三角洲河流饮用水源地中EEDs的含量分布和季节变异进行了调查,并评价了其潜在的生态风险。结果发现,EEDs广泛存在于珠三角水源水中,总EEDs(ΣEEDs)的质量浓度在26.8—2 460 ng·L~(-1)之间,平均值和中值分别为775、325 ng·L~(-1);其中辛基酚(OP)、壬基酚(NP)、双酚A(BPA)和雌酮(E1)的质量浓度范围(平均值/中值)分别为LOQ (定量限)—121 ng·L~(-1)(42.9/15.2 ng·L~(-1))、15.2—2 270 ng·L~(-1)(821/338 ng·L~(-1))、1.19—177 ng·L~(-1)(56.21/52.0ng·L~(-1))、nd (未检出)—2.5 ng·L~(-1)(0.9 ng·L~(-1)/LOQ)。各水源地EEDs总体污染水平:东江东莞段流溪河下游西江北江,丰水期ΣEEDs的质量浓度显著高于枯水期(P0.05)。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相比,珠三角河流水源水中EEDs的污染处于中高水平。丰水/枯水期水源水中OP、NP、BPA、E1的风险商(RQ)平均值分别为0.47/0.13、2.25/0.6、0.05/0.08、0.18/0.07,可见OP、BPA、E1在两季均呈中低风险水平,NP则呈中高风险水平。丰水期和枯水期饮用水源地EEDs的危害指数(HI)范围(平均值)分别为0.28—6.05(2.95)、0.045—3.23(0.88),表明丰水期的风险水平总体高于枯水期(P0.05)。两季高风险点(HI1)占总点位的41.7%,均出现在流溪河下游和东江东莞段,表明以上水源地处于高生态风险水平,已对当地水生生物及饮用水安全形成严重威胁;西江和北江的饮用水源地则处于中低风险水平。     

北京和上海市居民冬夏两季饮用水消费习惯

饮用水是人体暴露于有毒物质的重要暴露源,为了定量描述饮用水中污染物对暴露人群所造成的危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对饮用水的健康风险评价做了大量的研究.通常,健康风险评价需要污染物毒理学数据和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数据.目前,针对很多的有毒污染物,国际上已经建立了应用于健康风险评价的毒理学数据库,同时积累了大量可用的有效数据.而对于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数据,则是健康风险评价所要研究的重点.正确估计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需要消费者提供大量的消费信息.例如,暴露人群每天消费的饮用水水量.美国环保局(EPA)认为成人每天消耗的饮用水水量为2L·d-1,此外,饮用水的消耗量会随着暴露人群的身体活动状况和所处环境状况(温度,湿度等)的改变而改变.目前,许多研究都是关于饮用水消费信息的,总体来讲这些研究结果基本上与美国环保局所采用的饮水消耗数据相一致.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居民有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饮用水消费方式,如果在进行中国居民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过程中应用美国环保局的假设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工作在我国开展并不多,尤其缺少中国居民饮用水消费习惯的数据库.这些客观条件使得在我国进行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时只能从基础做起,积累有效的数据.本研究以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2002年到2004年分冬夏两季分别进行了4次饮用水消费习惯调查.研究采用随机入户方式(2004年至2005年),与中央电视台-索福瑞联合调查有限公司合作进行.参加调查的家庭从中央电视台入户收视率调查的基础数据库中随机抽取,在抽取过程中兼顾了不同城区、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收入水平等因素.研究表明,北京和上海居民冬夏两季的日均饮水量分别为2.2L·d-1、1.7L·d-1、2.0L·d-1和1.8L·d-1,这一结果和美国环保局的假设基本一致.同时本研究考察了性别、年龄、职业和季节对应用水消费习惯的影响.研究表明,日均饮水量随年龄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北京的夏季调查中趋势明显(p=0.01);男性的日均饮用水量大于女性,在上海冬季和夏季调查中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冬季:p=0.01;夏季:p=0.04);季节也同样影响被访者的日均饮水量,但是在4次调查中均未发现显著性差异.在北京冬季和夏季的调查中均发现了工作地点对饮用水消费习惯的显著影响(夏季p=0.01和冬季p=0.00).研究同样考察了居民饮用水消费类型,调查结果表明,煮沸后的自来水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日常饮品(上海夏季:58.3%;上海冬季67.9%;北京夏季:42.7%;北京冬季:60.0%).同时消费桶装纯净水的被访者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上海夏季:36.2%;上海冬季:24.7%;北京夏季:30.7%;北京冬季:60.0%).研究同时表明,在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牛奶和豆奶已经成为重要的日常饮品.极少量的居民(北京夏季:10.7%;北京冬季5.7%;上海夏季1.2%;上海冬季0.6%)有直接饮用自来水的习惯.研究表明滞留水(在自来水水管中滞留6h以上的自来水)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水,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中国居民几乎不直接饮用滞留水.当前,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但是这一技术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作为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的前期工作,为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数据.     

Water Consumption Habit in General Population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China

饮用水是人体暴露于有毒物质的重要暴露源,为了定量描述饮用水中污染物对暴露人群所造成的危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对饮用水的健康风险评价做了大量的研究. 通常,健康风险评价需要污染物毒理学数据和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数据. 目前,针对很多的有毒污染物,国际上已经建立了应用于健康风险评价的毒理学数据库,同时积累了大量可用的有效数据. 而对于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数据,则是健康风险评价所要研究的重点. 正确估计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需要消费者提供大量的消费信息. 例如,暴露人群每天消费的饮用水水量. 美国环保局(EPA)认为成人每天消耗的饮用水水量为2L·d-1,此外,饮用水的消耗量会随着暴露人群的身体活动状况和所处环境状况(温度,湿度等)的改变而改变. 目前,许多研究都是关于饮用水消费信息的,总体来讲这些研究结果基本上与美国环保局所采用的饮水消耗数据相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居民有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饮用水消费方式,如果在进行中国居民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过程中应用美国环保局的假设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工作在我国开展并不多,尤其缺少中国居民饮用水消费习惯的数据库. 这些客观条件使得在我国进行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时只能从基础做起,积累有效的数据. 本研究以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2002年到2004年分冬夏两季分别进行了4次饮用水消费习惯调查. 研究采用随机入户方式(2004年至2005年),与中央电视台-索福瑞联合调查有限公司合作进行. 参加调查的家庭从中央电视台入户收视率调查的基础数据库中随机抽取,在抽取过程中兼顾了不同城区、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收入水平等因素. 研究表明,北京和上海居民冬夏两季的日均饮水量分别为2.2L·d-1、1.7L·d-1、2.0L·d-1和1.8L·d-1,这一结果和美国环保局的假设基本一致. 同时本研究考察了性别、年龄、职业和季节对应用水消费习惯的影响. 研究表明,日均饮水量随年龄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北京的夏季调查中趋势明显(p=0.01);男性的日均饮用水量大于女性,在上海冬季和夏季调查中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冬季：p=0.01;夏季：p=0.04);季节也同样影响被访者的日均饮水量,但是在4次调查中均未发现显著性差异. 在北京冬季和夏季的调查中均发现了工作地点对饮用水消费习惯的显著影响(夏季p=0.01 和冬季p=0.00). 研究同样考察了居民饮用水消费类型,调查结果表明,煮沸后的自来水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日常饮品(上海夏季：58.3%;上海冬季67.9%;北京夏季：42.7%;北京冬季：60.0%). 同时消费桶装纯净水的被访者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上海夏季：36.2%;上海冬季：24.7%;北京夏季：30.7%;北京冬季：60.0%). 研究同时表明,在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牛奶和豆奶已经成为重要的日常饮品. 极少量的居民(北京夏季：10.7%;北京冬季5.7%;上海夏季1.2%;上海冬季0.6%)有直接饮用自来水的习惯. 研究表明滞留水(在自来水水管中滞留6h以上的自来水)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水,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中国居民几乎不直接饮用滞留水. 当前,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但是这一技术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本研究作为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的前期工作,为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数据.     

保定市区生活饮用水中重金属污染物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以保定市3个市区的居民生活饮用水为研究对象,对其中Mn、Cu、Zn、As、Cd、Hg、Pb等重金属离子的含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采用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和目前美国环保署(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各市区饮用水中重金属所引起的健康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保定市各市区饮用水中重金属平均浓度范围分别为Mn:5.31—13.7μg·L-1,Cu:3.24—7.46μg·L-1,Zn:96.3—107μg·L-1,As:0.72—0.78μg·L-1,Cd:0.03—0.05μg·L-1,Hg:1.69—1.79μg·L-1,Pb:0.26—1.16μg·L-1,均未超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风险中,As在北市区所引起的致癌风险最大(5.3×10-6a-1),Cd在新市区的致癌风险最大(1.4×10-7a-1),但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通过饮水途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0×10-5a-1);在保定市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非致癌健康风险中,Zn的风险最大,Hg次之,但两者风险水平均在10-6—10-8之间,也低于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此外,研究还表明大部分给水管材及其使用年限对水中重金属浓度影响不大.     

蓝田县农村居民饮用地下水中硝态氮污染及健康风险评价

在对蓝田县西北地区农村居民饮用地下水硝态氮含量进行测定的基础上,应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饮用地下水硝态氮污染的健康风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枯水期(3月)和丰水期(9月)蓝田县居民饮用地下水中硝态氮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12.00和15.81 mg.L-1,部分样品超过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限量值(20 mg.L-1)。随井深的增加,地下水硝态氮含量明显减小,0～20 m井深硝态氮污染最为严重,>60 m深地下水硝态氮含量较低。健康风险评价表明,南部塬区的焦岱镇、史家寨乡以及河谷阶地的普化镇、玉山镇等区域儿童健康风险指数大于1,也有小部分区域成人健康风险指数大于1,属于不可接受范围;北部山区成人和儿童健康风险值均小于1,在可接受范围内。     

斑马鱼幼鱼运动行为测试评价饮用水安全

饮用水安全直接关乎人类的健康与安全,当前迫切需要全新的毒性测试方法对饮用水的潜在人类健康风险进行全面、准确和灵敏的评估和预警。本研究以反渗透技术(RO)取代常用的固相萃取,分别浓缩饮用水厂的进厂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毒性试验水样的前处理。反渗透技术前处理方法可以避免传统固相萃取方法中使用的有机溶剂对行为学测试体系的干扰。RO浓缩后的饮用水对斑马鱼胚胎进行持续暴露,采用Viewpoint行为测试软件量化分析出生后第6天(6 dpf)斑马鱼幼鱼的运动行为,选择运动距离和转向行为作为测试终点,分析进厂水、出厂水及管网水的潜在毒性及可能变化。结果表明,暴露在进厂水的幼鱼出现了明显的行为变化,尤其在较高浓度(20倍浓缩)暴露时,运动距离相比对照组显著减少,同时伴有剧烈的转向等异常行为;管网水对斑马鱼幼鱼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出厂水对幼鱼的运动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反映出当前饮用水厂深度处理工艺可以有效降低进厂水的潜在毒性和健康风险,但是经供水管网输送后,其水质可能发生了改变,导致管网水可能存在潜在的毒性。本研究所采用的反渗透技术前处理技术及斑马鱼幼鱼的运动行为学测试方法,可用于未来建立评估饮用水水质安全的早期预警系统。     

Transport and redistribution of Chernobyl fallout radionuclides by fluvial processes: Some preliminary evidence

Several measurements of¹³⁷Cs concentrations in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ed by the River Severn during the post-Chernobyl period and in recent channel and floodplain deposits along the river emphasise the potential significance of fluvial processes in the transport and concentration of fallout radionuclides.     

拉萨河流域重金属污染及健康风险评价

在分析拉萨河水体重金属污染现状以及水质理化参数的基础上,对重金属含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并运用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进行了健康风险的初步评价.结果表明Cd、Pb、Cu、Mn、Ni和Zn未超过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的限值,As和Fe严重超标.8种重金属含量与pH值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Zn、Ni与Pb污染存在一定的同源性,而Ni与Cd来源不同,As、Mn、Fe、Cu之间污染具有多源性.污染物通过皮肤接触途径所造成的危害要远小于饮水途径,致癌物风险比非致癌物高2—8个数量级.其中As对总风险贡献率为99.60%,成为主要的风险污染物.拉萨河水体中污染物引起的总健康风险高于EPA推荐的标准值,具有显著的风险,应引起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部门的关注.     

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砷中毒高发区作物中砷的检测及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研究地方性砷中毒高发区作物中砷含量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4个自然村采集了72个谷物蔬菜水果、81份人体尿样和8个自来水样品。用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HPLC-ICP-MS)分析测定采集的样品中各形态砷及其含量;用ICP-MS分析测定消解后的作物样品中砷总量。结果表明,自来水中总砷含量均小于1.0μg·L-1。尿液样品中总砷含量为4.50～319μg·L-1(平均值为56.9μg·L-1),二甲基砷(DMA)是尿砷的主要形态(>70%)。作物中砷的主要形态有无机三价砷As(III)、无机五价砷As(V)和DMA。谷物和蔬菜水果中总砷含量的最大值分别为102和335μg·kg-1。成人和儿童最大日摄入砷量分别为232和205μg。通过分析采样地人体尿砷、作物砷和地方性砷中毒发病率的相关性得出,作物中砷的含量虽未明显超过国家标准,但对人体健康有明显的潜在威胁。政府改水后(饮用水由井水变为达标的自来水),人体的健康风险主要来自作物中的砷,而不是饮用水中的砷。     

渭河流域关中段地表水重金属的污染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价

由于重金属的毒理性及其对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影响,水生环境的重金属污染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渭河是黄河的第一大支流,近年来随着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渭河的水质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对渭河流域地表水重金属的污染状况缺乏全面评估.以渭河流域关中段为研究区域,采集了该流域35个地表水样品,检测了12种重金属元素(Cr、Mn、Fe...     

Anthropogenic influence on surface water quality of the Nhue and Day sub-river systems in Vietnam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14 physical and chemical surface water parameters in the Nhue and Day sub-river systems of Vietnam, surface water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43 sampling sites during the dry and rainy seasons in 2007. The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examined by Mann–Whitney U-test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ater quality of the Day River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while this was not the case of the Nhue River. However, the river water did not meet the Vietnamese surface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for dissolved oxygen (DO), biological oxygen demand (BOD₅),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nutrients, total coliform, and fecal coliform. This implies that the health of local communities using untreated river water for drinking purposes as well as irrigation of vegetables may be at risk. Forty-three sampling sites were grouped into four main clusters on the basis of water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land use and revealed the contamination levels from anthropogenic sources.     

放射性核素水环境质量标准研究进展

地球环境中广泛存在的放射性核素对人类和其他物种产生辐射安全风险,成为水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人类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以及核与辐射安全复杂的国际形势,放射性核素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饮用水水质标准中的放射性核素限值基于个人辐射剂量标准,评估方法已经建立,并在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中得到广泛应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放射性核素限值基于辐射环境、参考生物、个体单位时间内的辐射剂量限值,对此各国际组织和国家相继开展了放射性核素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并逐步制定相关标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水环境质量标准存在放射性核素指标数量少、修订频率滞后、科学适用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在我国核能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加强放射性核素的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建立健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放射性核素指标体系成为我国水环境研究的紧迫任务。     

地方性砷中毒地区环境砷暴露健康风险研究进展

自然因素引起的环境高砷暴露及其健康效应,尤其是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是砷污染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总结地方性砷中毒在环境砷暴露的风险识别、暴露途径和暴露与健康效应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基础上,指出了地方性砷中毒研究中仅强调了饮水污染,关注的暴露途径比较单一,因此,人体多途径联合砷暴露的健康风险评估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是唯一存在饮水和燃煤2种自然环境高砷暴露的国家,是研究2种类型砷暴露异同的天然场地,然而目前环境高砷的暴露及其健康效应的研究均为独立研究,对燃煤型地方性砷中毒在呼吸链砷暴露风险评估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因此,通过开展两种环境砷暴露及其健康效应的综合比较研究,建立呼吸链暴露评估和暴露-健康效应模型,可以为人体多途径联合砷暴露的健康风险研究提供新的依据。     

Water shorta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utilis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region,China

With an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gion, the Yellow River is at crisis poin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water resources is a key issue. In 2000–2006, the mean annual discharge of the Yellow River entering the delta was 13.2 billion m³, a reduction of 18.6 billion m³ compared with the 1980s, and 9 billion m³ less than in the 1990s. The water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sectors are increasing. Large amounts of water essential to maintain the health of the delta ecosystem have been diverted for other users. The lower river channel is shrinking and the threat of flooding is becoming severe. Moreover, water pollution is increasing to a serious level; the river mouth ecosystem is subject to degradation. Due to overall decreased flow into the delta, and almost no flow into the delta for much of the year except in wet periods, biodiversity is threatened and there has been degrad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view of the water scarcity and variation in water supply,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realise sustainable water use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region. In view of the lack of a complete index system for sustainable utilisation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jor counter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water use in the region. A ra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for water prices is needed.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water saving need to be directed by water prices, and thus the reasonable 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must also be directed by water prices.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is to be encoura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water user association that will become involved in formulating water rights, water allocation and water prices.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is association will be done in a democratic way to promote the social management of water saving.     

Chemical and bacterial quality monitoring of the Nile River water and associated health risks in Qena–Sohag sector,Egypt

The River Nile is the primary source of freshwater for drinking, irrigation, and industrial purposes in Egypt. Thus, the water quality in this river concerns the health of local inhabitants.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s seasonal variations of various physicochemical and heavy metals parameters and microbial load of water at 15 sites from Qena to Sohag cities, Egypt. The water is fresh with TDS?≤?270 and 410 mg L^?1 in summer and winter, respectively. Fe, Mn, Cd, Cr, Cu, Ni, and Zn concentrations were within drinking water specification in both seasons except Cr and Cd in summer. Viable numbers of total coliform, fecal coliform, and fecal streptococci were recorded in both seasons with fecal streptococci's disappearing in winter. The concentrations of salts and ions in winter were higher than summer due to decreased water quantity and flow rate in this season. On the other hand, heavy metals and bacteria were higher in summer owing to the rain and weathering of upstream rocks and increasing of human activities during the summer. The calculated water quality index (WQI) depicted that the chemical quality of water was poor for drinking and treatment, especially biological treatment, which is required before the water is supplied for drinking.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factors such as probable daily intake, hazard quotient, and carcinogenic risk indicated high risks of Cr, Cd, and Ni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in both seasons. The non-carcinogenic and carcinogenic risks are mainly posed by Cr. The WQI values for the other water uses indicated the marginal quality for aquatic life, fair for irrigation, and fair in summer to good in winter for livestock consumption. The irrigation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indicated that the water could be used to irrigate all soils and crops except the hazard of biological contamination. The water–rock interaction controls water chemistry besides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nd municipal wastewaters were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water pollution and should be treated before discharge into the Nile River. Source and drinking water should be monitored continuously to prevent related human waterborne diseases.